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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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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个最似是而非的论证。我们确实可以承认，一般来说人们关心自己的财产胜过关心公共的财产。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人的财产足够为一个企业提供资本金、资本所有者又有足够的才能经营这个企业时，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当然是私人所有。实际上，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至今为止基本上都是私营的，甚至多半是典型的私有制家族企业。
但是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几乎没有一个大企业可以靠单独一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提供资本金；再加上经营才能与财产所有的不相称，就使得现代大企业的经营者们都主要是用他人的财产来经营“他自己”的企业。这样，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中等以上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经营效率，根本就不是靠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关心，而是靠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就是近20年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注意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原因。
中型以上企业的经营效率取决于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其原因在于：有效率地运营资金不仅要求支配资金的人有足够的动力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增加现有资金，而且要求他有这样作的足够能力和精力；而资金的私人所有者并不一定有足够的经营能力，小的资金所有者甚至可能连经营自己资金的精力都没有。上一节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型以上企业的经营效率取决于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些企业的有效率与否其实就并不取决于它们在法律上是归私人所有还是公共所有，而是取决于企业的所有者（委托人）是否能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理论上说，公有企业的所有者们也完全可以建立这样一套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公有企业的经营也完全可以是有效率的。
也是由于中型以上企业的经营效率取决于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想靠私有化来消除这种企业经营中的腐败现象，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幻想。当企业不是由资本所有者自己经营时，企业的经营者难免有腐败的动机。要防止他们的腐败行为，首先要有严格的法制环境，要有真正有力地反腐败的政府机构，要靠这种政府机构严格地制定和执行各种反腐败的法律。如果政府机构本身腐败，与企业的经营者勾结在一起侵吞所有者财产，或者政府机构对企业经营中的腐败行为不闻不问，即使把中型以上的企业都私有化了，它们的运营也不会有效率。
可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恰恰都倾向于回避政府机构的严格执法和反腐败问题。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是或明或暗地公然鼓励各种腐败行为。而政府机构的严格执法和反腐败，正是制止企业经营者腐败行为的首要条件。私有化鼓吹者们的这种态度，使这些国家的大企业私有化并没有起到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
其实，私有化的鼓吹者们面临着一种典型的两难处境：如果政府机构不是严格执法和坚决反腐败的，则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并不能提高经济的效率；而如果政府机构真的严格执法并坚决反腐败了，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套足够有效的制度，使公有制企业的运营也有足够的效率，保证企业资本金的回收和增值并防止经营者的腐败行为。
当然，公有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率地运营，就不能延续旧的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率地运营公有企业，必须履行前边所说的那两个条件：首先是要由有足够权威和能力的政府机构按照适当的法律进行监管和惩罚，以防止任何侵吞公有财产的行为；第二就是要清楚地界定公有企业的产权，将公有企业的各项产权明确地划分给不同的个人和机构。但是这里所说的“界定公有企业产权”，绝不是把公有企业的资本金划归个人，变成私人所有的财产，就象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而是把对公有企业的各项具体的权利分别划归适当的个人和机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界定公有企业的产权也就是改变公有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方式，建立有效率的公有企业和公有资本的管理体制。
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在市场经济中，公有企业的经营正在日益转化为公有资本的运营。但是要有效地运营公有资本，就必须适当地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
界定公有资本产权绝不意味着改变公有资本的公有性质。如果改变了一笔资本的公有性质，这笔资本就不是“公有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界定这笔资本的产权绝不可能是“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所谓“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是在保持公有资本归公共所有的前提下界定对公有资本的各项产权。
在界定公有资本产权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区分清楚对公有资本的“所有权”和各项具体的“产权”。对资本的“所有”（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不等于对它的各项具体的“产权”（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对资本的“所有权”是法律上承认的资本归谁所有（“资本是谁的”）；而对资本的“产权”则是指对资本的某一项具体权利。如对资本的出借权、赠送权、占用权、使用权、支配权、收取利息权、收益享用权等等，都分别各是一种对资本的“产权”。
顾名思义，对公有资本的“所有”只能是由公有者们公共所有；但是对公有资本的“产权”却可以有许许多多种、许许多多项，这些项产权可以分别属于不同的人。
这种“所有”与“产权”的区别不仅公有资本有，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种私人资本也有。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资本就是如此。从法律上说，上市股份公司运营的全部资本都为公司的股东所有。如果某人持有四川长虹的万分之一的股票，那么按照法律，他就对长虹公司自有资本的万分之一享有所有权。这万分之一可能是100万元，或者等于公司的4台汽车的市价。但是，长虹公司的这位股东并不能凭着他持有的股票就去长虹公司开走4台汽车，也不能据此到长虹公司财务部支走100万元现金由自己使用。这也就是说，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本所有者）并不享有公司资本的直接使用权和经营支配权。
在现代股份公司中，小额资本的经营支配权通常是在公司经理们手中，公司经理们有权决定每一笔资本如何使用；而最终直接使用资本（开汽车、开机器等等）的还是公司的员工们。股份公司的股东们真正享有的权利，是获取红利和股息（资本的收益）的权利，是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从而参与决定有关公司命运的重大决策和选举公司董事会的权利。这是资本收益的享有权、对资本使用情况的监督权、对使用资本者（企业领导及其员工）的最终决定权和资本使用权的收回权。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东还享有另一项权利——有偿转让上述各项权利的权利，也就是卖掉股票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股份公司资本的所有者（股东）们所享有的“产权”。
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就是要象界定对股份公司资本的各项权利那样，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对公有资本的哪一项权利归于哪个人或哪些人。这样作的目的是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公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在明确了资本归谁所有之后，为什么还需要界定对资本的各项产权？其实对资本的各项产权几乎都可以归入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方面的权利涉及到支配资本的权利，也就是决定如何使用资本的权利；另一方面的权利则涉及到分配和享用资本的收益的权利。所谓资本收益是资本按照市场利率所应获得的利息与用资本经营企业所得的剩余（利润）之和。对资本的这些产权都是排它性的：某人或某些人拥有了某项产权，别人就不能具有这项产权。
如果资本所有者是个体劳动者，他直接使用自己的资本去劳动，去生产和销售，他就同时也是资本的最终使用者。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所有者自己直接决定如何使用资本、享用全部资本收益，从而拥有对资本的所有各种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明确了资本归谁所有，也就界定了对资本的所有各项产权，不需要再另外界定对资本的产权。这当然是一种最省事的理想状态，可惜它并不合乎现代经济的要求。
随着分工和交换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的所有者不再同时是它的最终使用者。特别是现代的企业发展起来之后，最终使用资本的企业员工几乎都不再是它的所有者。这样，对资本的产权就势必越来越多地从所有者的权利中分化出来归非所有者拥有，势必会越分越多，越分越细。仅仅就涉及支配资本的权利那方面的产权来说，就分化出了四大类产权：
第一类是对资本使用情况的监督权和最终收回对资本的支配权的权利。这是资本的所有者无论如何也必须保留在自己手中的权利，是能够留给资本所有者的最后权利；如果连这一类权利也放弃了，那就等于在实际上放弃了对资本的所有权。
第二类涉及对资本的支配和使用的产权是对资本的最高支配权。一个人如果可以不经别人同意就决定将资本使用在何处、如何使用，那他就享有对资本的最高支配权。
在现代的经济中，对资本的最高支配权一般是与对它的经营支配权分离的。这种分离的最高支配权主要是决定将资本交给谁支配的权利、决定将资本用于哪个经营过程中的权利；如果将资本交给企业经营支配，对资本的最高支配权就表现为决定由谁负责领导企业的权利。在当代的市场经济中，许多私人资本的所有权和最高支配权也是相互分离的。私募基金和财产代理人往往对大笔资金具有最高支配权，但是却不是这些资金的所有者。
这方面的第三类产权是对资本的经营支配权，它是决定如何在企业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使用资本的权利。一个生产流通型企业是由许多个劳动者结合起来的，其作用就是将不同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以向社会生产和提供有用物品。生产流通型企业的特点就是在生产和销售流程中统一安排和调配各种生产要素，其中也包括资本。它必须有权决定如何在某个具体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结合生产要素、使用资本。生产流通型企业决定如何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使用资本的权利是对资本的企业支配权，它就是资本的经营支配权。
涉及支配和使用资本的第四类产权是对资本的最终使用权。资本在生产和流通中所化成的实物（机器、原料等）最终必定是由从事生产或流通的劳动者使用的，因此企业中的员工必定享有资本的最终使用权。
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分配和享用资本收益的权利必须与支配资本的权利相对应，上述每一种支配或使用资本的权利都必定有与之相对应的享用资本收益的权利。
从法律上说，公有资本归某些特定的人组成的集体公共所有，这个集体可以大到一国人民全体。公有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们当然不能直接使用他们公共所有的资本的每一部分。对由全国人民公共所有的资本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对公有资本的上述四项产权必定分属于不同的人。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就是以法律为基础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明确对资本的上述四类产权分别属于哪一类人。
最终使用公有资本的只能是在企业中从事生产和销售的劳动者个人，因此公有资本的最终使用权也归于企业中的劳动者。与公有资本的这种最终使用权相对应的是劳动者获取劳动收入的权利，因为他使用公有资本的权利使他得到了劳动的可能。
我们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对公有资本的其它三项权利——监督使用和最终收回权、最高支配权和经营支配权应当分别属于谁，应当如何在政府机构、企业和其它机构组织之间分配这些权利。
监督使用和最终收回权是必须由所有者行施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它只应当掌握在所有者或其直接任命的代表手中。对于归人数较少的集体所有的财产来说，所有者集体可以通过会议、投票等等直接行施这种财产的监督使用和最终收回权。而对于那些归包括许多人的集体所有的公有财产，就必须由所有者集体任命专门的管理机构，代表公有财产的所有者行施监督使用和最终收回权。对于国有财产，这种权利当然应当掌握在专门的政府机构（如财政部或国有财产管理局）手中。
例如，国有财产管理局这样的政府机构作为全国人民的代表，应当对国有财产拥有下述权利：对国有资本使用情况的监督权，包括执行严格细密的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审计和统计制度的权利和义务；最终收回对国有资本的支配权的权利，也就是撤换和惩处有故意侵害国有资本行为的资本使用者的权利；规定国有资本的资本收益（利润）按什么比例分配的权利；按照上述规定的比例收取用于社会消费的那部分资本收益的权利。这些用于社会消费的资本收益可以用于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如养老、教育补助、科技资助等等。
之所以要让政府机构对国有财产拥有上述这些权利，首先是因为我们前边所指出的，这些权利是资本所有者无论如何必须保留在自己手里而不能放弃的权利，特别是监督和最终收回权更是所有者权利的最终体现，放弃这些权利就等于实际上放弃了所有者的权利。此外，行使监督和最终收回权是一种侦察和惩处性的工作，它类似于警察和法院所行使的职能，作这种工作正是政府机构的特长。我国前些年之所以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最主要的原因是放弃了政府机构监督和最终收回国有资本的职能。
如果所有者集体人数不多，公有财产的所有者直接掌握其资本的最高支配权可能也是有效率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精力和多数人能力上的局限性，公有财产的所有者集体直接支配其财产往往是没有效率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由代表所有者集体的专门机构或个人来行施公有财产的最高支配权。
但是，掌握公有财产最高支配权的不应当是政府机构或其官员。政府机构连国有资本的最高支配权也不应当享有。旧式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让政府官员掌握了国有财产的最高支配权。不应当让政府机构掌握国有资本最高支配权的原因在于：
首先，目前国有资本在我国的资本总量中仍然占压倒优势，如果由政府机构来决定国有资本归谁使用、如何使用，那就等于由政府机构来统一决定怎样使用全国的资本，这实际上是一种半计划经济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政府机构的运作不应该以盈利为目标，政府机构的经费和政府官员的个人收入也不可能与国有资本收益的多少挂钩。但是在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格局下，政府机构支配国有资本将反而不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那时政府官员在决定如何使用国有资本时，考虑的常常不会是这样作是否最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而是其它因素，如政治上的需要、与自己的个人关系、甚至是个人可以得到的灰色收入等等；政府官员在重大投资决策和选拔企业领导人上拥有的也是“廉价投票权”，他们在决定由某人作企业领导时，依据的常常不是此人能否使国有资本经营有最好的效益，而是此人与自己的个人关系，甚至是其它的不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个人考虑。
对公有资本的经营支配权毫无疑问应当归生产流通型的企业。我们前边已经说过，对资本的经营支配权也就是对它的企业支配权，要想有效率地经营生产流通型企业，这个权利就应当归于企业，因为企业经营的效率就在于它在其生产和销售中独立地统一调配其资本。为了鼓励企业领导有效率地使用资本的经营支配权，应该让企业的领导者有合法地分享资本收益的权利，包括合法地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利润）的权利。
但是，不应该允许生产流通型企业拥有对公有资本的最高支配权，其原因在于：
首先，生产流通型企业实际上无法拥有公有资本最初投入时的最高支配权。开办企业需要初始的资本投入，在开办企业时投入的公有资本显然不可能由该企业自己决定其投入，而必须由企业之外的、决定开办该企业的人决定投入该笔公有资本。新投入经济活动的公有资本也必须是先有人决定了它投入哪个企业，然后企业才可能支配它。这样，公有资本最初投入时的最高支配权不可能处于生产流通型企业手中；它不是处于专门的资本代管机构手中，就是由政府机构掌握。
其次，企业对公有资本的最高支配权即使只限于企业已经使用的资本，也会妨碍公有资本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因为企业支配的资本多一些，企业就可以利用这笔资本使自己的员工收入高一些。如果生产流通型企业掌握了自己使用的资本的最高支配权，利用资本的效率低的企业就不会让资本的回报（相当于折旧和资本收益）流向利用资本的效率高的企业，这就妨碍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最后，企业对资本的最高支配权意味着由企业自己任命企业的领导。在生产流通型企业中，这只能导致由企业员工自行选举其领导。但是，一旦企业领导由其员工自行选举，他在经营决策中考虑的就将是员工们的工资福利，而不会重视公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这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效率；如果不由本企业员工自行选举其领导，那就又会让政府机构任命企业领导，产生“廉价投票权”所带来的那一系列问题。
前面所说的一切使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该让独立的、经营性的公有资本代管机构来掌握公有资本的最高支配权，特别是国有资本的最高支配权。这种公有资本代管机构或运营机构既不是政府机构，又不是普通的生产流通型企业，而是以公有资本保值增值为唯一目标的经营性机构。它在公有资产管理机构等政府机构的严密监督下运行，享有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和收回公有资本的权利、任命使用公有资本的企业领导的权利、支配资本收益中用于积累的部分的权利和分享资本收益的权利——它的经费完全来源于从其管理的公有资本的资本收益中按比例提取。其实我国各级政府目前所兴办的那些资本运营公司、控股公司、投资公司、某些集团公司、国有基金等都是这样的国有资本代管机构。有人认为它们也是“企业”，但它们是特殊的一类企业——经营资本的企业，需要国家极为特殊的管理。？
第四节 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管人
上一节阐明了一种公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它是一种新的公有企业管理体制，可以保证市场经济中的公有企业有充分的效率。但是这种体制要能够很好地完成其使命，使整个经济有效率地运行，就必须从制度上保证享有公有资本最高支配权的公有资本代管机构有足够的运行效率。根据本章第一节中所说的道理，这要求公有资本代管机构的负责人必须有足够的动力、能力和精力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增加其支配的公有资本。
由于公有资本代管机构负责人（简称为“公有财产代管人”）的专职工作就是支配公有资本以使其保值增值，他作这方面工作的精力应当不成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要作的，是保证他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有效率地运营公有资本。
如果公有财产代管人的行为方式不是去追求尽可能快地使公有资本增值，公有资本的运营就不可能有效率。这就是公有财产代管人的动力问题。而要解决公有财产代管人的动力问题，就必须给他们足够的物质激励。为了使公有资本运营机构和公有资本代管人们有足够的动力来谋求尽快增加公有资本的价值，公有资本代管机构的经营经费、公有资本代管人的个人收入都应当与它们运营的公有资本的增值情况挂钩。应当让公有财产代管人代管的公有财产完全随着这笔财产的赢亏而变动；使他的个人收入完全取决于他代管的公有财产的净增值情况。这样一来，不仅公有财产代管人现在的个人收入，而且他将来的个人收入都取决于他代管的公有财产的盈亏状况；他不可能不尽可能努力地为公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而努力工作。
解决公有财产代管人的能力问题，就是要保证让最有能力的人担任公有财产代管人。而这才是公有资本有效率运营上的最大难题。
这个问题的难处在于，如果公有财产代管人不必抵押出足够多的私人财产来承担公有资本运营的风险，公有资本代管人的职位就会成为一个人人都渴望得到的“肥缺”：运营公有资本盈了利，公有财产代管人可以得到丰厚的个人收入；如果运营的公有资本出现亏损，公有财产代管人却不必承担私人的任何财产损失，至多不过失掉了当期及以后的个人收入。这样一来，势必有许多无能之辈要出来争夺公有财产代管人的职位。许多人本来没有能力管理和经营好大笔的资产，这时也会挖空心思以至作出不可能兑现的承诺来争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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