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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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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说，现在的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可以在“一瞬间”完成。但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之所以会发生，也是因为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相当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形成了国际性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并且经常通过8国峰会相互协调经济政策，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的框架。
制度性框架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恰恰就反映在经济全球化本身所经历的波折中。在到目前为止的200年中，运输和通讯技术一直在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不断加强。可是，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仍然在强化的20世纪，经济全球化曾经经历了一次大倒退。大倒退的原因，当然只能是由于政府政策和经济体制上的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总的说来，在最近10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曲折：先是大幅度倒退，以后才逐渐重新加强。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加剧了各国的民族主义，使各发达国家看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结果是各国都采取措施以减少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导致降低了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往来。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二个原因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恢复到30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说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全球化的大倒退”。倒退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在30年代的大萧条面前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是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各国都转向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国际贸易的衰落。当时从国际分工向本国自给自足的倒退是如此之严重，以致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桑巴特把“经济民族化”说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然桑巴特的这一说法也没有变为现实，但是它实实在在地指出了与全球化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历史潮流。
仅仅是这一段历史事实就足以说明，经济上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潮流”。没有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府经济政策，就不会有全球化的趋势。而这些体制和政府政策，又是各该国家追求其利益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曾长期对本国金融界实行各种管制，比如要求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政府限制利率浮动的范围等等。后来美国政府放松以致取消这种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投资者和金融业者为规避管制而到国外完成金融交易，从而造成了巴哈马这样的地方金融业畸形繁荣，不利于美国金融业的经营。此外美国人也感到，德国的银行在战后仍然一直是万能银行，可以混合经营短期信贷业务和长期的投资业务，而美国的银行只能经营短期业务或长期业务中的一种，这不利于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正是出于这一类的种种考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种种管制。这些放松金融管制的作法对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目前的全球化浪潮不是产生于自然的历史趋势，而是产生于有意识的体制和政策设计，它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的产物。逼迫和促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实行促进全球化的方针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是它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包括逃避政府金融管制的那些行动。为了说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弄清楚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格局。而我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则应当取决于全球化对我们的益处和坏处的比较，并且取决于对其它的替代方案的益处和坏处的考虑和比较。
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强者们的利益造成了全球化浪潮，这些经济上的强者是欧美的资本所有者们、跨国公司和大大小小的出口商。
按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说法，全球化总的来说有益于全世界各国人民——因为这种全球化首先意味着实行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从来就把自由的进入和竞争看成是最好的政策。在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看来，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会按比较优势组织全球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让资本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因而会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当然，即使按照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说法，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存在大量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的状况下，经济全球化在带给某些人好处的同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而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指出，近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实产生于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全球性经济自由化政策。因此，我们说明经济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就是要说明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利益再分配。而这种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目的是实现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对于这些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我们可以运用标准的经济理论很容易地说明其中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利益分配格局。
如果不考虑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动这个因素，那么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每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实际收入，是按该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和本国产物品的价格计算的；这里假定不考虑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动，是假定这样计算的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在这样的前提下，贸易自由化将增加几乎每一个消费者的福利，因为消除进口壁垒将使消费者可以买到外国的产品并且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消费者选择范围的这种扩大总是使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东西，这对任何消费者都是一件好事。
贸易自由化的拥护者们最强调的就是自由贸易对消费者的这种益处。但是，尽管人人都会享受到贸易自由化对消费者的这种好处，贸易自由化从总体上看的作用却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总要先获得收入，才能进行购买，先作一个生产者，然后才能作一个消费者。而实际收入本身恰恰是取决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因此，我们在大谈贸易自由化对消费者的好处时所假定的那个前提，既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考虑到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各国生产者的影响，再考虑到其它的全球性经济自由化政策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它可能会增进某些人的福利，同时又会严重地损害其它人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会使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受益，而它们本国的主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则会受进口产品竞争之害。一般说来，发达国际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多半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而它们受害的产业则多半是劳动密集的；在那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往往是大的垄断性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而在劳动密集的产业中盛行的往往是小型的企业，受雇的多半是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人。
不仅如此，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资本市场，它使资本可以很容易地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因此而逼迫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尽可能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就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中都营造了一种高压性的劳动市场环境，使大量资本流出工资高、劳动者福利高的国家，由此而造成大量失业，使企业更能压低工资以增加利润。
这样，总的来说，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发达国家使垄断资本受益，而小企业和本国的工人们则受害，特别是本国的低技术、低工资的工人受害。垄断资本受益，首先是因为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其次是因为大型垄断企业更容易扩张其市场销售。小企业主要受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之害。而劳动者受害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出所造成的失业，因为资本的国际流动使企业更有能力压低工资，还因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产品进口的竞争。
对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当然也有利于那些富有的资本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低，穷国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多半只能变成房地产和证券之类的金融投资，而从事这种投资的富人其实是典型的食利者，这些人的利益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当然也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在国际市场上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而它们本国的主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则会受进口产品竞争之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利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输出型的，而受害的则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只能面向国内市场，相对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在短期内，这样一种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总影响是难于精确估计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低，这样一种有利于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会增加落后国家的就业，甚至会增进经济上的平等程度。但是，大多数落后国家不可能靠这样的贸易政策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远远多于发达国家，单靠向世界市场出口并不能消除落后国家的过剩人口。而由于这样的贸易政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产业，它显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那些高技术劳动者的就业。
上一章已经指出，落后国家如果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新兴产业，就可以利用学习效应，加快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由此可知，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考虑到这方面因素，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不利于落后国家企业的快速成长；在长期中，它不利于这些国家真正的民族资本，也不利于本国劳动者的长期福利。就长期来说，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只是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那部分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密切的资本家，这主要是那些吃利息的食利者。
本节对经济利益的分析清楚地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代表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在本国雇佣劳动者制约下联合全世界食利者阶层所实行的全球性战略。
发达国家劳动阶层对这个战略施加的限制，就是禁止了全球性的劳动力流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在全球通过贸易、金融和投资进行扩张。
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是发达国家中的最贫穷者和工人，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长远利益，其中也包括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坚力量——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员和实业家们。
正因为如此，本节的标题把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定性为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当然，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系统地策划出来的计谋，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驱使它在各种客观力量矛盾斗争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在事后看起来就象是一个事先策划好的计谋一样：这是历史的“看不见的手”所策划的计谋。
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一节所说的当前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格局，本节要深入分析不发达国家中的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全球化的鼓吹者们喜欢颂扬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其理由是：这种外国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外资企业比落后国家的本国企业更有效率。在他们看来，只要满足了这两点，外国投资就是大大的好事。按照这种逻辑，他们认为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而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越多越好。
其实，对外国投资的这种评价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外国投资对一个国家是否有好处，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增加生产，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更有效率。更有效率、能增加生产的外国投资也可能是有害的。
判断外国投资对一国是否有好处，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该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国投资就是有害的。可外国投资就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也不见得能增加一国的收入。外国投资在增加一国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国的利润，而外国的利润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收入。如果外商投资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时外资所增加的利润一定高于其增加的产量。简单地说，如果外国投资增加的产量少于它增加的利润，这样的外国投资即使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它也是对该国有害的。
为什么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国投资是否有好处？因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生产，而是为了取得收入。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增加了，而他的收入（工资）却下降了，他一定会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对一个国家也同样是如此。99％的民众真正重视的都不会是他们生产了多少，而是他们收入了多少。他们增加生产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站在本国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国投资是否有好处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千亿元，其后这一差额逐年上升，1998年达到1，3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个数额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所获利润大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利润的差额。这个数字表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谈生产是否增加而不问本国的收入怎样，就完全是忘掉本国人民利益的自欺欺人了。
谈论外国投资企业是否增加了一国的产量，不能光看外资企业本身的产量是否增加，还要看外资企业产量增加时挤掉了多少本国企业的生产。全球化的世界是“买方市场”的世界，企业的产量主要受市场销售量限制，而市场的总的容量又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外资企业增加产量靠的是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外国投资虽然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产量，却没有增加本国的总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增加了多少，本国企业的产量就减少了多少。而这样的外国投资对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是有害的，因为它在增加外资企业产量的同时必定增加了外资的利润，而它又没有增加本国的生产，其结果必定是本国人民收入的减少。
当然，不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能够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一般说来应当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不发达国家外资企业的效率高可能对其本国居民是极其有害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会用一个本国员工生产出本国企业三个员工的产量。这个外资企业可以将他的这一个本国员工的产量分成3份，其中的1。5份作为他的工资，另外半份作为产品降价“让利”给本国的消费者，而把剩下的那一份产品作为利润收归己有。这样一来，这个外资企业既可得到足够的员工、也可得到足够的市场，但是却夺走了本国企业3个员工的产品市场，通过使他们失业而夺走了本国居民那3份产量的收入。当然外资企业本身也给了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以收入，但是这种收入只相当于两份产量——半份通过产品降价让利给该国居民，一份半是外资企业的该国员工的工资。总的结果是这个有效率的外资企业使所在国人民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个例子不但说明，效率高的外资企业也会有害于所在国人民，而且说明了，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所在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必然是有害于所在国人民的。
这样一来，严格的推理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使外资企业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即使外资企业更有效率，它也完全可能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外资企业所增加的一个国家的产量少于它自己利润的增加，这种外资企业就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一个国家的外资企业靠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而增加自己的产量，它就有害于这个国家，而且外资企业越有效率就越有害！
任何推理背后都有假定的前提，上述推理背后的前提是产品的需求给定不变。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假定不现实，但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定。按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要想扩大总需求，就必须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或者扩大净出口。这样，为了避免外资投入带来的上述弊病，不发达国家就必须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结合。这样或许能够在短期中缓解失业和本国收入的下降。
但是，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配套的上述作法，即使真能在长远增加本国居民的总收入，它仍然会留下一个巨大的宏观经济问题：由于外国资本的利润占本国总产出的相当大部分，本国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本国政府将难于运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政策手段来充分地扩大总需求。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本国的经济主体将其全部收入都变成支出，国内主体造成的总需求仍然会显著小于本国的总产出，因为本国的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
弥补本国总产出与本国的总收入之间的这个差距的方法只能有3个：1。 形成相应的净出口；2。 再吸引相应数量的外国投资，包括已经在本国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3。 增加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或减少其资产。
上述的第3点意味着本国的经济主体应当卖掉自己的金融资产来提供支出的资金，或者干脆举债支出。而且这种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不能纯粹是本国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转移：诸如政府向本国居民借债以进行采购的行动，如果动用的是买国债居民的当前收入而不是他们过去的储蓄，那就丝毫无助于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如果本国居民在已经花光了自己的收入的前提下，将一部分他们过去的储蓄变为政府公债从而使政府可以举债支出，这当然可以帮助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但是这样就增加了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其数量正好等于政府债务的增加量。
很显然，上述3个办法，特别是后两个办法都很可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超过了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们就不能长期使用下去。第一个办法的最大问题是它会导致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一国如果长期具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就会使别国倾向于找借口对它实行贸易制裁。当外资利润与总产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定界限时，如果实行第二个办法，外资的赢利率又比较高，就会导致国内资本存量中外资的比例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外资控制本国经济；如果实行第三个办法，则会导致本国经济主体的实际金融财产不断减少。这对任何不发达国家都是很危险的前景。
简而言之，只要外资企业挤占了不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或者抢走了该国企业的盈利机会，它对该国就多半是有害的。有害表现在减少了该国人民的实际收入。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争夺市场最激烈的时代，也是一个争夺投资机会最激烈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最宝贵的就是市场，就是投资盈利的机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在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上极有效率。而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却要不发达国家放弃对国内市场和投资机会的保护，让外国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随意抢占其国内的有利的投资机会。这样作的结果，长远来说一定会降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实际总收入，甚至在短期中就会引起这样的后果。正因为如此，本节前边才说，在长期中，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真正的民族资本，也不利于其本国劳动者的长期福利。
对我们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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