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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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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02年春季,中国才听到有关致力于建立对西突厥人统治的默啜的消息,当时他率领一支大军沿传统的突厥入侵路线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围。正当组织反攻时,他又撤军;次年夏季,他要求将他女儿嫁给皇太子的一个儿子。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但有迹象表明,对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作了某种安排的。703年,中国人在托克玛克(碎叶)沦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组安西都护府。但默啜在鸣沙(今宁夏南部的中卫附近)最后一次大胜中国人后,不再在中国制造麻烦。他不断忙于对付其附属部落的起义,直到716年他在远征北拔野古人时死去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团企图推翻他们的种种活动所支配。特别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恋她的两个面首,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随之下降。699年,她为二张设置新的机构控鹤府,以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鹤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虽然设置的公开目的是提供有才华的文件草稿和文学作品汇编,但它很快就堕落为类似男性后宫的场所——如果朱敬则的奏疏可信的话。①到700年年中,它已变成了一个制造闹宴、赌博、酗酒、反常勾当和荒诞行径的丑闻的地方,又是以后几个世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们取得素材的富矿。武后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虽然她越来越在京师外约60英里的三阳宫寻求更省力的娱乐。
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小人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在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痛恨的情况下,二张竟然还疏远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对前者,他们主张让李氏成员继位,对后者,他们告发了中宗的两个子女,即他的长女和他与韦后所生的独生子,两人因批评二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也使二张失去了在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死后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与两个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个联合也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们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一家庭悲剧发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长安,准备在那里住两年。史籍都未说明原因;也许这是出于健康的缘故。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迁移,打算表示帝国不久将重归于唐室。她在长安颁发文告,以终止所有反对她的叛乱者的危险处境,并且为有一个成员犯罪的家庭恢复已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迁移的最后一个目的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最后一点,她失败了。
二张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讳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经遭受多次关押和流放。他或是通过二张的奴仆,或是通过一个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经几次打击二张,并已随朝廷前往长安。二张正确地怀疑他的用心,当703年年中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患重病时,他们决定先对他进行打击。5000440_0325_0①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张武后退位;同年阴历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审讯开始了。整个朝廷全力证明魏元忠无罪,但只有当后来成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张说改变作伪证的主意时,指控才表明是绝对虚假的。
但是武后决定压制正义和为她宠爱的人挽回面子,为此她把魏元忠和张说二人都发配到南方,这就使她威信扫地。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动可能决定了她的命运。高级官员看到了二张权势炙手可热的程度,同时也认识到打倒他们的必要性,否则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或真或假的临终遗诏所决定。有的官员走得更远。如果不能把专擅武后宠爱的两个可鄙的宠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须下台。阴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阳。
在这时,武后最后显示了她的干劲,她通过放弃建造一座昂贵的佛像、撤换一批贪官和在岭南发生严重抗议后提高道的行政级别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二张的问题。她经常生病,只有二张能进入她的内寝,同时粗暴地打发一些失望的大臣们离开。在秋季,张昌宗在一次对他家族的几个次要成员受贿的指控中受到牵连,尽管他明显地有罪,却只处以轻微的罚金。朝廷再次为之震动;部分地为了进行安抚,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声望又干练的张柬之提升为宰相。张此时已80岁,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半失宠的情况下在京师外度过的,并且他策划倒武后的活动已进行了相当的时间。只有他最亲密的几个心腹才知道他的计划已进行得很顺利,而大部分官员继续把攻击予头针对二张,试图以合法手段把他们消灭。704年阴历十二月,他们指控张昌宗犯有叛国重罪,当连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开脱他时,她就采取了特恕的办法。反对派这时才认识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们行动了。主要的密谋者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已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劝出东宫,并带了五百名御林军进入玄武门。①他们在庭院内遇见张氏弟兄,把他们就地处决。在他们进入皇宫前,披头散发和狂怒的武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势后,就以轻蔑的字眼对颤抖的儿子和其他密谋者讲话。然后她返回卧床,她半个世纪的权力到此结束。
① 《全唐文》,卷17第10页。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年),第14页;重印于《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页以下。
① 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4—156页)对之进行了讨论。
② 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③ 《册府元龟》,卷486第33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78页。
⑤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5页。
⑥ 《资治通鉴》,卷204第6472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页。
① 《旧唐书》,卷183第4727—4729页。武后在665和666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当时,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异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
② 见《旧唐书》,卷183第4729页;《唐会要》,卷90第1639—164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5第6491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名亲密助手。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3—6484页。
① 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页以后。
② 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年)。
①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 1974年),卷19第415—41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4页;《旧唐书》,卷87第285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4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第6487—6488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90—204页及以后。
① 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页)中作了描述。
②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页;S。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297—306页。
③ 《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④ 《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① 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 6(1961年),第90—95页;内藤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223—345页。
① 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445页。
② 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黜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特别是第49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 1948年),第155—158页;诺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9页。
④ 《旧唐书》,卷199下第535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5第650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5第651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3页。
② 《旧唐书》,卷78第7页。
③ 关于张氏兄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78第2706—2708页;《新唐书》,卷104第4014—4016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卷206第6539页。武后与张氏弟兄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叙述也不完全明确。但《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所引朱敬则的奏议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是公开的丑闻。
⑤ 《旧唐书》,卷78第2706页;《资治通鉴》,卷206第651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0—653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8、6546—6547页;《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其名称可能来自武后的信念,即张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晋(即王子乔),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据说他骑白鹤升天。
① 对魏元忠审讯的主要记述载《资治通鉴》,卷207第6563页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页)有英译文。更详细的情况见各参与者的传记。
① 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队在622年已被名为御林军;见《唐六典》,卷25第20页;戴何都:《百官志、兵志译注》,第556、833—835页。它的成员一般与皇帝有某种私人关系;从他们的社会排他性看,卫士们似乎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9页以后,再版本第143页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们为什么是每次政变的决定性因素的种种原因。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从各方面的观点看,唐代中兴的第一个十年是令人沮丧的。武周末年因贪污和行政普遍废弛而号召的彻底改革干脆没有进行。相反,这几年出现的只是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和行政局势下展开的激烈的权力斗争。除了那些想在暴政中寻找客观教训的人外,传统的历史学家普遍不注意这一时期。
但是,近来已有人企图论证这一时期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它确定了三个与皇帝争权的集团。②它们是受宠的大臣、皇室和外戚。从中宗登基起,后两个集团特别活跃,它们的自我扩张和结党的企图与前一世纪的行政传统是如此背道而驰,以致它们的活动把行政搞得一团糟。在它们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它们的成员各自建署开府,出售员外官和书吏的委任令,同时大大地增加它们控制的“封邑户”和收入。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被迫搞裙带关系和靠诌媚求得提升;并为庶民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动力,他们这时可以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而不用再熬过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质显示这类分析具有很大的暂时性,但这一时期的简短的年表至少能显示为什么会作出这些推断。
在中兴时期,两个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韦后和她的面首,即被废黜的武后的小侄子武三思。韦后是一个淫荡和有野心的女人,据一种史籍记载,她之所以能完全驾御丈夫,是因为他要感谢在流放期间她给予的支持;据说他曾答应,万一他复位,就把全部权力给她。①通过成为她的面首,无耻的武三思在他姑母倒台后仍能幸存下来,并且施展与中宗朝的心腹谋士上官婉儿同样的才能,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儿是诗人兼官员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在664年参与了废黜武后的阴谋,结果不但自己被杀,而且使全家沦为奴隶。上官婉儿就这样开始了在宫中当奴婢的生活,但她凭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类似武后私人秘书的地位,约从698年起,起草了许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于她的经验和才智,她被推荐给新主子,名义上被封为昭容,不过她的作用是顾问和秘书性质的。此党的最后一个成员是21岁的安乐公主。由于她生于去房州的途中,又是韦后的唯一活下来的子女,所以中宗对她非常溺爱。705年,她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
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它巩固了帝国最大的两个家族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助长了武三思的得意的诡计。在为自己取得最高权力的野心的推动下,他已设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在开始时通过他儿媳进行统治;所以在完婚后他就立刻开始促进任命她为皇储的活动!以前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朝廷为之愕然。尽管不久前已有妇女统治的传统,但被任性的公主称之为“山东木强田舍汉”①的魏元忠纠集大批支持者阻止了这个计划,所以暂时保住了中宗与一妃子所生的次子(原文如此。——译者)、当时的继任者李重俊的地位。计划的这一挫折没有吓倒武三思,但它使他知道,强有力的大臣们仍可能是一个危险。为了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对抗,他决定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恫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狠狠地打击了最有威望的官员,即复辟政变中的五个带头人。他们之所以成为自然目标,不但因为他们是宰相和全国的英雄,而且还由于他们曾经企图抑制武氏家族的腐化和滥施封赏。通过韦后,武三思在705年先把五人提升为显赫但无实权的王,到同年年底,把他们贬谪到远离京师之地的借口也被找到了。年迈的武后看到她侄子如此迅速地占了绝对上风并且准备重新实施她以前的某些措施,她一定会面露笑容的吧。她宽厚地原谅了她的敌人并放弃了皇帝的头衔,在705年阴历十一月死去。她的谥号为则天。
武三思继续推行他的阴谋。朝廷中剩下的在威望上可与自己相比的人物是前帝睿宗和睿宗的同胞太平公主。两人都似乎满足于不过问政治;为了保证他们继续不干政,武三思给每人十万户的巨大收入。②唐制规定,接受这种实封的人,本人收取岁入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只收三分之一。③在整个这一时期,武三思及其朋友和继承者们为自己捞得了大量的封赏,因此到玄宗登基时,国家的大部分岁入,特别是富饶的河南河北地区的岁入,都落入了私人手中。①封赏的大部分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超过了唐令规定的限额,而在这种情况下,赏赐给公主的法定限额仅为300户。②但没有人提出异议。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和其他六个公主获准自己开府,规模与“亲王”的府同。③通过把这些职位售给出价较高的人,她们不但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而且培植了几批主要忠于她们的官员。武三思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706年初任命了两千多名员外官;据一份史料记载,另外有一千名宦官被任命为七品以上的官员。④这些员外官的性质模糊不清,但在正统官员看来,他们的任命是很不得人心的。当时一个道的同僚致函魏元忠,列举“十失”,并警告说,今之政府快走向灾难,因为它在科举制中受贿和贪污,因为它存在宦官和无能的官员,因为它不能阻止公主们自己开府,因为它没有抑制贵族的骄奢淫逸。⑤魏元忠非常清醒而且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没有向任何人提供此信。
朝廷在706年冬返回长安,武三思和韦后在那里加强了拥立安乐公主为皇储的活动。处境不幸的人是中宗与另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李重俊。韦后及其支持者恨他,对他很不尊重。不用说,他变得越来越不安,于是在707年秋他决定行动。他在有经验的将领李多祚和300名御林军的支持下进入武三思的府第,把他和他的一个儿子,即安乐公主之夫杀死。他然后转向皇宫,但在那里就不那么得手。中宗带着妻子和女儿,已设法设置路障并躲在玄武门城楼中;当这批密谋者来临时,他表现了难得出现的勇气。他戏剧性地向士兵们发出呼吁,说服他们把予头转向其首领。李多祚当即被杀;前皇太子在到达突厥边境时才被杀。
政变的失败和武三思之死没有使政治空气发生什么变化,不过在他那个宗派的阴谋中已没有他那种精心安排的特点了。当新寡的安乐公主几乎立刻开始与刚回国的武延秀发生不体面的乱伦之事时,整个朝廷为之震惊。事情似乎是,他在默啜和北突厥人那里逗留期间习染的“夷狄”外貌和习惯使她着了迷。他们在708年的婚礼是如此浪费,以致大部分官员推测安乐公主已被内定继位,于是有的人退居幕后搞反对活动,有的人则竞相向她献媚。政府一片混乱,由于安乐公主愚蠢地企图诽谤睿宗和太平公主,隐藏着的紧张根源已经露头。707年,他们轻易地洗清了自己,但安乐公主却愚蠢地破坏了武三思政策的精髓,即不疏远太平公主。
707到710年的时期主要处于令人不安的休战状态。韦后和她的女儿分享攫取的权力;前者的面首连续不断,后者在一个与她志趣相投的妇女小集团的参与下,通过出售委任状和所谓的斜封官来增加自己的财富。①任何社会地位的人付三千钱就能度为僧尼,付此数的十倍就能成为一个公主府第的官员。需要的人很多,因为这两种职位的特权包括劳役和主要税赋的豁免,从而为富商和地主提供晋升的绝好机会。几位公主和她们的朋友因为攫取京师周围的土地和竞相建造豪华的别墅,所以很不得人心。她们使河流改道,破坏农业,还取穷人的子女为奴隶。上官婉儿是引人注目的,她是主持选拔应试士子的第一个妇女。可以预料,她所喜爱的是像崔湜那样文才优于行政能力的人。她创设了一个新的文学学院,还主持了一个铺张的社交性集会,文章比赛的优胜者在那里可以得到金、帛的奖赏;①她与朝廷的其他人一起,在佛教的建筑上浪费了大量钱财。一名正直的官员韦嗣立告诫说,虽然民力耗尽,粮仓空虚,但新寺庙却不断出现,小庙花三五万钱,大庙则高达数百万钱。②他的抗议连同其他同样的意见都被置之不理。即使没有卖官鬻爵的事,官僚集团的扩大也是突出的。各种史料没有作出真正的估计,只说两京通过科举的人达“数万人”。一名官员对任命的大批员外官深为厌恶,他上疏抱怨说,“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③官场中的贪污如此盛行,以致当一个大胆的官员免除1400名持有非法委任状的人之职务时,他竟受到同僚的排斥。正规的政府官署不得不与许多与之竞争的政治集团分享权力,而拥有正式的和非常任命的官员的人数之多达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④但还有一些人等待了多年,才靠行贿、公开购买或偶尔靠自己本事谋求到了职位。
政治生活似乎已到了极度消沉的时刻,但事态还在发展。太平公主永远不会宽恕韦党想消灭她的背叛行径,已稳步地在培植支持她的力量,在此同时她还扩大了对她同胞睿宗的影响。约从709年年中起,她还开始引起她的另一个同胞兄弟中宗对他妻、女的不正当行为的怀疑;到710年初期,中宗公开流露了他的不满。韦后开始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了。阴历六月,皇帝突然死去;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是被他妻子或女儿在他喜受的糕点中下毒所害。①这一指控并无实据,但韦后确实隐瞒了他的死亡。直到她命自己的亲戚担任关键的军职和把中宗仅存的15岁的儿子李重茂扶上皇位时为止。他即将统治两个星期。
废黜他的政变的成功通常归功于未来的玄宗李隆基,原因与唐之建立归功于太宗相似。②与他祖父一样,玄宗也亲自插手干预了他这一时期的历史,以确保任何史料都不能与这种官方解释有矛盾。但种种事实却暗示了不同的解释。阴历六月十二日晚,李隆基及其少数追随者(包括太平公主之子)再次把玄武门的禁军争取过来,杀死了韦党首领,强行闯入宫内。仓皇出逃的韦后、正在打扮的安乐公主和想改投主子的易变的上官婉儿被杀。这是一次顺利的行动,但它需要钱和权力。25岁的李隆基则都没有;他当时任卫尉少卿,作为睿宗与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他是没有前程。政变显然是太平公主策划的;如果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两天以后,这类怀疑就烟消云散了。她傲慢地打断了一次朝觐,把年轻的皇帝拉下皇位,并把睿宗召来。睿宗也许是在真正勉强心情下再次进行统治的,而实权却转到了武后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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