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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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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曼作为宣传的卖点。一位伦敦高盛的产权交易员听说这位在纽约的德意志银行交易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想法后，飞越大西洋与李普曼见面，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价值10亿美元的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一位名叫西奥·帕努斯的对冲基金投资人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由德意志银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李普曼的说法，马上就投下了他的筹码。如果把这些想法传播的路线连起来，就像是一条病毒传播的路径，大多数线条最终都指到李普曼身上。他是零号病人。只有一个病毒携带者能够声称是自己传染了他，而且事实确实如此。然而，迈克尔·巴里整天窝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办公室里，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
这个以高额赌注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人的小世界中又包含着一个更小的世界：那些沉迷于这项交易的人。极少数投资人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是针对金融体系，而且还针对更大范围的社会，他们对赌的是一个如此巨大的体系——相对于他们的资本来说，他们实际上放弃了作为一个传统的理财经理的理念，而成了别的什么了。约翰·保尔森获得了迄今为止能够动用的最大的资金，这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迈克尔·巴里筹资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计划无功而返9个月之后，保尔森成功了，他告诉投资人的，不是一个几乎可以肯定将要发生的灾难，而是针对远期灾难可能性的廉价的对冲。保尔森比巴里年长15岁，而且在华尔街的名气要大得多，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华尔街的圈外人士。“我给高盛打电话，问他们有关保尔森的事情，”一位保尔森曾在2006年年中找他集过资的有钱人说，“他们说他是第三等级对冲基金操作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保尔森从投资人手上筹集到了几十亿美元，这些投资人把他的基金看做对他们的不动产组合相关的股票和债券——的一种保险。保尔森说，在寻找那些对赌的被商估债券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抵押贷款债券市场正在发生的情况。“我喜欢做空一种债券的理念，因为你的亏损风险是有限的，”他告诉我，“这是一种非对称的赌博。”他震惊地发现，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与卖空一只真正的债券比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成本低廉，尽管它们所代表的是同样的赌注。“我做了5亿美元。他们说，'你愿意做10亿美元吗？'而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花了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我押下了250亿美元。”保尔森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投资人可以卖空价值250亿美元的股票或者债券，而不至于造成价格波动，甚至崩盘的市场。“而我们可以做500亿美元，如果我们想做的话。”
2006年夏，住房价格开始下跌，有一些人看到了丑陋的现实并采取了应对措施——揭开一名年轻美女的面具，露出的是一张老巫婆的面孔。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会跟你说一些有关金融体系状况的事情，口气与那些空难幸存者讲述事故经过时一模一样，还会顺便提到那些从事故中死里逃生的人的状况。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古怪。但是他们的古怪又各有各的不同。约翰·保尔森的古怪在于他对赌那些高风险贷款的兴趣，以及在说服其他人跟他一起干的时具有的说服力；迈克尔·巴里的古怪在于他对公众意见的漠视，他甚至不与人类发生直接的联系，只关注硬数据以及引导未来人类金融行为的动机；史蒂夫·艾斯曼的古怪在于他深信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是一种腐败，或者是一种正在变得腐败的事件，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则是剥削的引擎，而且最终将是毁灭的引擎。每人填补了一个洞，每人提供了一种遗失的感悟，一种面对风险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认识，或许我们就能防止灾难的发生。但是，至少有一个敞口的洞穴没有一流的专业投资人去填补。这个洞反而被查理·莱德利（CharlieLedley）填补了。
查理·莱德利——充满好奇的反复无常的查理·莱德利的古怪在于，他深信在华尔街赚钱，最好的方式是找出华尔街深信最不可能发生的那些事情，并把宝压在它会发生上。查理和他的伙伴经常这样做，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清楚，市场发生剧烈变化的可能性被有意识地进行了低估。尽管如此，在2006年9月，当他翻看一个朋友送来的格雷格·李普曼所做的有关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资料时，莱德利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好得简直有点不像真的了。他从来没有做过抵押贷款债券业务，对房地产基本上一无所知，对债券市场的术语更是一头雾水，他甚至不确定德意志银行或者其他机构会不会让他购买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因为这是一个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而他和他的两个伙伴——本·霍克特（BenHockett）以及加米麦（JamieMai），任凭谁来看都算不上是机构投资者。“但我就是看着它说，'怎么让它成为可能？'”他随后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伙伴，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比我们聪明的家伙不做？
意外的资本家 看似荒谬的业务
看似荒谬的业务
每一项新的业务在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加米·麦和查理·莱德利的想法在2003年年初的时候，对于一家资金管理公司来说近乎荒谬：两个30岁的人在嘉信理财公司的账户上有11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个朋友的房子后院借用了一间库房，把自己戏称为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他们中谁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拥有投资的才能。两人都刚刚开始为纽约私人股权公司格鲁布伙伴公司（GolubAssociates）做些辅助性的工作，都还没有作过实际的投资决策。加米·麦高大英俊，完全符合教科书上的说法，很有领导人的派头——但是只要他一开口，他对一切都缺乏信心的特点就显露无遗了，从明天太阳是否会升起，到人类的未来，都是如此。加米有个习惯，他常常在一句话的中间停顿而且口吃，似乎还没有确定他自己的想法。查理·莱德利更加糟糕：他的脸色苍白得像火葬场的工人一样，做什么事都尽可能地向后拖延，没有明确的行动。如果被问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会双唇紧闭，遥望远方，摇头晃脑，活像一个忘了台词的演员一样，当他最终开口发出声音的时候，会让你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居然说话了！
两人都被他们同时代的人看成是性格温和、缺乏条理、好奇心强、聪明但是缺乏方向——这种类型的人会在高中毕业15周年聚会的时候冒出来，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阅尽人世沧桑。查理在读完大学一年级之后离开了阿姆赫斯特学院，为比尔·克林顿的第一次总统竞选做自愿者，尽管他最终回归了，他对理想主义的兴趣依然要比对挣钱的兴趣更浓厚。加米离开杜克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岸跑来跑去给有钱人送帆船。（“那是当我明白，我必须学点什么专业的时候。”）到28岁的时候，他休了18个月的长假，带着女朋友周游世界。他来到伯克利，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女朋友想搬到那里住。查理甚至根本不想来伯克利，他在曼哈顿长大，他搬到伯克利是因为大家一起经营资金的想法，而那11万美元是加米的。查理现在与加米共住的车库也是加米的。
除了金钱和宏伟的理想，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金融市场的想法。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勉强搭得上边的主意。他们在私人股权行业——各家企业在柜台上买卖整个公司——的历练，让他们相信，私人股票市场或许比公共的股票市场更有效率。“在私人交易中，”查理说，“一般情况下有一个经验老到的顾问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没有那种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值多少钱的人。在公共市场，会有人专注于每季度的收益，而不是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会有人为了各种疯狂的理由去做莫名其妙的事。”进而，他们相信，公共金融市场缺乏胸怀大志的投资者。美国股票市场上的家伙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内部作决定，日本债券市场的家伙在日本债券市场内部作决定，诸如此类。“确实有人只在欧洲市场做中型医疗保健债券，”查理说，“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金融的。乡土观念对于现代精神生活来说是一个共性的特征。没有人试图以整合。”在金融市场上，有些人因为具备狭窄的专业技能而获得了不菲的报酬，另外一部分人的待遇却很差，而如果你要跨市场分配资本的话，这部分人的大局意识和全球观念却恰恰是你所需要的。
2003年年初，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刚对业界开放，这意味着加米和查理要花更多的时间坐在伯克利的车库里，同时也是查理的卧室里，以寻找市场上的机会。他们决定，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不只是寻找市场无效率情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所有的市场：股票、债券、货币、商品。这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简单的雄心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加入了一个，而且是更加不简单的一个，他们遇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大机会，一家名叫第一资本金融（CapitalOneFinancial）的信用卡公司。
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是一个很难得的例子，它代表了那些找到了一种把钱借给信用评级很差的美国人的办法的企业。它的业务是信用卡，不是住房贷款，但是它面对的是同样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他们的住房贷款几年之后可能会在灾难中结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及恂跨进21世纪的时候，该公司声称，它在分析次级信用卡使用者信用度以及为借款给他们的风险定价方面拥有比其他公司更好的工具，而且，市场也相信了这个说法。20世纪90年代末，它度过了这个行业非常困难的一段日子，在这段时间内，它的好几家竞争对手消失了。随后，在2002年7月，它的股票崩盘——两天之内下跌了60％，原因是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管理层披露了他们与两家政府监管机构——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局——对于他们需要储备多少资本以应对潜在的次级亏损问题存在争议。
忽然之间，市场开始担心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在发放贷款方面并不真正比其他公司聪明，只是在掩藏亏损方面做得更好。市场怀疑，监管者可能发现了欺诈行为，而且正准备处罚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各种证据似乎都指向了这个方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它在调查该公司最近刚刚辞职的首席财务官，他涉嫌在公司宣布与监管部门的争议，并导致股价下跌之前两个月卖出了他在公司中的股票。
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赚着钱。它声称自己没有做任何错事，监管机构的做法太反复无常，并且公告称它所持有的200亿美元次级贷款组合没有出现任何特别的损失。但公司的股票价格仍然没有起色。查理和加米研究了整个事件，他们参加行业会议，致电各种他们并不认识的人，并向他们寻求信息：空头卖家、前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员工、为该公司提供咨询的管理咨询师，甚至政府监管机构。“情况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查理说，“额外的信息数量有限，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他们认为，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或许真的有更好的发放次级贷款的工具。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公司的管理层是骗子吗？
意外的资本家 充满想象力的赚钱策略
充满想象力的赚钱策略
对于两个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30来岁、自称职业投资人、在嘉信理财账户上有11万美元的人来说，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探究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去做了。他们去寻找第一资本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尔本（RichardFairbank）的大学同学，了解了他的性格特征。加米查阅了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的年报，并且努务找出公司内部可以提供情报的合适人选。“如果我们提出要见首席执行官，我们或许见不到。”查理解释说。最后，他们找到了彼得·史诺（PeterSchnall），他是该公司分管次级债务组合的副总裁。“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很愿意，'是谁打电话说想见彼得·史诺？'”查理说，“当我们要求跟他谈谈的时候，他们很愿意，说'好啊'。”他们很庄重地把自己介绍为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但是对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具体是做什么则只字不提。“很有趣，”加米说，“人们并不太愿意问你有多少钱，所以你也不需要告诉他们。”
他们问史诺是否可以去拜访他，在他们进行投资之前问他几个问题。“我们真正想做的，”查理说，“是想看看他看上去是否像个骗子。”他们发现他相当健谈。很有意思的是，他也在买他自己公司的股票。他们离开的时候想，第一资本金融公司与监管机构的争议是无伤大雅的，而且该公司基本上是诚实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或许会是骗子，”加米说，“但很有可能不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他们引向了一条通往那个很快让他们变得非常富有的金融市场的康庄大道。在与美联储和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出现麻烦的消息公布之后的6个月里，第一资本的股票在每股30美元上下窄幅波动。这个稳定性显然掩盖了一个严重的不确定性。对于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来说，每股30美元的价格显然不是“正确”的价格。这个公司要么是欺诈，如果是这样，它的股票一文不值，要么这个公司像查理和加米认为的那样诚实，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股票每股应该在60美元左右。加米·麦刚刚读完《你能成为股市天才》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乔尔·格林布拉特，也就是支持迈克尔·巴里的对冲基金的那个人。格林布拉特在书中描述了他怎样利用一种被称为第期股票期权的衍生证券赚取巨额财富的故事。这种长期股票期权给它的买家提供了以固定价格在一段确定的时间内购买股票的权利。格林布拉特解释说，有时候，购买一种股票的期权要比购买股票本身更有意义。这在格林布拉特的价值投资世界里被当做异端邪说中的一种。老式的价值投资者不碰期权，因为期权假定在被低估的股票存在一种时间价格运动的能力。格林布拉特的观点是：如果股票的价值会因为某些固定时间内一定会发生（比如兼并日或者开庭日）的事件的影响而出现显而易见的变化，价值投资者可以使用期权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加米想到了一个主意：买入一份购买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的长期期权。“这是很刺激的事情，喔，我们有个观点：这只普通股票很有吸引力。但是，看看这些期权的价格！”
以40美元的价格在今后两年半中的任何时间购买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的权利只值3美元多一点。这没有任何意义。第一资本金融公司与监管机构的问题在几个月之内就会有结果，要么解决了，要么没有。到那时，股价要么跌到零，要么涨到60美元。再仔细观察一下，加米发现，华尔街用来为长期股票期权定价的模型，即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做了一些奇怪的假设。比如，它假定未来股票价格呈钟形正态分布。如果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按每股30美元的价格交易，该模型推测，在今后的两年里，股价为每股35美元的概率比每股40美元的概率要大，每股40美元的概率比每股45美元的概率大，依此类推。这个假设只对那些对公司情况一无所知的人才有意义。在这个例子里，这个模型完全忽略了这个关键：当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时候，它大幅波动的概率要高于小幅波动的概率。
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马上买入了8000份长期股票期权。他们潜在的损失被限制在他们为购买股票期权所支付的26000美元内。他们潜在的收益理论上则是无限的。不久之后，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的问题得到了监管机构的澄清，其股票价格飙升，而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26000美元的期权头寸现在价值52。6万美元。“我们真是高兴得发疯了。”查理说。
“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有人会以如此低的价格把这些长期期权产品卖给我们，”加米说，“我们继续去寻找更加远期的期权。”
这很快成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赚钱策略：从那些看起来很便宜的买入或者卖出某些韩国股票或者五花肉或者第三世界货币——任何可能会出现某种剧烈变动的有价的东西——的期权入手，随后再返回到期权允许你买入或者卖出的那个东西上。期权适合查理和加米两人的个性：他们永远也不用对任何事情有肯定的想法。两人都具有这样的倾向，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都对本身并不确定的事情抱有太确定的看法。两人都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无法对高度不可能的事件计算概率。两人在坚定自己的信念方面都存在问题，但他们非常善于对他们认为别人是错误的信念作出反应。他们每次打算押下一笔风险很大的赌注时，其中一人会着手进行案例分析，做出一份详尽的演示材料，并用PowerPoint幻灯片来呈现。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向谁去报告。他们做这些只是为了在讨论的时候，让对方听听有多大的说服力。他们只在他们认为某些剧烈的变化即将发生的时候才会进入市场，他们会以很小的赌注投注很大的赔率，最终可能会让他们赢得很多。他们不知道有关韩国股票或者第三世界伙伴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他们并不真的需要知道。如果他们发现可以很便宜地对任何证券的价格变动投注，他们可以雇用一名专家帮助他们找出那些细节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模式，”加米·麦说，“依靠那些知道得比我们多的聪明人进行工作。”
他们在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期权上初战告捷后，又取得了另一个类似的成功，这次是在一家叫做联合泛欧通信公司的欧洲有线电视公司身上，它当时还深陷窘境。这一次，由于拥有了更多的资金，他们购买了50万美元的买入期权，行权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很大。当联合泛欧通信公司恢复元气的时候，他们很快赚到了5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这次真的太激动了。”加米说。接下来，他们押注在一家为病人提供家用氧气瓶的公司。20万美元的赌注很快变成了3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现在是三战三捷，”查理说，“我们认为十分滑稽。这也是我第一次认为自己真的会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意外的资本家 搜寻华尔街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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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许是抓住了现代金融市场的严重的漏洞，也许是撞进了一场巨大的赌局。从特征上分析，他们不可能属于上面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正如查理所指出的：“真的很难知道你什么时候是幸运的，什么时候是聪明的。”他们估计，等到他们能够拥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交易记录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已作古了，所以，他们无意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想他们到底是幸运还是聪明。无论如何，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懂那些他们应该懂的东西，特别是有关金融期权方面的知识。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统计系雇了一名博士生帮助他们做这些工作，但是当他们要求他研究五花肉未来市场的时候，他辞职了。“好像他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加米说，“他总体上本来就对资本主义有心结，五花肉则把他推过了那根红线。”他们只好自己慢慢来啃那一大堆复杂的金融理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布莱克·肖尔斯模型，看看在你变更其中的各种假设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加米说。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些模型允许人们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对那些很可能会以惨烈的方式结束的局面进行投机。如果一只股票在次年将会一文不值，或者每股值100美元，任何人以3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年期的按每股50美元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期权就是很愚蠢的行为。然而，市场通常却都是那样做的。华尔街所使用的为价值上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定价的模型，想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序、连续的过程。但是世界并不是连续的，它时断时续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通常都是偶然的。
“事件驱动型投资”是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杜撰出来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听起来没有它本身那么有趣。一天，查理被乙醇期货勾起了好奇心。他对乙醇所知不多，但是他知道它享有美国政府每加仑50美分的补贴，所以，每加仑乙醇可以比汽油多50美分的溢价，而且一直都享有。在2005年年初，他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总体来看，乙醇的交易价格每加仑比汽油便宜50美分。他不知道原因，而且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原因。相反，查理买了两车皮的乙醇期货，并因此上了《今日乙醇》的头条，对于这家杂志的存在他先前并没有注意到。在经纪人的怒火中，他们结束了这桩交易，不得不在芝加哥的某货场上接受装满了乙醇的车皮——经纪人赚到的钱少得近乎荒唐。“我们所做的业务的复杂性已经与我们的资产不成比例了，”查理说，“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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