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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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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日程计划所用，就必须囊括进更多的人和地区。因此，它开始转向了弗拉门戈，并在圣保罗建造了帕卡恩布球场。
Ⅱ
瓦加斯政权真正的野心是，一座城市只允许有一个体育场代表国家或者举行劳动节游行。因为有些活动必须在圣保罗进行，但俱乐部的体育场都太小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地市政府开始计划在这座迅速发展为巴西最大城市的地方建造一座新的球场。为了履行1932年内战后签订的宽大、和平条件，联邦政府承担了圣保罗一半的战争债务，政府允许圣保罗创立它的第一所公立大学，而体育场建设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鼎力支持。
1936年，帕卡恩布体育场开始动工。它坐落于狭长的山谷之中，而山谷位于两座平缓起伏的丘陵之间，这地方在那时是城市的郊区。体育场靠近开阔的、用来举行礼仪活动的查尔斯·米勒广场，广场与其说是正方形的，不如说是椭圆形的。马蹄铁状的体育场的圆形看台那头毗邻广场。帕卡恩布球场的大小几乎是瓦斯科圣热拿利奥球场的两倍。虽然圣热拿利奥球场采用的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非常华丽，但帕卡恩布体育场干净整洁、简单大方，从几何学上来说，更符合比例。它在细节之中体现了那个时代豪华轮船、旅行汽车和飞机明快的线条。体育场里的引导标识采用的是无衬线字体，优雅、整齐，而不失现代化。这项综合性设施不只是一个球场，它还包含了一个体育馆以及一些其他运动设施，并对公众开放。
20世纪40年代末举行的揭幕典礼规模也很好地衡量了政府投资这个新体育场的政治意义。随着一阵号角声，警察特定任务队手里举着从里约弗卢米嫩塞俱乐部带来的奥林匹克旗帜步入球场。虽然这是一个比较笨拙的象征，但也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运动中心，也许也可以说，国家认同感从私人的、上层阶级聚集的拉兰热拉斯球场转变为市立的、人民大众的帕卡恩布球场。揭幕式后紧接着是一场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由12000多个来自圣保罗不同运动机构的运动员组成。所有人都统一要求穿白色鞋子、官方俱乐部颜色的衣服，不许戴任何一种头巾。1920年，在拉兰热拉斯球场为了欢迎比利时阿尔贝国王而举行的游行是由里约顶尖俱乐部带领，但是，帕卡恩布的庆祝游行是以两支球队组成的队伍开始的：科林蒂安和帕莱斯特拉意大利俱乐部。然而，获得最大欢呼声的却是圣保罗足球俱乐部，这令人惊讶，因为圣保罗足球俱乐部才成立五年，是由上流社会的俱乐部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合并发展而来的。这支球队一直对职业足球不屑一顾，现在是完全跟职业足球不沾边，但它继承了圣保罗顶尖足球队的身份。它的名称与徽章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巴西圣保罗人的身份为公众所知。很显然，对观众而言，为圣保罗俱乐部欢呼针对的是总统瓦加斯，公开地提醒他这个城市的骄傲以及对自治权的渴望。
体育场最佳位置上坐的大多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圣保罗市市长普列斯特斯·马亚，里约市长，圣保罗州、里约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监察员，还有瓦加斯，瓦加斯的妻女。市长的演讲具有那个时代典型的特点，阿谀奉承、拐弯抹角、巴结讨好。他不仅仅是颂扬瓦加斯，几乎是摇尾乞怜。他赞美瓦加斯、瓦加斯政权、海军，沉溺于民族优生的幻想之中，说道：“每个公民都能效仿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将巴西扛在肩膀上。”他还指出总统的精神是这个项目得以运行的关键，并询问他的总统阁下是否愿意赏个脸为所有在座的人宣布开幕。瓦加斯的演说就远没那么华丽，他间接地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观点：第一，帕卡恩布球场不仅仅是要为运动服务，因为运动必须为其他目的服务：
“这些明快的线条，这一优美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设计，如果不用来维护和支持新政权建设事业，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建筑符号……这个具有纪念价值的运动场应该为健康的爱国教育、体育教育和国民教育服务。”（2）
第二点就不只是对圣保罗市民说的了，而是针对全巴西人民，他们最好不要忘记：
“帕卡恩布球场是你们的，是由你们的付出和努力建造的……但是，你们应该理解，这个意义非凡的体育场标志着圣保罗为巴西服务的伟大。”（3）
第二天，体育场举行了游泳比赛、拳击比赛和击剑比赛。在这之后，几乎满座的观众接连观看了两场圣保罗的足球队与来自其他州的足球队的比赛——帕莱斯特拉意大利对阵科里蒂巴、科林蒂安对阵米内罗竞技。在巴西，以往都是州内各个足球俱乐部之间进行比赛，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还是相当少见。
1942年，帕卡恩布体育场举办了劳动节的庆祝活动，这说明它完全并入了新国家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大约7万人观看了侦察兵、警察和消防队的演习，对头顶上低空飞行的侦察机表演狂喜不已。坐在南美洲最现代化的体育场的看台上，观众们为沃尔塔雷东达市的工人们欢呼喝彩。这座新城市建立在里约州南帕拉伊巴河的河岸上，巴西将在这座城市建立这个国家，甚至是整个南美洲的第一家钢铁厂。1927年，在业余足球年代，弗拉门戈在里约州锦标赛上赢得了它的最后一个冠军。就像它的邻居和对手弗卢米嫩塞一样，它也属于上流社会的足球和社交俱乐部，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里约的上层阶级。这个俱乐部的主席里瓦达维亚·迈耶是一个敢于发表言论反对职业足球的人，他反对在球场上将球队与人民大众混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末，毫无疑问，这支队伍成了里约乃至整个巴西最受欢迎的球队。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在东北部的城市如累西腓和纳塔尔以及在他们的家乡里约热内卢，弗拉门戈都能让球场爆满。其他俱乐部也许将自己定位为受欢迎的俱乐部，而弗拉门戈则宣称自己是一支人民的俱乐部。
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变是由一位富翁约瑟·巴斯图斯·帕蒂尔哈领导实现的，他是一家印刷公司的老板，并在1936年至1939年间担任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的主席一职。帕蒂尔哈树立了一个榜样，将公民社会中出现的思想意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为新政权推崇的巴西特色的理念填充了实际内容。在调和了弗拉门戈俱乐部与职业足球之间的矛盾后，帕蒂尔哈意识到，在足球职业化和拥有众多付费观众的新经济环境下，只有扩大成员人数、增加到场观众人数才能获得成功。这就要求拥有一支更加优秀的球队，并在球迷消费越来越多的报刊上制作更加醒目的新闻标题。出于这些目的，帕蒂尔哈筹集资金，在里约南区的海滩新建了加维亚球场。放宽会员资格限制，实施招募活动，十多年间，俱乐部又吸收进了1万名会员。此后，俱乐部又买进了一家报刊——《体育周刊》（Jornal dos Sports），开始与编辑马里奥·费劳合作。他们一起为弗拉门戈制造新闻、大力推广，费劳适时地将弗拉门戈的历史转化成恢宏的神话。如果你不能让人们走向弗拉门戈，那么就让弗拉门戈走向人们。广播电台对弗拉门戈进行全国范围的报道，同时球队在全国巡回比赛，在各个城市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说回到里约，帕蒂尔哈投资了一支新球队后，观众也增加了。首先，他引进了几名阿根廷球员，这些球员几乎组成了半个首发阵容，随后他又引进了匈牙利教练多里·库什纳的战术创新。库什纳将多瑙河流派的足球理念介绍给了里约。然后，为了彰显平民主义，他想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办法，签下了当时最有名的三个黑人球员，福斯托、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和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这是对全新的弗拉门戈最清晰的诠释。当弗卢米嫩塞的足球迷们不断地嘲笑他们为“煤灰”时，弗拉门戈的粉丝却接纳了他们，以此庆贺俱乐部对待贫穷巴西黑人的开明。
伴随着这一场商业体育盛会，帕蒂尔哈脑中形成了一个新方案。对他来说，巴西的年轻人是“弗拉门戈的一代”，通过对运动和俱乐部的热爱，将被重塑成健康的社会化爱国者。弗拉门戈开始为工人阶级的孩子制定一系列教育和运动项目。正如帕蒂尔哈所说：
“我们的课程完全免费对这座城市中所有年满15岁的孩子开放，不论男孩还是女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不论白人还是有色人种。这是一次广泛的民主化的体育活动……目的是通过训练改进教养方式，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4）
《体育周刊》也激情迸发地附和：“用信念与热情创造奇迹是弗拉门戈的品质特点……人类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正是这两种美好的情感让他们走得更远——父亲的爱和对体育活动的热爱。”（5）弗拉门戈俱乐部与《体育周刊》拟定了一次比赛，让孩子们将他们造得最好的句子提交上来，句子中必须包含弗拉门戈和巴西这两个词语。获奖者所造的句子包括“弗拉门戈教会你热爱巴西的一切”，还有“弗拉门戈：巴西的哨兵”。
尽管帕蒂尔哈让弗拉门戈发生了关键的结构性的改变，使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冠军，但他并没有为这个俱乐部带来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锦标赛冠军，最后也没有为平民大众留下多少空间。弗拉门戈俱乐部收取了他们的会费，但它的运营仍旧是由上层机构完全控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两点不足都得到了弥补。此次事件中关键性的人物来自社会阶层的另一端。杰米·罗德里格斯·卡瓦略于1911年出生于萨尔瓦多市。1927年，在一次国内人口大迁移的浪潮中，他乘坐一艘小船从贫穷的东北部来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南部城市。他在这个城市第一次体验到足球是观看弗卢米嫩塞比赛，但在返回俱乐部观看球队训练的途中，他发现前面有围栏拦住了去路。那条道路的尽头，弗拉门戈的球队正在户外训练，他被吸引了过去，并从此再未离开。五年来，卡瓦略一直从体育场的围墙上攀爬进去，一直讨要买门票的钱，并向球员讨要零钱花，直到他在司法部获得一份低级但稳定的文职工作。正是这种从业状况将移民吸引到了这座城市，对少部分人而言，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就将改变他们的一生。卡瓦略，一个贫穷的外地来的混血移民，现如今已成为了弗拉门戈的会员，娶了一位葡萄牙女人，买得起票来观看俱乐部的比赛。不只是足球比赛，他还参与了弗拉门戈所有的划船比赛，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
卡瓦略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1942年。在那一年里约州锦标赛最后一场、也是决定性的一场比赛的前夕，他一个人在俱乐部会所升起了弗拉门戈的旗帜，并熬夜一整晚，把一大卷印花棉布染成红色和黑色，为第二天的比赛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上写着“前进弗拉门戈！”几个大字。他不仅带着这面旗帜来到体育场，还带来了十几位球迷，球迷们一路吹着喇叭，打着鼓地走了进来。人们的第一反应各不相同。观众与俱乐部官员似乎很喜欢他们，但埃里·巴罗索在广播中评论这支乐队无法用语言形容，并为他们取绰号为“恰朗加”——跑调乐队。“恰朗加”毫不退却，还制作了弗拉门戈自己的队服，并在上面手工缝制了象征俱乐部徽章的竖琴。他们也开始参加客场比赛，利用球场上站台区的开放空间，靠近对手，用音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种环境下，弗拉门戈对圣克里斯托旺打进了第4个球后，裁判禁止“恰朗加”进入球场。这件事闹到了法庭，但是当地足协却是支持的态度。里约足协的两位高层马里奥·费劳和瓦加斯·内图认为足球需要这种观众自发组织的盛大的支持场面。
这也许并不是因为“恰朗加”发挥作用了，但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最终，在1942年，弗拉门戈赢得了里约州锦标赛的冠军，并且连续赢得了下两届的冠军，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三连冠。第三次夺冠的情景在马里奥·费劳的短篇小说《春天里的狂欢节》中有记载。在小说中，他写道：“随着一声巨响，比赛开始了，响声如此之大，连值班的警察都被吓得摔倒在地。”真实情景当然没那么夸张，但在这次比赛中观众确实看到了各种烟火。瓦斯科球迷组织（TOV）——一群支持瓦斯科达迦马俱乐部的球迷组织起来的队伍（弗拉门戈“恰朗加”的翻版），在比赛开始前的一段时间，为观众燃放了最好看的烟花。在那一季关键性的一场比赛中，弗拉门戈对阵瓦斯科。杰米·卡瓦略决定要给瓦斯科球迷组织一点颜色瞧瞧，他把在家中制作的一颗炸弹带到了球场。这颗炸弹并没有将任何人从球场上轰走，但却让整个体育场浓烟密布，并为炸弹的用法开创了先例。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弗拉门戈再一次夺冠。乐队和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游行庆祝。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使某些统治阶层感到恐慌，也许还会导致禁止球迷组织活动和燃放烟花，但新国家选择团结这些力量。在得到俱乐部的支持、商业赞助和足协的庇护后，卡瓦略在195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成了巴西队的官方啦啦队队长，完成了他从身无分文的萨尔瓦多市移民到全国球迷领袖的转变历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担任这样一项官职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
Ⅲ
新国家也许正忙于发展巴西大众文化，甚至公开地开展庆祝活动，但上层阶级和保守党人内心对这种大众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并非完全满意。新政权中很多高级官员受这种想法束缚，因而对待桑巴舞持有这种态度：“我们认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所有粗鲁的、没文化的乡巴佬才常常需要通过音乐与文明拉上关系。”（6）这种想法当然影响到新国家与前任政权对待狂欢节的态度。
1641年，里约举行了首届狂欢节，当时的殖民政府为了纪念葡萄牙君主立宪制的复辟下达了庆祝命令。但狂欢节很快变得失去控制，超出预想，伴随着非裔巴西人的舞蹈和音乐，一群群发了疯的葡萄牙青年在城镇里横冲直撞、胡行乱闹。1900年，里约当局为了消除这些狂暴行为，要求参加狂欢节的人登记身份，将这一深受欢迎的节日明显地变成了有钱人的私人聚会和化装舞会。20世纪初出现了桑巴舞学校——草根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桑巴舞乐队和舞蹈俱乐部——保证了穷人能够自始至终参与狂欢节。在瓦加斯的统治下，作为对政府为花车和服装提供补贴和现金支付的回报，桑巴舞学校必须践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主题必须积极阳光，政府可以利用热情洋溢、积极健康的狂欢节来吸引外国游客。
因此，新国家对待狂欢节和桑巴舞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支持他们带头积极地吸收非洲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巴西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是需要同化和控制的危险分子、邪恶势力、潜在的秩序扰乱者。新国家在对待足球的态度上也是相同的矛盾心理。它希望所有足球比赛的庆祝活动都能有助于国家施行人口复兴计划，球员都能扮演传教士的角色，传播卫生保健的思想和积极健康的爱国教育。很显然，对所有人而言，在一个足球职业化的年代，事情就算曾经是那样，现在也已经不再按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了。明星球员受欢迎的程度和财富的多少取决于他们的球技而非正直的道德品质，这一事实与政府对足球的期待大相径庭。莱昂尼达斯和福斯托两位最有名的球员都没能遵照当局推崇的谦卑和服从准则行事，但这并不仅仅只有他们俩。福斯托最终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和低酒精饮料。莱昂尼达斯虽然偶尔被政府拉去支持劳动法的贯彻实施，但所过的生活，也与政府希望树立的一个积极阳光的爱国榜样完全背道而驰。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社会名流，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商人，外表帅气、非常上相，喜欢炫耀最新的射门招式，喜欢在比赛结束后的那一天，到里约布兰科游行，接受球迷的欢呼。让当局头疼的不只是球星们放纵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还有巴西足球与“野孩子”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野孩子”是巴西人口中经常提起的人物——活跃的、精明的，依靠智慧和魅力生存的城市战士。莱昂尼达斯言谈举止之间都带着一股随意劲和精明劲，似乎连踢球也是即兴发挥，他射门的招牌动作是“倒挂金钩”。
新政权的保守主义和新思想、新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永远也无法完全缓和，这一点在大众文化的三个重要领域都有所体现：球赛广播、足球音乐和足球电影。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广播是大多数巴西人真正了解足球赛事的主要方式。那时的广播节目严重依赖于歌剧音乐和偶尔上演的戏剧，足球为相当有限的广播节目增加了受欢迎的话题。因此，解说员大多数时候都在介绍足球是怎样被人们接受和理解的。20世纪30年代，尼古拉斯·图马和阿曼多·潘普洛纳是两个主要的解说员。潘普洛纳的解说总是注重礼仪、稍显古板，而图马则语速飞快、断断续续，因此获得了“机关枪解说员”的绰号。加利亚诺·内图在瓦加斯时代后期表现稳健、深受信任，被宣称为“完美的体育解说员”。1938年法国世界杯时，是他负责实况解说巴西队的赛况。
尽管三个解说员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解说了足球积极健康、有爱国心的一面，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期确实出现了对足球片面性和浮夸的报道，其中以阿里·芭萝萨为代表。作为作曲家，芭萝萨在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科帕卡巴纳地区声名鹊起，但他同时还是作家、画家、当地议员和弗拉门戈的狂热球迷。他对足球的解说诙谐幽默、极其狂热，另外带有很深的偏见。为了在人群中能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他从一家玩具店买了一把口琴。当看到所支持的球队得分时，他就吹出一阵欢快的旋律，如果是对手得分，他就发出刺耳的声音或是哀伤的降调。有些看不惯的人觉得他的行为和球队偏见非常令人生厌，因此禁止他来体育场，他被迫只能从附近房子的楼顶观看和解说球场上的比赛。据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跑到边线上解说一场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势均力敌的比赛，由于他言辞上过于偏向巴西，结果被阿根廷球迷和官员群起而攻之。
雷贝罗·朱尼尔是以现场播报极度疯狂、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赛马活动开始他的解说生涯的，他把这一激情澎湃的特点带到了对足球的解说上。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首创了加长版的、极度兴奋的庆祝射门得分的播报方式“球进啦！”，这在后来成为了拉丁美洲使用最普遍最广泛的足球解说词。当时有一个流派认为这种解说方式过于冗长，尼古拉斯·图马曾说：“我认为这种拖长版的进球播报方式是浪费时间，广播员在说‘球进啦！’时要持续20秒的时间，而听众只想知道是哪支球队进球得分。”然而，巴西的广播电台竞争激烈、创新不断，拥有广泛又受欢迎的市场，任何约束都永远不可能阻碍它的发展。广播电台不满足于只有一个解说员，他们开始在看台区安排两个人来解说，并且至少有一个要安排在边线的某处。豪尔赫·库里和安东尼奥·科代罗开创了搭档解说足球的先河，但在边线解说的人当中却是以风趣幽默的热拉尔多·布洛塔为代表。布洛塔开始时站在边线位置，但很快就在球网后影响到守门员，因为在比赛进行中，他跑到球场上去采访球员和教练。这在巴西足球俱乐部，当比赛正在进行时，走上球场去和某个人说话是越来越常见的事情。1949年在一场完美策划的恶作剧中，热拉尔多·阿尔梅达解说了一场圣保罗球队和一支欧洲球队之间的比赛，结果圣保罗遭到0比7的血洗。直到第二天，4月2日才揭晓真相，原来这场球赛完全是杜撰出来的。这种事当然无法成为《巴西时间》的专题节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西很多现存的音乐文化形式、新兴的广播产业以及留声机的普及共同促进了巴西唱片产业的迅速发展。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和类型，像欧洲的波尔卡和华尔兹、混血儿的“梭洛”（融合了欧洲舞蹈和非裔巴西人的音乐节奏）还有来自东北和巴伊亚当地的音乐，但在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流行音乐还是桑巴。在20世纪之交，桑巴舞曲发源于里约黑人聚集最多的贫民窟。它融合了“梭洛”的多元音乐风格，强调非洲音乐节拍，增加了问答式的歌谣模式和欧洲乐器的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更加高雅的桑巴舞曲风靡一时，受到白人和中产阶级的欢迎。在新政权的统治下，桑巴舞曲也被分成了两个派别，为政权服务的桑巴和不为政权服务的桑巴。政权桑巴可谓是笨拙的宣传手段，正如路易斯·梅内塞斯为瓦加斯领导的革命所唱的赞歌：“奴隶制已经结束了，1930年革命万岁，是它拯救了我们。”作曲家阿里·芭萝萨则在桑巴舞曲中将巴西描绘成了一幅画，宁静的热带天堂、新发现的伊甸园。
录制的第一首有关足球的歌曲就是追随这种主流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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