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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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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企业所得税的法令，不仅没有获得通过，甚至没有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讨论！
尽人皆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惊人的税收优惠。这种税收优惠造成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怪现象：中国自己的民族企业竟然在本国领土上遭受税收歧视，承受着远远高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有专家估算，中国境内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平均实际负担率，外资企业为11％，本国的内资企业却高达22％。
这一歧视本国企业的税收格局，已经维持了20年之久，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税法规定的不同待遇：中国税法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为33％，外资企业为15％。连调节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律都不是一个：中国同时适用着两个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就使外国企业成了在中国享受着特权地位的“高贵阶层”。
这种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社会政治都造成了极大伤害。中国政府的税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政府为维持其税收收入又不得不反过来增加民族企业的税收负担，由此而压垮了不知多少民族产业。更严重的是，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使中国企业就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地位，几乎无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大幅度偏向外国企业的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我们20年来看到的令人愤慨的现象：国内的外资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中国的民族产业却陷入了困境，不仅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造成了城市地区的大量失业，就连一度发展势头强劲的民族私营实业也越来越难以成长，由于很难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开始衰落。
要认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有害，并不需要多高的经济学水平。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宣称信奉“公平竞争”原则，企业之间税负公平则是公平竞争的基本要素之一。单凭这个“公平竞争”原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根本不该实行的政策，明白这一点不需要任何成人的智力。更何况全世界的经验事实更是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背道而驰。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经济政策都是给本国企业比外资企业更优惠的待遇，外资企业能够得到与本国企业同样的待遇，已经是对外资企业最大限度的优惠了，怎么还能让外资企业享受到比本国企业更多的优惠呢？
我在2000年就发表过专门的学术论文，以数学推导来论证外商企业税收优惠如何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20年来，无数的中国公众特别是企业界人士不断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据称，光是每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全体会议上由代表们提出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这样重要而急需的政策改善却至今未能提上“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也再简单不过：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合并后成立的“商务部”一直在坚决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今年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甚至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坚决支持却仍然未能列入“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又是因为“商务部不同意”。
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的“商务部”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其理由是“这会减少对外资的吸引力”。其实中国今日需要的根本就不是吸引外资，而是要把外资赶出中国。中国从1995年以来就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每年都一边引进几百亿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就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等渠道流出更多的资金。中国资金流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国内实业利润太低，利润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资金过剩，流入的外资抢占了过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十几年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增加的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减少对中国资金的吸引力为代价，以中国企业和资本的损失为代价，以中国人民利益的绝对损失为代价。说到底，这样去“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出卖中国利益——不，是向洋大人奉献中国人民的利益！
既然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最近十几年来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利益的祸害，为什么作为中国政府一个重要机构的外经贸部会那么不遗余力地要保护它？
一个在公开场合最说得出的理由是，“为了本部门的政绩”。外经贸部及各级政府中的相应机构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下产生的政府部门，其职责就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的计划指标。因此，这样一个部门中的官员势必会以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尽可能多吸引外资来显示自己的成就。多年来我经常对朋友们讲：我要是当了外经贸部长，也得拼命吸引外商来投资，拼命增加出口和进口。对一个外经贸部的部长来说，总不能是外资吸收得越少，对外贸易的规模、特别是出口越小，工作的业绩就越大吧！
这样说当然丝毫没有为前外经贸部的错误路线辩护的意思。为几个大官（哪怕他是部长或政治局委员）的“政绩”而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当然是可笑的，是任何有良好的治理国家理念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但是可惜中国出现的这样的事太多了，许多对全国人民来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就因为影响了几个官员（哪怕是芝麻大的小官）的政绩，就永远都无法实行！这次商务部否决了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最明显的一例。
我说前外经贸部必然会维护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并不是说它们这样背叛中国人民的利益有理，而只是强调，外经贸部的存在本身就使任何有良心的官员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本来就不应有外经贸部这种计划经济式的部门的位置。我们在宣称实行市场经济后的十多年里还保留了一个超乎任何政府部门之上的外经贸部，这是一种最坏地保留计划经济遗迹的做法。这样作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中造成了一个外国资本的代表，让它祸害了中国十几年。
熟知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说前外经贸部拼命维护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仅仅是为了“政绩”，那真是把这帮官员太理想化了。其实前外经贸部的官员们如此地为外资企业卖力气，恐怕更多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经济利益——个人那见不得人的好处。早在20年前，当普通国人出国还难于上青天时，外资企业就不断向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这些主管外资事物机构的“洋务大员”们提供巨额资金，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免费的“出国考察”、豪华的接待一直到远远高于当时的正常工资的“零花钱”。至于今天这样的经济好处已经上升到了什么层次，那恐怕只有最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猜测了。
有了这样的“政绩”加变相贿赂的诱惑，就难怪有众多的外经贸部门官员前赴后继地要把这个部门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部。这次坚决阻挡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前外经贸部的遗老们在现在的商务部中继续作祟。
这次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都是职务不高的小人物，如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等人。他们所列出的理由，如“中国现在吸引的外资还不多”、“取消税收优惠不利于吸引外资”等等，也都是早就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的瞎说。商务部本身拒绝回答媒体的问题，甚至不对媒体的揣测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在暗中却承袭着前外经贸部的路线，一如既往地把外资企业奉为太上皇。
关键的问题不是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这几个小人物。知道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光是这样的小人物不可能阻止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在这些小人物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后台，这些后台十有八九都是前外经贸部那个利益集团的领军人物。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阻挠取消歧视中国企业的税收制度，就是这个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利益集团的杰作之一。今天，他们已经感到理亏心虚了，所以才躲到了暗处，让那几个小人物出来支吾其词。但是他们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却照行不误。
且不要小看前外经贸部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祸害中国人民的能量却无比巨大。我在2002年初和2003年初致全国人大的两封公开信中，已经揭露了他们的部分罪行。这里还要对他们的其它罪行作进一步清算。
有一位现在已经升为商务部高官的前外经贸部官员，就是在当年崇洋媚外成风的前外经贸部中也被称为“跨国公司驻中国总代表”。在中国政府各机构协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历次商讨中，此人从来都抱怨中国政府给外资企业的优惠太少，坚决反对任何减少外资企业优惠的政策变化。此人的可恶之处在于总爱代外国人“恶人先告状”，动辄写信给前外经贸部利益集团的上层代表，以讨得“批示”来为外资企业争优惠为能事。由于为外国老板效劳功绩巨大，此人已建立了与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良好关系”，不时还在国际谈判的场合上演与美国那些杀伤中国企业的高手们“贴贴脸”的丑剧。中国的企业就在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个人关系”之下被导向了灭顶之灾。
前外经贸部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实行全行业私有化的中央部委，最早以“改制”为名将全部所属企业私有化。只是由于具体执行的人还有点良心，才在具体操作上以推行“职工全员持股”为主。但就是这样，“改制”的结果也往往变成了“经营者持大股”。这样的改制给银行留下了无数坏账，给职工造成了无数问题，却让极少数人大发横财，在全国的“权贵私有化”浪潮中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
至于前外经贸部在加入ＷＴＯ问题上如何误导中国政府，最终使中国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幅度开放了从外国的进口，而外国却可以对开放从中国的进口附加种种限制而实际上不开放，我已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中作了初步清算，这里先不论。
做出了这种种恶行的前外经贸部官员们，却不准受了他们损害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前些日子龙永图跳出来以跨国公司代言人的姿态教训全中国人民，甚至大骂对他们不满的南方企业家，是最明显的一例。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一例。
去年年初我出席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讨论了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会上的发言在理论上和经验材料上都十分丰富而深入，当然也不能不谈到外资企业横行对中国经济的害处。但就是这样一个纯学术的研讨却使前外经贸部的老爷们暴跳如雷。他们公然以政府机构的名义向中央打报告告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种学术研究否定了他们引进外资的“成就”，要求中央给他们的“工作”以“正确的评价”。这帮老爷平常欺压中国百姓以致企业家已经成了瘾，现在已经到了连学术界都不能说他们一个“不”字的地步。中国人谁敢不对他们唱颂歌，他们就要搬出政治权力来进行镇压。
写到这里我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忍不住要质问这班买办老爷：你们对中国人这样专横跋扈，怎么到了外国老板面前就那么言听计从？说你们是洋奴，不是再恰当不过了吗？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外经贸部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上的太上政府，它把本部门（其实是本部门的少数大官）作“儿皇帝”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实质上就是把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本人如此愤怒，是因为我也受过这班老爷的欺压。2002年初我公开指责前外经贸部在加入ＷＴＯ问题上损害中国人民的行为之后，就曾遭到本研究所的领导“找谈话”。领导显然是受了“上边”指令，要我停止这种公开的批判和指责。而我则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我请我们所的领导报告尽可能高的上级领导：任何人都别想当了婊子以后还要立牌坊。我就是专门砸婊子的牌坊的，就是专门干“秋后算账”的事业的。我将把未来的精力用在搜集、记录、整理事实材料上，用来“秋后算账”上，以便说明是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搞垮了中国的哪个产业、哪个行业。我的研究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人，绝不搞“集体负责”，空谈什么“共产党”怎样怎样，“政治局”如何如何。你们可以封锁我的言论，但是我会有足够的办法，将我的全部研究成果公开出去，让全中国人民都认清那些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人的真面目。
我现在不仅还坚持我当时的誓言，而且还要立即将它直接应用于前外经贸部。前外经贸部的余孽们在今年成功地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当然又在中国人民的心口上捅了一刀。不过，这也给了我最好的契机，来彻底清算前外经贸部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种种行为。
这也就是本文题目的含义。正告前外经贸部的那个利益团伙：别以为你们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又白为你们的外国主子得了一回便宜。你们欠下的这笔账早晚要清算。我们会将你们损害中国人民利益而对中国人民欠下的每一笔账都记录在案，并且会彻底清算你们欠下的所有陈年老账。套用一位老“还乡团”的话：你们欠了中国人民什么，我们会叫你们吐出来，你们欠了人民的账，我们要“一笔一笔慢慢算”！
还要奉劝现在的“商务部”的官员：不要再走前外经贸部的那条路线，作那个利益集团的殉葬品。我已经说过，前外经贸部由于其职能定位，替外资说话还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现在的商务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作外资企业的利益代表。
中国的商务部，顾名思义，其职责就是统管中国政府有关一切市场交易和贸易的事物；吸引多少外资，搞出多大对外贸易规模，都不再是你们的职责。在与外资企业打交道时你们更应当记住，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机构，代表的应当是中国人民包括中国企业的利益，而不应当是代表外国企业的利益。当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中国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商务部的责任是保护和帮助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斗争，而不是去帮着外资企业说话。商务部的成就，在于帮助和扶植中国企业，使它们作大作强，尽快完成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即便是放任外资企业壮大而压倒中国企业都是商务部的失职。
商务部的官员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像前外经贸部那样作外资企业的代表，对中国人民犯下新的罪责，以致还需要我来给你们再作一次“秋后算账”。
12、中日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考虑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参加今天下午我们这个讲座，这是我们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举办的系列讲座之二。我们认为，今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还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有很多现实的意义。有一种对中日关系的描述叫：政冷经热。林治波先生来这里做讲座时，也对这句话作了一些解释：在经济方面，日本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与我们国家有很多贸易上的往来，这种情况主要是日本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这些日本企业，用传统的说法就是财阀在国内的政治倾向上还是支持国内那些右翼和极右翼排华和反华的政治势力，形成了这种政治上紧张的表现。它有很多表现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这些年修改教科书，修改宪法，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在钓鱼岛上的冲突以及东海上的一些冲突，这些事都造成了中日之间政治上的冲突。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日本这些反华势力在中国的渗透也是惊人的，这一点也超出我们的估计。我们也有切身的感受，本来元旦这次（05年元旦）我们请林治波先生来我们这做了一次演讲，是讲中日关系——对日本强硬派的一种观点。林先生一来的时候就公开声明：他只是代表他个人，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在讲座之前已经申明了的，可是据后来的分析可能会有为日本反华势力服务的一些人混入我们这些现场这些听众中，甚至做了现场录音。回去迅速作出整理，第二天就在国外的一家很有影响的政治性的网站上发了一条新闻，头版头条《林治波：胡温纳谏对日转变强硬》而这里面的内容主要是采用把林治波的个人观点放大，说这是一种官方观点，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上制造麻烦。大家都知道，能够做这些的一定是对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比较熟悉的人，他试图在国外制造一些影响，并试图对林治波先生本人制造一种政治态势，制造一种政治压力，试图把他排挤出去。因为林治波先生是在我们国家官方体制内公开表态对日强硬的代表之一。他自己在这里也讲他的这种观点哪怕是在《人民日报》上也是不能发表的，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来这里——我们这个民间文化书店，以纯粹一个学者的身分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后来却被有人利用，我们对这件事非常气愤。我们就是感觉到这是日本的一种势力在中国国内渗透的一次具体的表现，所以后来这件事对我们有一种激发，我们感觉到在今年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的时候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在于揭露、批判甚至清算日本反华势力在中国的渗透。用句传统的的话来说中国国内还有亲日的汉奸特务，这些人，尤其是在学界媒体界里，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由于这个启发，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个系列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讲座，并追认林治波先生元旦在我们这里的演讲为系列讲座之一。这次是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中日关系，是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系列讲座之二，以后我们还要推出一系列这类讲座，下面欢迎做左大培先生给我们讲座。
左大培：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交流一下。其实林治波先生的讲话我已经看了，我先不讲我个人有什么态度，我觉得他是专家。我对很多东西研究的不是很系统，我不是中日关系方面的专家，所以我更多的是从一般化的带理论性的角度来探讨中日关系的大局问题，这个我先申明。第二个，由于林治波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风波，我也讲一下我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风波。我现在也不认为最早把林治波先生观点报道出去的那个人是别有用心，也许他是个记者什么的，他错误报道了，所以我希望任何报道的人都要实事求是。我讲过的每句话我都会负责任，我讲过的每句话我都不怕被人捅出去，捅得越远越好，你替我宣传嘛，我还要感谢你，但是希望不要造谣，没讲的话你不要给我加上。我还要申明我和官方没有任何关系，不代表任何官方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我的这种观点在我国政府内部的政策性的讨论里头也是处于劣势的一种观点。
今天我主要从经济角度来谈中日关系，那么政治角度我尽量少涉及。我确实对大国政治、军事研究不够，不敢多说话。但是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大家也应该有这种感觉，改革开放前我们对外过多地强调斗争，对美啊、对苏啊、甚至对印度啊，那时叫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和哪个国家斗一斗，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个人认为，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个弯转得很过头，过头到谁都是朋友，都要友好。那么与朋友友好，对不对？我觉得对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要做朋友，都要友好。但是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是不是事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注意一下近代史可以看到，西欧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强盛是在这些国家互相冲突、互相争夺霸权、互相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把本国的利益排在最高，而且把本国利益排在最高的同时它不可能不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只是冲突程度不同罢了。所以我们再看国际问题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和别人做朋友这种一厢情愿的愿望外，不能忘了一个现实，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不管是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那样的国家，还是美国那样说自己是普世民主的国家，他们作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都要争夺本国利益。这种争夺最缓和的就是奥林匹克那种争夺，即使奥林匹克这种争夺也要争夺谁第一、谁第二，你当了第一，我就当不了第一了。那还是在争，而且还不是赛跑那样的争，起码是像打篮球那样的争，还会有打斗。忘了这根弦，你就忘了最主要的东西，你对很多东西就不能回答。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网页，关于美国的行动我最近发了几个评论。美国人在国内讲不讲自由，讲不讲平等我不想评论，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也承认，但是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你不能认为他是在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美国人的国家利益，他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他们一定要追求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么原则的东西，我们是要把这个摆到中日关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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