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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形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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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不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
陈志武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沉浸在华盛顿共识的美梦当中。一场华尔街危机也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金融的逻辑》一书中经常将美国与中国的大清朝相比，来衬托美国是多么的美好，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此人是老华侨，其实他是八十年代末才出国，近年也主要在国内活动，对国内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书中总是举大清朝的例子，而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哪些差距，不是更有意义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4、为什么忽略信贷消费的负面效应？
陈志武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青年人大卫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几年前在中国流行的“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什么两样，而不幸的是陈志武不是文学家，而是金融学家，在故事中添油加醋不是他的长项，老太太已经进入天堂，而王志武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则演绎出非常更多的续集，比如小伙子遇到经济危机长期失业，房子被银行收了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少。人生无常，为什么小伙子就必须按陈经济学家的规划去过完一生，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可见陈志武讲故事的水平还是差了些，而他讲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人们信贷消费多么好，可惜他这个工作在十年前已经有人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已经不新鲜。
书中对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上个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来临前，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陈志武认为这是信贷消费“在美国扎下根”的标志，而其实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说房子、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还有意义的话，而洗碗机、吸尘器 、收放机分期付款带来的纯粹是经济风险，上世纪美国在二战前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大萧条，其关键就是经济危机前的信贷消费，严重透支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才使得大萧条如此严重。
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进行一下对比，在中国，买汽车基本上都是付全款，而在印度买条牛仔裤都分期付款，按陈志武的逻辑，那印度应该比中国发达，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靠信贷消费实行强国，实在是可笑，而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倒不少。
5、为什么忽略金融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
书中将所有金融问题看成是西方人的聪明，其实很多都是科技因素，或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皇帝根本没有征税的权利，在西方的中世纪与我们的周朝制度类似，真正的权利掌握在诸侯手里，国王打仗向诸侯借钱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陈志武将这种现象归为西方的智慧显然是对西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
书中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负债发展模式”看作*的保证，其实这根本就是资本主义政党分赃制度的必然产物，每个新上台的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都拼命的借债，这也是他们交出一份成绩单最快的方法，但这些债务基本上不需要在自己任期内偿还，也就是这些人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还钱是继任者的事情，因此这些政客都非常喜欢借债，其实这都是追求短期利益，是对继任者及国家都非常的不负责任，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客对国家缺乏长期忠诚度的表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发展经济的“祖传秘方”。
中国长期坚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的非常好，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小虎”国家、非洲国家，都曾经大举借债，但这些国家在短期的繁荣后都一蹶不振，其教训不可不吸取，另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美国、日本等都是债务高危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不仅威胁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连累了其他经济体，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
6、为什么歪曲世界经济败局的根源？
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债务危机，哪个不是因为过度负债造成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借的外债，他所列举的其他的国家即基本上都是借的内债，现在日本和美国相比，日本的债务水平比美国更高，但是担心日本发生债务危机的人非常少，而担心美国人债务危机的则非常多，这关键是日本主要是借的内债，而美国是外债。
7、为什么不敢对金融进行深入分析？
书中甚至提出用金融来打到孔家店的妙招，人们确实痛恨过孔家店，但那只是认识上的历史局限造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文化不会对发展经济够不成任何阻碍，反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人现在的主张是保护传统文化，而非什么“打到孔家店”，他的思想为什么又转到了五四时代？
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的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打败“孔家店”，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的可笑的。
8、对金融加大社会成本丝毫不提？
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 如果都通过买卖关系来实现，则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保险、债券等金融工具对社会的发展确是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他的作用无限的拔高。总之金融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而金融现象都是科技进步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应，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金融万能论。发展金融、消费驱动更是十足缪论。他的经济学水平只相当于国内知识界在1998年至2000年的水平，如果他的书在前几年与那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一起卖，肯定会更火一些，也就不用再搭《货币战争》的顺风车了。
也有网友看过后，认为但既然名之为“金融的逻辑”，却不知其逻辑何在？感觉到处处是漏洞。 其一，先有结论再找论据，而且一眼可知是为了论证结论而赋予前因某种特性——这自然可以立于不败，却也是最大的硬伤；其二，罗列前后两个事实，未有任何因果阐述，却得出前一事实导致后一事实的结论。
也有网友评论到：在《金融逻辑》若干哗众取宠的伟大标题下往往只是配以文不贴题的狭窄内容，所论便显得牵强附会、抓襟见肘、力不从心。全书所论总体上倾向于“金融至上逻辑”与“消费至上主义” ，显露出“万般皆下品，唯有金融高”的执着。而这种倾向恰恰是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正是人类急需深刻反省纠正的偏激倾向。因未彻底开放金融市场而幸免于大难的中国更是应该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前车之鉴，对西方经济与金融制度及理论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清利弊正误，避免重蹈西方覆辙，此乃至关紧要的当务之急。正值此时发行的《逻辑》却颇多反其道而行之论，耐人寻味。
有网友认为《金融逻辑》高喊“你可以没有逻辑但不可以没有金融的逻辑”以招揽读者，真可谓够噱头、够时尚的了！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荒谬逻辑令人读之不禁扼腕叹息：“你可以精通金融的逻辑但不可以无视常识的逻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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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这些年，学者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在讲世界经济大败局时，笔者指出这些经济败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学术上不能独立，因此我们也非常有必要看看中国的学术现状。
据笔者观察，中国的经济学者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数学型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目前仍居主流，主要表现是“唯GDP主义”，他们不关心中国经济的实质，只要GDP实现增长，他们就非常高兴，在分析经济时喜欢从GDP构成出发，“三驾马车”是他们的常用词；第二类是政治型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喜欢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早年以何新为代表，近年来以张宏良、时寒冰为代表，这类经济学家战略思维比较强，喜欢从性质的角度分析问题，第三类是工科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是近年随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登上经济学舞台的，以钟庆、白益民等为代表。
另外据笔者进一步观察，自2006年钟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首开中国财经畅销书之先河后，中国近几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的作者都具有工科背景，比如钟庆学习的是自动化专业，现在仍然从事自动化行业，《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是2006200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2008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学习的也是自动化专业，2009年最具有影响力财经书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作者白益民学习的是化工专业，2010年新出版的财经畅销书《重燃中国梦想 》的作者姚余栋学习的是机械专业。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的发展，而工科学者长期在工业领域工作，对中国经济的“短板”在哪里非常清楚，这是那些根据数据做研究的学者所永远不能做到的。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看，数学型经济学家被看做是“误国”的典型，而政治型经济学家拥有强大的粉丝群，时刻以“卫国”为己任，金融和产业两大领域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目标，但是要实现“强国”，必须依靠工科经济学家，因为只有工科经济学家才真正的“懂经济”，才能抓住中国经济问题的最核心。
笔者研究经济也有几年了，根据中国学者的长久影响力和最新活跃程度，笔者将中国的学者归纳出了“四大思想领袖”和“四大新势力”，本章主要介绍这些代表人物。
第九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刘军洛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刘军洛
刘军洛是中国极少数能够理解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实质的经济学家，而在这极少数几个人中，他是唯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人，在上面几个经济学家都已经著作等身，仅稿费的丰厚收入就可以使他过上优越的生活，而刘军洛只有自己的粉丝帮着将其文章结集成册，像手抄本一样流传。
他是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伯坚的嫡孙，作为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军洛有着辉煌的过去，高干子弟的背景，数千万的家产，广博的学识，是一个十足的公子哥儿，不但会赚钱，也会享受，他是中国第一批股民，也是最早的大户之一，平时总是鲜衣怒马，以车代步，消遣也是邀些朋友打打高尔夫之类的，但是90 年代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刘军洛跌到了谷底。
如果刘军洛居住在美国，那他今天一定是美联储的要员，如果刘军洛出生在日本，那大藏省一定是他的舞台。很不幸，中国的刘军洛只能是一个体制边缘的舞者。
炒外汇出身的刘军洛后来迷上了宏观经济研究，一直撰写经济评论，可现在，不得不再次下海，炒起了期货，而且是白天上海交易所，晚上外盘，连轴做。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
看看从2002 年起，刘军洛先生关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情况的预言吧，每一件都在从预言转为现实。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早在2001 年的时候，刘军洛就上书央行，请求央行不要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转而用黄金。可惜，对于一个体制外经济学家的话，中国的官员怎么可能，怎么会听得进去？其后的几年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元则走上了连绵下跌的不归路。如果戴行长之后是刘军洛接任，而不是周小川，那么，今天他已经为全中国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了，估计新增的6000 亿美金中，其中4000 亿会是黄金等，增值200％就是8000 亿美元×8＝ 64000 亿人民币，人均近5000 元人民币。如今，这钱到美国人手里去了！
悲剧在继续。。。。。。
早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疯狂推销私有化，把持话语空间，四处赚取出场费的时候，刘军洛便提出了“次级金本位”，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2003 年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黄金将在美元通胀下复活1970 年代的火爆》，预测到黄金将在10 年内大幅度上涨，当时他大胆预言黄金价值至少在3000 美元/盎司。网上搜索关于储藏黄金的呼吁，只有刘军洛一个人，并且只有他如此大胆自信。
“那些经济学家，抱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经济理论，自以为能明白现在的宏观经济，你连全球经常账户、资本平衡和资本流动都不了解，最好闭嘴。”预测黄金大涨，全球性通货膨胀乃是基于格林斯潘的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 的40％ ，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 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讨论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方法问题，而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发展经济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发展经济必须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
而回首我们的发展之路，自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在这一铁的事实面前，现在却有人鼓噪中国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并提出了诸如平分外汇储备、平分国有企业、平分国有土地、利用减税藏富于民、利用股市藏富于民等措施。
笔者一直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到，如何“均富于民”则是本章重点。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均富于民”有必要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
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均富于民”有必要
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创富于民”，也就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存率，只要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价值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切切实实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我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我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劳动生存率的区别，发达国家的民生状况比发展中国家要好，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可以从整体上将蛋糕做大。另外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 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我国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民间疾苦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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