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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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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3蒲式耳之间的差额。全体地主仅就谷物地租而言就将损失60蒲式耳中的331/3蒲式耳，与此同时，所剩下的谷物的价值和价格还将按60与1062/3之比下跌。
由此可见，突然而普遍地实施农业改良无疑是有损于地主的利益的。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诞的，并据此而把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李嘉图称为精神变态者，这里就不再列举更难听的话了。我看不出这种观点有什么荒诞之处，相反，在我看来，倒是攻击这种观点的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只有当叙述得不得当时，这种观点才似乎是荒唐的。如果我们说某个地主会因为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只不过是说，该地主会因为他人的地产（当然也包括这个地主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谁都不会怀疑，倘若该地主能垄断农业改良，能把自有土地上产量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两种利益结合在一起，那他就会通过农业改良获得很大利益。但是，如果所有土地的产品都同时增加，粮食价格又不如以前高，那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地主将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好处。无论什么因素，只要能使农产品的价格永久降低，也就会使地租下降，这是大家所承认的；而且采取以下看法也是符合常识的，即：如果由于土地生产力提高，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土地，则土地的价值就会同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由于需求减少而下降。
我非常乐于承认，地租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农业改良而降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农业改良从来不是突然发类的，而总是缓慢发生的，从未远远超过而常常是远远落后于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固然农业改良趋于降低地租，但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却趋于提高地租，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由于农业改良往往增加资本和人口的边际，因而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会大大提高地租。但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农产品价格的突然降低是如何影响利润和工资的。
最初，货币工资也许会保持不变，因而劳动者将会得到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全部利益。他们可以增加粮食和其他物品的消费量，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同样的费用购买更多的物品，至此，利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劳动者的经常报酬实质上取决于前面我们所说的他们过惯的生活水平，即取决于他们在情愿要孩子以前作为一个阶级所要求达到的生活水平。如果生活状况的突然改善能对劳动者的嗜好和需要产生持久的影响，那么劳动阶级就会永远受益。但是，劳动者不仅有可能用相同的工资购买比以前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而且也有可能用较少的工资购买同以前一样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在后一种情况下，人口便会增加，而劳动者所习惯的生产水平却不会降低。到目前为止，劳动者还是这样来利用增加的生活资料的，他们把增加的生活资料径直转变成了粮食，用来养活更多的孩子。所以农业改良很可能会使人口受到刺激，一代人之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不会再高于改良以前的工资了。实际工资之所以会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货币工资将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价格将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而需求的增加又使生产粮食的费用上涨。货币工资下降多少，利润就会上升多少，因为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开支，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率同以前一样高的劳动。我们由此而看到，如果劳动者的习惯和需要没有改变和提高，那么生活费用的降低，无论是起因于农业改良还是起因子输入外国产品，通常都会降低货币工资和地租，而提高一般利润率。
以上论述的是降低粮食生产费用的农业改良所带来的结果，若用较为便宜的粮食代替较昂贵的粮食，其结果与此是一样的。同样的土地使用同样的劳动，若种植玉米或土豆而不种植小麦，则可以为人类生产出数量大得多的粮食。如果劳动者不吃面包，而只吃玉米或土豆等较为便宜的粮食，同时所得到的补偿不是增加其他物品的消费量而是提早结婚，生育更多的子女，那么劳动成本就会大大减低，若劳动效率不降低，利润就会上升；而地租则会大大下降，因为全体人口所需要的粮食现在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麦地就可以生产出来。与此同时，很显然，在万不得已时，过于贫瘠而不能种植小麦的土地也可以用来种植土豆，生产出来的土豆是足以养活生产上所必需的那点劳动力的，因此，同种植谷物相比，在种植土豆或玉米的制度下，土地的边际最终会进一步下降，地租最终会进一步提高，因为土地在达到其生产能力的极限以前，可以养活多得多的人口。
如果我们假设改良不是发生在粮食生产上，而是发生在劳动阶级所消费的某些制造品的生产上，则工资和利润所受到的影响最初会与上述情形相同，但地租所受到的影响则有很大不同。地租不会降低；相反，如果生产改良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人口的话，地租甚至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则会降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加以说明。
第五节 第五种情形：三个要素都向前发展
前面我们一方面考察了人口和资本的正常增加会如何影响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考察了生产改良特别是农业改良对产品分配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会降低利润，提高地租和劳动成本，而农业改良则往往会降低地租，凡是能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价格下降的生产改良，都会降低劳动成本而提高利润。既然已弄清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以及农业改良分别产生的影响，也就很容易确定它们同时起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所谓同时起作用，就是资本和人口较为稳定地增加，与此同时，人们经常进行农业改良，新的农业知识和新的耕作方法不断普及。
若劳动阶级的习惯和需要（这决定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是给定的，则某一时期的地租、利润和货币工资便是上述各种竞争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在某一时期农业改良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该时期的地租和货币工资就趋于下降，利润趋于上升。如果人口的增长快于农业改良，劳动者就得减少自己吃的粮食，或吃较差的粮食，否则，地租和货币工资就会不断上升，利润不断下降。
农业技术和知识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其传播往往更为缓慢。发明和发现也只是偶然才出现，而人口和资本却总是在不断增长。所以，哪怕是在短时期内，农业改良的速度也很少能大大超过人口和资本的增长，使地租有所下降，利润率有所提高。固然，在许多国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并不快，但在这些国家，农业改良的速度甚至更慢。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口都紧跟着农业改良而增长，农业改良一产生结果，马上就被抵消了。
农业改良之所以很少降低地租，是因为它很少降低粮食价格，而只是阻止粮食价格上涨，很少使已经耕种的土地闲置，而只是使越来越差的土地能够被耕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人们有时谈到一个国家处于半开发的自然状态，即土地具有很高的生产力，花费很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大量粮食，实际上只有先进民族的未开垦殖民地才处于这种状态。在美国甚至最差的耕地也具有很高的质量（有时紧靠市场或交通线的耕地不是这样，然而这些耕地虽然质量不太好，位置却很好），即便农业和运输方面不作进一步的改良也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土地可以耕作，只有耕种完这些土地才会使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停下来。可是500年前的欧洲虽然人口比现在稀少得多，但由于农业处于原始状态，也许那时最差的耕地便完全和现在最差的耕地一样缺乏生产力，并已接近了有利耕作的最后极限。自那时以来的农业改良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一般生产能力，而使人们能耕种比到那时为止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的最差土地还要差得多的土地，从而使资本和人口有可能大大增加，一点一点地向后推移抑制资本和人口增加的障碍，但与此同时，人口也紧跟着增长，以致在人口和抑制人口增长的障碍之间从未留下空隙，农业改良把障碍问后每推移一步，增加的人口便马上把空隙填满。因此，与其说农业改良是抵消人口增长的力量，还不如说它部分解除了束缚人口增长的桎梏。
在人口和资本增加以及农业改良的共同作用下，产量的增长对产品的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同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假设情形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地租的影响最为不同。我们曾说过。虽然突然而普遍的大规模农业改良最初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地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改良会使地租逐渐上升到比以前高得多的水平，因为它们最终会使人们能够耕种更差得多的土地。但在我们现在所假设的接近于事物一般发展趋势的情形下，会立即产生这种最后的结果。假设对土地的耕种已达到了或几乎达到了产业技术状态所允许达到的极限，因而在现有的技术知识水平下，地租也已几乎达到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使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此时如果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则这种改良或许会使地租大幅度下降，然后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进一步上升。但是，农业改良实际上总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的．它既不会使地租下降，也不会使耕种面积缩小，而只会使地租不断上升，耕种面积不断扩大。这种改良甚至无需求助于较差的土地，不增加生产费用，就能使现有耕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果通过农业改良，土地用比过去多一倍的劳动和资本能生产出比过去多一倍的产品（假设与此同时人口也有所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增加了一倍），那么所有土地的地租就会上涨一倍。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某一页所举的数字例子。三个等级的土地以相同的面积和相同的支出可以分别生产100、80和60蒲式耳小麦。如果只是用比过去多一倍的支出，丝毫不增加生产费用，就可以使第一级土地生产200蒲式耳、第二级土地生产160蒲式耳、第三级土地生产120蒲式耳，如果人口也增加了一倍，从而需要所有这些增加的粮食，那么，第一级土地的地租就将是朋而不是物蒲式耳，第二级土地的地租就将是物而不是20蒲式耳，而每蒲式耳的价格和价值则将保持不变，因而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都将增加一倍。不用说，如果生产技术得到改良而对粮食的需求没有增加，则会产生与此不同的结果。
所以，农业改良最终总是绘地主带来好处，而且一般总是立即给地主带来好处。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在一般情况下，农业改良仅仅有益于地主。当粮食需求的增加与生产能力的提高完全一致时，粮食价格是不会降低的；劳动者甚至连暂时的好处也得不到；劳动成本不会降低，利润也不会提高。虽然总产量提高了，分配给劳动者的产品更多了，总利润也增加了，但工资却要由更多的人口分享，利润也要分摊在更多的资本上，因此，没有哪个劳动者的境况会比过去好，也没有哪个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以上冗长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经济进步往往使地主阶级越来越富有，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整个说来则趋于增加，利润趋于下降。农业改良是抵消后两种结果的力量，但是农业改良虽然有时也会暂时抑制第一种结果，可最终却会大大加重第一种结果；而且人口的增加往往会把得自农业改良的全部利益完全转给地主。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产业进步除了带来上述结果外，还会带来其他什么结果，或者说还会有什么结果修正上述结果，我将尽力在下一章 中加以说明。
第四章 论利润降至最低限度的趋势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资本竞争学说
我们在前面一章 已提到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利润会趋于下降。论述工商业问题的作家很早就看出了这种趋势，但当时人们不了解支配利润的法则，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抱有错误看法。亚当·斯密认为，利润是由所谓资本的竞争决定的，并断言，当资本增加时，这种竞争也必定会加剧，因而利润必然下降。亚当·斯密在这里所指的是哪一种竞争．不十分明确。他在“资本利润”一章 中是这样说的：“当许多富商的资本转入同一行业时，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自然会趋于降低资本的利润；当同一社会中所有不同行业的资本都增加时，相同的竞争必然会在所有行业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段话会使我们作出这样的推论，在亚当·斯密看来，资本的竞争是通过降低物价而降低利润的，因为增加对某一行业的资本投资通常会降低该行业的利润。但如果这是亚当·斯密的意思，那他就忽视丁这样一点，即如果只是一种商品跌价，那确实会降低该商品生产者的利润，可一且所有商品都跌价，就不会有这种作用了，因为当所有物品都跌价时．实际上就什么也不跌价，而只是在名义上跌价，甚至每个生产者用货币计算的支出也会同其报酬一样减少。除非当所有物品都跌价时，只有劳动这种商品不跌价，情况才不是这样，但如果是这样，工资实际上就上升了，降低资本利润的就是工资的上升．而不是物价的下跌了。亚当·斯密来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情是，他所假设的由于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而导致的价格普遍下跌，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物价并非仅仅取决于卖主之间的竞争，而且还取决于买主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说不仅取决于供给，而且还取决于需求。影响货币价格的需求，是由公众用来购买商品的全部货币购成的，只要这些货币与商品的比例不降低，价格就不会普遍下跌。因此，无论资本如何增加，无论资本的增加会使商品的产量提高多少，都会有充足的资本用来生产或输入货币，货币的数量和商品的数量都会按相同的比例增长。因为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象亚当·斯密的理论所设想的那样，货币的购买力不断增加，那么，那些生产或输入货币的人就会获得日益增多的利润．就会把其他行业的劳动和资本吸引到生产或输入货币的行业。假如价格真的普遍下跌，货币的价值真的上升，那只能是金矿逐渐被耗竭、生产费用增加的结果。
所以，认为资本的增加会使货币价格普遍下跌，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认为随着资本的增加，价格实际上已普遍下降了，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有什么物品的价格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下跌了的话，那只是这样一些物品，这些物品在生产上得到的改良，要大于贵金属在生产上得到的改良，例如所有纺织品。其他物品的价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涨了，因为它们的生产费用相对于金银的生产费用来说都增加了，其中特别是各种粮食的价格同以前相比上涨了许多。所以，认为资本之间的竞争会通过降低价格而降低利润，这种学说不仅在原理上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我们却不能肯定亚当·斯密是否真的持有这种学说，因为他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含糊不清的，表明他并没有融会贯通的明确观点。他有时似乎认为，资本的竞争是通过提高工资而降低利润的。在讨论新殖民地的利润率时，他几乎提出了完整的利润理论。他说：“随着殖民地的增加，资本利润会逐渐减少。在最为肥沃而且位置最好的土地都被占用以后，耕种那些肥力和位置都较差的土地就只能得到较少的利润。”假如亚当·斯密更多地想一想这个问题，把他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加以协调和系统化，那他也许会看出，上述最后一点才是利润通常因为资本增加而下跌的真正原因。
第二节 威克菲尔德先生的使用范围学说
威克菲尔德先生在其《亚当·斯密述评》和讨论殖民政策的重要著作中，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明确得多的观点，而且通过一系列实质上是正确的推理，得出了在我看来是正当而且重要的实际结论，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宝贵见解同前人的思想成果结合在一起，也没有使它们与其他真理协调一致。查默斯博士在其“论资本的增加与限度”一章 及随后的两章中也提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的思想倾向与威克菲尔德先生的理论是一致的，不过，虽然查默斯博士象往常一样把他的思想表述得很动人、很清晰，但实际上，他有关利润问题的思想要比亚当·斯密的思想混乱得多，并且更为明显地受到了那种经常遭到人们驳斥的看法的影响，这种看法认为，资本的竞争会降低一般价格。这位思想敏锐、焕发着朝气的著作家显然没有把货币问题包括在他已作了仔细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
威克菲尔德先生对利润下降所作的解释可简述如下：生产不仅会受到资本和劳动数量的限制，而且还会受到“使用范围”的限制。资本的使用范围是双重的，一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一是外国市场吸收该国制造品的能力。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只是有限的资本能够得到使用而获利。资本数量越接近这一限度，利润就越低，一旦达到这一限度，利润便会消失。此时要恢复利润，就得扩大资本的使用范围，扩大使用范围的方法或者是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肥沃的土地，或者是开辟新的国外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可以用本国资本生产的产品购买粮食和原料。我认为，这些命题基本上是正确的，甚至对于表述这些命题的词语，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尽管这些词语更加符合一般实际用法，而不符合科学用法。在我看来，威克菲尔德先生所犯的错误是，他认为自己的学说与前述那些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原理是相矛盾的，实际上，威克菲尔德的学说只不过是那些原理的推论，尽管那些政治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承认这些推论。
据我所知，是威廉·埃利斯先生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1826年1月号上的一篇讨论机器的影响的论文，对利润问题作了最为科学的论述。毫无疑问，威克菲尔德先生不知道这篇论文，但这篇论文却在威克菲尔德之前得出了他的一些主要结论，尽管所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该文之所以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一方面是因为它以匿名方式发表在定期刊物上，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远远超过了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水平。按照埃利斯先生对利润问题的看法，威克菲尔德的见解和查默斯博士的见解所引出的那些问题和困难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且解决办法同本书论述的政治经济学的各项原理是并行不悖的。
第三节 什么决定最低利润率
无论在什么时间，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特定的利润率，这一利润率是诱使该时和该地的人民进行储蓄和在生产上使用这些储蓄的最低利润率。这种最低利润率是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它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有效积累欲望的强度，也就是此时此地的人民是比较重视未来的利益还是比较重视现在的利益。这一因素主要影响储蓄倾向。另一因素是从事产业活动的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这一因素所影响的与其说是储蓄倾向，还不如说是在生产上使用储蓄的倾向。普遍的不安全状态，无疑也会影响储蓄倾向。窖藏钱财会给大财主增加危险，但与此同时窖藏钱财也是躲避危险的强有力手段，因而这两种作用也许会相互抵消。然而，同把钱保管在自己手边闲置不用相比，一个人若在生产上运用自己的钱或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使用，则他便要冒更大的风险，这种额外的风险是与社会的普遍不安全状态成比例的，也许等于20％、30％或50％，也许还不到1％或2％，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是一确定的比例，预期的利润必须能对此给予补偿。
即使资本不产生利润，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进行一定量的储蓄。人们在年景好的时候会为坏年景作准备，会为年老体弱时的生活积蓄一些钱财，会为后半生过优闲自在的生活或为抚育儿女进行储蓄。然而，从长期来看完全以此为目的的储蓄是不会大大增加资本数量的。这些动机只是促使人们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节省一些钱财，以便在另一个时期消费，或供他们未成年的儿女消费。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储蓄，通常产生于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或为儿女或他人遗留财产的愿望。一定的自我克制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对上述愿望的强度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自我克制能力又取决于利润率。每一国家都有一最低的利润率，若再低，人们就不会为了发财或遗留财产而储蓄了。所以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积累，需要有某一利润率作为必要条件，一般人会把这一利润率看作是对节欲的报酬和对所冒风险的补偿。当然，总是有一些人的有效积累欲望高于一般人，即使利润率低于最低水平，他们也会进行储蓄，但也总是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花钱嗜好和享乐嗜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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