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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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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必然合在一起，就是你现在面对的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我这必然是——有话就说，有话就得说，尤其是碰到抱打不平的事。
当年反右时候，我在HB大学上学。人家都说我这人嘴巴贴不上封条。同班一个男生，十九岁，三代贫农出身，就是因为给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好呀，捅马蜂窝了！说他攻击党，打成右派，我当时十八岁。在二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一个人站出来为他抱打不平。我说：“他爹是党支书，三代苦出身，没有党就没有他，他怎么会反对党？”我一连十多次为他辩论，驳得那伙人张口结舌，人家都说这丫头太冲了。于是最后给做的结论是“赤膊上阵为右派分子翻案”，内定“中右”。
可是定为“中右”这事我并不知道。文革起来时我没事。我那时在某某中学做语文教师，只是有一些学生给我贴了大字报，这好像下雨时走在街上，谁肩膀上不落几个雨点？当时社会上抄资本家正凶，我看得气不平，那个“有话就得说”的毛病又犯了，便对一些老师说：“凭什么抄人家，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资产阶级在国旗上还是一个星星呢！除非把那颗星星去掉！”
这句话不知叫谁告发了。好呵，滔天大罪！诬蔑红卫兵运动，为资本家鸣不平，攻击文化大革命。一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再一查档案，五七年反右时还是个“中右”，原来还是个“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罪加一等。据说档案上记录我的反动言论可多了。比如档案上有一条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到处散布“大炼钢铁把住家的大铁门拆下来，炼成豆腐渣”。这真叫我毛骨悚然，我平时随随便便说的话，怎么全在档案里？难道我背后总跟着一个隐身人，专门记录我的言论？这样，我就成了一贯反动的大家伙！
靠着谣言诽谤、靠着背后议论、靠着告密的内容来塑造一个人，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悲哀？
当然，我不应该怪别人，应该怪我的性格，还有我的嘴。我不是说过吗——我也是一个必然。等我被关进牛棚，不准再见我三岁的女儿时，我真想用封条把自己的嘴封上！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
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
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
一九七八年我恢复教学工作时，一位在文革中整过人的领导，召开全校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会”。他站在台上宣布，不但给我落实了工作，还委以重任，叫我做年级业务组长，以表示他“大胆落实，紧跟中央”。大家见我苦尽甜来，受到重视，都热情鼓掌。我心里却腾地一股气冒上来！
这个人在文革时一直是革命宠儿。我在牛棚时常常会有红卫兵突然闯进来把人一顿死打，每次向他报告，他都不说什么，可转天红卫兵打得更厉害。他是很阴狠的人。
我想，当初你把我揪出来后，说“又揪出一个阶级敌人！”把这当做成绩向上汇报；现在形势反过来了，你又把我落实政策当做一个资本。无论怎么样，你们都是正确的。我死我活，都是你们脸上的金子。我变成尸体，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基石，还得感谢你们！去你们的吧！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表情，用眼冷冷地瞅着他。我没开口骂他就算客气了。
现在我则想，应该起诉他们，叫这些人赔偿精神损失！
我在文革，有一句名言叫做：做奴隶，不做奴才。当然这句名言是对自己而言，是一句座右铭。
先说做奴隶。
做奴隶是被迫的。我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经常给弄到街上“游斗”（用游行的方式批斗）。胸前挂个大牌子，用黑笔写上我的姓名，再用红笔打个大十叉。左右两排手待木枪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边走一边喊打倒我的口号。有时还在旅店门前停住，招呼住店的外地人出来斗我。刚开始我很怕给熟人看见，怕难看，后来没有这种担心了。我就像奴隶时代的奴隶。奴隶的工作是两种，一种是劳役，一种好比马戏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无效的，只有听之任之。
但我决不做奴才。
有一件事给我很深刻的认识。我们在牛棚里挨打多是在半夜里。红卫兵们突然开门闯入，不准开灯，他们举着火把。想打谁就用布袋往谁的头上一罩，再打。或者是在背后打耳光，这样打可以使我们看不见是谁打的，因而常常打得双耳发懵，眼冒金星。我就想了，你们这样打无非是怕我们看见是谁打的。嘿，你们还不如法西斯呢，法西斯是面对面打人的。你们是偷偷摸模，藏头藏脸。理直则气壮，理亏则胆虚，你们口号喊破了天，打起人来原来也有伤天害理之感。从此，我对这些搞运动的人，抱着一种很强很强的看不起的心理！
我被迫做奴隶，挨打受骂，劳动改造，我还被下放到农村干过八年农活呢！但我决不会逢迎、献媚、讨好、告密、出卖别人。我不当奴才。被屈辱不可耻，但奴才是可耻的。
我有时很奇怪，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喊着叫着现代化，可是包公却一直没倒，济世救世，为民做主，威风十足。人们居然还这么喜欢包公。有谁想过，包青天愈多，说明法制愈不健全，中国愈没希望。
你是作家，我对你们文艺界真是搞不明白。那些腐朽的、封建的、跟现代化顶牛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起劲地宣传。比如《王宝钏》那出戏的观念，绝对不能叫人容忍。薛平贵在外边娶老婆，酒色财气一样不缺，王宝钏却孤零零守着寒窑，一守就是十八年。薛平贵回来还要考察她这十八年是否贞节烈女，残酷不残酷呀！中国人总欣赏这种东西还有希望吗？
我更不明白，你们怎么对皇上兴趣那么大？看看你们的电视剧吧！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单说清代的皇帝，从康熙、雍正、乾隆到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全成了被美化的光辉形象。甚至皇上爱谁，谁就成了银屏上头号的女主角。这不又回到了封建时代了？
都说中国的文化神秘，我看最神秘的还是宫闱秘闻。小百姓历来对皇上们的生活充满好奇。原故是，历代皇上无不把自己放在神坛上，借神权壮权威；事情的另一面便是百姓们把自己放在拜神的位置上。这不正是一种封建的精神奴役吗？人们为什么还美滋滋地戴着这精神枷锁？
我们这些老戏真是没法与莎士比亚相比。我同意一种看法，我们至今没有进入人文主义阶段，还是滑行在“衣食父母”的惯性里。
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想说我自己那些具体的经历了。我的个人遭遇，我的苦乐悲欢，也许远不如你写过的那些人经受的惨烈。我最想说的是那些思想的触动与精神的感受。
即使在农村平凡的劳动中，我常常也会被触动。
比方过去总爱说我们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最典型、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是“韭菜麦苗不分”。由此说明了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的改造。我们当时对这句话真是信服得五体投地，深信念书把自己变成了废人；可是当我被赶到农村，在地里一转，马上就发现自己更愚蠢，这愚蠢不是因为自己对农业的无知，而是把这样简单的1＋12的常识居然还当成真理。谁不知道韭菜一畦畦，麦苗一片片？我心想，不是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而农民应该向我们学习；不是我们接受玫造，而是要用知识改造农业、改造农民，把大老粗改造成大老细！
这几十年，我们听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革命。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也被革了几十年命，但革命是什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改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吗？
但是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被我们称做农民革命，哪一次农民革命改变了生产关系？一次次农民起义，不过是财产和权力的转移和一次次这种转移的重复。从姓赵、到姓钱、到姓孙、到姓李，没有新的关系出现，没有知识的作用和知识的必然，更没有任何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不过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直到辛亥革命和土改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而真正带来生产关系巨大变革的，是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改革才是革命，文革是一场暴乱。
一九六九年，牛棚允许我“走读”（晚上可以回家），我已经和我的家庭阔别了将近一年。尤其是我的女儿。我进牛棚时她才三岁，此刻已经四岁。在牛棚里，任何打骂我都能承受；唯有对女儿的思念使我内心难安——你看，我怎么又说起自己具体的经历来了？
我被释放回家。一看，怔了。原来校革委会已经先来人，用大字报把我整个房子全糊了起来。从屋外的墙壁门窗到屋内的床架、柜门、书桌、镜子，全贴满大字报。这是不叫我松半口气。进了屋子，我女儿正站在床上。她没等我说话，便睁大眼睛，问我：“妈妈，你能改好吗？”
我很少哭，但这次哭了。我哭出声来，点头，答应女儿。但不是答应别的任何人。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我只不过说了几句最普通的抱打不平和在理的话。
可是，挺强大的一个国家，难道竟怕我这几句话？
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他向组织“交心”的材料——无非是心里一点点不满意的话，为了对组织表示忠诚而在“交心”时说了出来——文革时便成了他的“反动言论”。不要认为这是天下奇闻，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腹非”也不行呵。腹非？意思就是肚子里的反叛。
所以我开头就说，发生文革是一种必然。这好像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地震那时好像很突然，其实它的原因已埋藏在地下，迟早要发生。我看过你写的一句话：
“必然是必然的偶然，
偶然是偶然的必然。”
我不相信文革还会重演。因为现在人已经不像文革时那个样子。我刚给揪出来时，每次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不叫我去参加游行，我心里还别扭呢！那些年，我写的几十万字检查材料，一律是娟秀小字，保证没有错别字。那时有多傻！愚弄群众的另一面，都是因为群众愚昧。现在的人聪明多了。可是，文革一半又是聪明人干的。
你说，应该怎么做才好？
弄懂文革是不易的。弄懂之前先要叫人们知道真实的情况。
胡适说：历史是个小姑娘。意思是历史是打扮出来的；我说：历史是块橡皮泥，随人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祥。你能把它变成一面不走样的镜子吗？
你可别写完之后，叫我看了失望。
文革的发生，一半是因为封住了人们的嘴巴。
第30章 死脸
1966年5岁 男 R市M街幼儿园儿童
谁也不会想到整个文革压在了我的身上——把我拉到墙角批斗——我有逆反心理——一种叫我非常头疼的性格形成了——我的外号：死脸！
——文革不缺乏演员——我那根神经依然还在
我经常陷入一种很深的痛苦中无以自拔，就是为了我这张“死脸”——一张没有笑容、死气沉沉的脸。我无法改变它，因为它是我的性格。每当我对镜子看着自己这冰冷僵硬的面孔时，心里就升起一种刻骨仇恨：我仇视文革！
那天，我要对您说说文革经历，您居然笑着说：“你文革时不过十岁吧，你有什么好谈的呢！”老实说，那天我对您有点冒火，要是在前几年，准会和您大吵一场。当然今天也不会吵，只是想把我憋在心里二三十年的话对您说说。
文革开始时我五岁。但我对文革还有印象，而且很清晰很强烈。我还记得一个人被一帮人押着在街上走。他胸前挂着一个大白牌子，上边写着什么不知道，那时我不认字。这人头上扣着个高帽子。押他的那些人“当、当”敲着锣。他被押到自己的家门口吧，门前放着一张桌子，他被逼着站在桌子上，那帮人不停地挥着拳头喊口号……当时自己做了些什么早已忘了。至于那时的心里——是害怕还是好奇，一点也不记得。但是记得家里人只准我站在门口看。因为我爷爷是资本家正在挨抄，我是被从幼儿园接出来紧跟着转移到外公家的。外公在旧社会是高级职员，有股份，被当做“资本家的走狗”，时时都会大祸临头，家中充满紧张的气氛。但我却感觉不到。我坐在大门口的台阶看许多红旗在迎风飘扬，非常漂亮，后来才知道那是红卫兵起来造反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被接回爷爷家。家里的房子都贴上封条，只留一间给我爸爸妈妈住。爷爷被送到爸爸的一位同学家，这个人很讲义气，把爷爷隐藏起来。爷爷在四十年代开过一家面粉厂和一家焊条厂，很有些钱，招得邻居的妒嫉。据说抄家时，邻居们好像控制不住一拥而入，发疯一样乱砍乱砸，顷刻间我家好像中了重磅炸弹。
那时候大人们都注意着他们自己的事。爸爸虽然是教员，因为出身不好终日提心吊胆，谁也不会想到整个文革也压在我的身上。
我家住的那片地方穷人多，有钱而挨抄的人家少，我就成了出名的狗崽子，成了同龄的出身好的孩子们攻击的对象。走在街上，会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阵石块；呆在家里，也会忽然响起一阵凶猛的砸门声，跟着一阵哄笑。“狗崽子”之类的呼喊整天响在耳边。他们还在我家的门板和外墙上，用粉笔写满“打倒资本家狗崽子×××！”的标语。×××就是我的名字。我那时真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的敌人。我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次父亲叫我去买香烟，我坐在那里不动，直到父亲发火才硬着头皮出去。买了烟回家的路上，被邻居的孩子们发现，他们把我拉到墙角，批斗我。两个人使劲架着我的胳膊，还把我的脑袋往下按，朝我喊着口号，还往我脸上啐唾沫。直到一个过路的大人喊了一嗓子，他们才跑散。我回到家，本来要把一肚子委屈告诉爸爸。一看爸爸因为我迟迟归来而满脸责怪的神气，我便把肚子里的话憋住了，并暗暗发誓，我再受什么苦也不会告诉他的。
很快我七岁了，上了学，成了学生，但同时又成为班上唯一的“狗崽子”。我不愿意上学。我最怕上学和下学那一段路。在路上我随时随地会受到屈辱。我又成了同学们的攻击对象，恶作剧的对象，有时干脆是一种玩物。每到上课时，我总希望老师在我身边多站一站，因为老师一走远，威胁便会出现。身边或身后的同学会拿铅笔头狠狠扎我一下。有一次，邻座一个同学面对老师，神气像在听课，桌子下边却用手使劲掐我的腿。我只要向老师告他，他就会说我陷害，说我是“阶级报复”。那时的政治用语有着强大的威力。我只能忍着，同时我也忍着眼泪。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一种反抗的东西。我懂得，眼泪只是输的表现。
我内心已经灌满仇恨，恨邻居的孩子、恨同学、恨他们的家长！我实在克制不了时，就和他们对打。但吃亏的总是我。老师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学。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们打架，还要再狠打我一顿。爸爸怕我惹祸。但是我有逆反心理！只要他们欺负我，我就和他们死拼，常常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谁问也不说。当时学生们合唱一支很出名的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您一定知道——我暗中把歌词改了，唱成“文化大革命就不好！”这在当时是有死罪的，幸亏大家唱的声音很大，没人发现。您想我多么恨文革。
我躲避社会，逃避一切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我感觉，大人对我没有太多的敌意，但同龄人都与我为敌。我活得非常紧张。只有夜间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夜晚的空间属于我。我常常幻想着自己神通广大，把那些欺侮我的人统统打倒在地，他们全部跪着向我求饶。但到了白天一走进社会，那种很强很强的恐惧感就来了。我是那样的孤单，冰冷，无助。只有一个同班学生，他是工人出身，他妈妈对他说：“你就跟×××（我的名字）玩吧，他人聪明，念书又好，将来准有出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人说我这样的话。一段时间里，我一想到这话就浑身感到温暖。我真想去向这同学的妈妈说点什么，但我又怕见到她，我早已经不习惯向别人表达感情了。
四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因为学习成绩好，全班考第一，老师暗示我争取加入红小兵。我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那感觉真像要飞上天了。可是突然出了一件事。在学校的操场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是用白粉笔写在操场的红砖墙上的。这是个了不得的事件！公安局来人鉴定，认定写反标的人肯定在我们学生中间。一下子，我感到全班的同学对我的神情全变了，全不理我了，只用眼角看我，背后总在嘀咕我。上课时我举手提问，老师也不理我。我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写反标的坏人，因为我是反动阶级的狗崽子。
可是最后调查出写反标的是五年级一个男生。他出身是苦大仇深的三代红家庭。他写了反标，然后自己再去报告。他说这样做是想当“英雄”。事情过去了，但我牢牢记住那些眼神，那些微妙的举动，那些背后嘀嘀咕咕的声音。
我渐渐变得非常敏感，脆弱，多疑。只要同学们说什么，我就认为是针对我，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来。
我哪里知道一种后来叫我非常头疼的性格渐渐形成了。
我考入中学后，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已经没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照理说，我的心理问题应该消除了，不，恰恰相反！这时，我的性格问题才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合群。不喜欢与人接近，防备心理特别重。同年级一个同学有个小毛病，喜欢动手动脚地与人打逗，他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都下意识地抬起胳膊挡一挡。同学们笑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胆小和敏感，对，我就是这样过敏，总疑惑别人害我。特别是当我与别人说话时只要对方一走神，我就认为他故意不理我，歧视我，或者有意侮辱我。我会突然暴怒。这佯，我与同学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我感到，他们在联合起来，故意拿我找乐，和我作对。尽管我和他们的矛盾已经不存在政治因素了，但这种矛盾常常会触动我旧日那些伤疼。最后，我和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几乎一说话就吵嘴，一吵嘴就动手。同学们暗地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死脸”。他们背着我叫这个外号，怕我听到。可是当我听到了这个纯
属侮辱性的外号时却没有发怒，而是陷入很深的痛苦。我面对镜子看自己的脸，差点把镜子砸了。难道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张毫无生气、从无笑容的脸吗？
我试图改变自己。但是改变性格比什么都难。尤其令我头疼的事，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和同龄人交往。我好像与生俱来地害怕他们。
我在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到一家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工作。一次，一位中学同学来我公司办事，他惊奇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健谈，记得你当初整天一言不发。”
我大约是二十六岁以后，那种敏感多疑的性格心理才渐渐退去。原因很多，比如年龄大了，社会接触多了，在单位受信任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环境变了，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政治歧视。人们不会感受到政治歧视的绝情与可怕。
政治歧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记得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边说“古时候人民是跪着喊万岁，文革时人民是站着喊万岁”，这话说得既形象又深刻！五四时代反封建，提倡新文化；但文革把封建腐朽的文化又折腾出来了。什么忠君呵、文字狱呵、愚民政策呵、个人迷信呵、血统论呵……不都是封建社会那套吗？但封建这东西，单是上边搞是搞不成的，它需要下边配合。您不认为中国的土壤是封建主义的？尽管我也相信文革很难重演。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
一天中午饭后，大家在单位办公室闲聊，当谈到当前社会人们的唯利是图时，一位同事说道：“现在真不像话，就欠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好好整治整治。”我一听立刻火了，对他大吵大叫，怒不可遏，差点没有动手。
我的同事都很奇怪，因为我平时斯文随和，很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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