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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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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格局直到玄宗与肃宗于762年春同时期晏驾才得以更张。当时即位的太子为代宗（762—779年在位），并不是一个能彻底改进朝廷形势的能干之君，但他在接获一则重要情报后也确实措置得很贤明。一个派往回纥进行修好的使节报告说，回纥与叛乱皇帝史朝义已有勾结，并且已被史朝义所诱叛；这使节又报告说，回纥人此时正动员一支大军前来进犯。唐代宗立即派遣了一位有能力安抚他们的人仆固怀恩（765年死）前往；仆固怀恩是一位先世为突厥人的重要将领，他的女儿在几年前已嫁给回纥的可汗。①由于用了大量的货贿，仆固怀恩说服了他的女婿，叫他不要叛唐，反之，他应该助唐攻击洛阳的叛军。
可是，正在这次讨伐的进行过程中，中国的新太子——即未来的德宗（779—805年在位）——和回纥可汗之间发生了很类似于757年的事件。身为中国军队的统帅的太子得罪了可汗，因为他没有对可汗表示这些游牧民认为是得体的尊敬。其结果是，太子扈从中有几位劝他保持天潢胄裔尊严的中国官员，被回纥人鞭打致死，以作为惩罚。自然，这对唐王朝的威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羞辱。渴望打仗而以此为劫掠口实的回纥人在收复洛阳后继续大肆杀戮和掳掠，但他们不是针对官军，而是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其实还应该公平地补充一句，中国军队把洛阳当做叛军领土，所以他们也趁火打劫。三个月之后暴行才最后止息，但已对那个地方的经济造成了广泛的损失。
可是，中国与回纥人的联合军事行动迫使史朝义逃遁，也使得他的将军们考虑投降唐军而保命自全。政府鼓励他们倒戈，答应原封不动地保留他们现在所居领兵官的地位。史朝义再经过几次严重打击之后，当他试图逃往边地民族中以求自全时，因众叛亲离而被杀。朝廷于是任命他的四员副将为节度使，各人领其州镇，②事实上即今天河北与河南北部之幽州、相州、成德和魏博。因此，唐朝政府并没有实际打赢这场战争，甚至也不能肯定地证明它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但它又从最严酷的危机中蹒跚地站了起来，而且武断地宣告大叛乱已经平息。
可是，后来的事件表明，朝廷同东北的冲突仍方兴未艾。尽管史朝义已传首长安，同时政府还有其他自我陶醉的庆功活动，事实却是中国的东北部已变成了自治地方。节度使的职位总是使他拥有广泛的文职权力，而且据知，在762年之末他们都在所管辖的地区内对平民肆无忌惮地行使法律特权，在此过程中实际上拥有君主式的权力。长安在几个方面都被迫把这些州镇当作重要的半外国性国家，尽管这样做有损于它的威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损于它的自尊心。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的皇帝们一直担忧，怎样才能把他们对全帝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调和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即将在本章下文详细申述。
朝廷也没有多少空闲在763年去搞庆贺，因为这一次从西边又出现了新的威胁。中国和吐蕃王国的关系从来没有一个打得火热的较长时期；到了8世纪中叶，710年中国—吐蕃王朝婚姻所带来的暂时修好又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①8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不时发生边境战争。安禄山叛乱爆发以后，吐蕃王乞黎苏笼猎赞（754—797年在位）就决定利用中国的这一次内乱。②他命令他的骑兵通过位于今天甘肃省东部和青海省的陇右道与河西道逐步向前推进。大约在760年以后，吐蕃人每一年都要打下几个塞外州城，到763年便蚕食到了关内道（今陕西）西部边境的城市。唐朝廷并不十分以吐蕃人的威胁为意，可能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受到鄂尔多斯地区边境部落的外来压力，③至少从心理上说受到了回纥人的压力。因此之故，在8世纪60年代初期，唐王朝对吐蕃人之会攻打长安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的。
763年晚期，邠州刺史开城门投降了吐蕃；他们因此距长安只有125公里。代宗顿时慌乱失措。他和朝廷逃往去洛阳半道上的陕州，而老百姓和世家大族也又一次四散逃命。由太子和郭子仪匆忙地组织起来的地方防御部队也随之撤退，以图巩固阵脚。吐蕃人于763年阴历十一月突入长安，留在城内约半月，对这个最近重建的城市大肆烧杀掳掠。吐蕃人选了一个中国公主的年迈的兄弟做傀儡皇帝；这公主在50年前嫁给一位吐蕃王。
唐军不久重新进入了长安，但吐蕃人很心满意足地带着掳获物而扬长地撤走了。唐代宗于764年初期返城，并处死了僭伪之君，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慰藉。吐蕃人的实力没有受损，他们只退回到了陕西西部的主营地，这就是他们半年前出发的老地方。在以后的13年内，即直到公元777年，吐蕃人几乎每年秋季都要出击，这是游牧民照例进行军事活动的季节。他们每一次行动的骑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不过出动5000人，但正像郭子仪所哀叹的那样，中国军队在反对吐蕃人的势力时极像惊弓之鸟。767和774年有两次软弱无力的和平倡议，但都无甚结果。吐蕃人不仅意识到中国在继续削弱下去，甚至于768年把他们的一位最好战的将领从战场上召回去当了大相，从此他们对中国人的压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积以年月才能使它的防御发挥效力。直到774年末，郭子仪才估计出他的军队只及吐蕃可调动的人数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①我们没有关于在8世纪60和70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东西的确切材料，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侵袭给唐朝缓慢的恢复进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是唐帝国把在陇右的最优良的牧马场地丢给了吐蕃人，从而使得中国更要仰赖回纥人的马匹和他们的骑兵支援。
安禄山之乱以后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将军仆固怀恩的叛乱；此人在762年因约束回纥人而给唐王朝帮了不可估计的大忙。作为763年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曾受命护送回纥可汗返回他们的大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与回纥人会合时，与河东节度使发生了冲突，后者拒不按常规礼仪给与他的军队在过境时所应享有的犒赏。节度使之所以拒不犒师，其理由尚不得而详。不过，这位节度使也和大家一样，对一个与外国有关系的掌重兵的武人会搞另一次阴谋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备，换句话说，他怕会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他控告仆固怀恩图谋不轨。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调查此事，结果他支持了河东节度使的控词。仆固怀恩上了一篇长疏为自己辩白，皇帝竟未置答。①仆固怀恩把这种沉默视为驳回其辩词，于是也像安禄山一样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了。764年初期，他派他的儿子率军攻太原。他的儿子在太原战败，后来又被部下所杀，但是仆固怀恩逃往灵武，在那里重新纠集军队。他的主要盟友是吐蕃人；后者也已打算进攻长安，他们正需要一个知中国内情和有领导艺术才能的人，才能大获全胜。有些回纥雇佣军也加入进来。这支滚雪球般的大军在764年秋天使京师西边通路上的居民大为震恐。次年，仆固怀恩准备率军采用包围战术，但他忽然暴死于营地。这次攻势便无形瓦解，他的许多士兵投降。中央政府后来把这些事件归于天意。郭子仪收买回纥雇佣兵去攻击吐蕃人，于是吐蕃人西撤而去。
这次叛乱实在是一系列这类叛乱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时地方文武官员或者丢了官，或者甚至丢了性命，因为在他们和被围困的唐朝廷之间彼此都缺乏了解。①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曾经情有可原地警惕着战场上的可疑行为，但有时他们的关心又近乎偏执狂。诚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长了这类问题，因为它准许各种私仇影响国家事务，也不考虑必须制订对付臣下附逆或谋反的一以贯之的方针。尽管精心制订了对被控的附逆者进行调查和起诉的程序，但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乱高级官员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当上朝廷的官员，那么，王朝的忠顺小官吏就会扪心自问，他们还值得继续效忠么？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和意气用事严重地损害了士气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损害了唐政府在安禄山之乱后重建的能力。
唐代宗时代（762—779年）长安的政治现象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动，无疑是唐代后期历史上的一个特点。可是，他们的重要作用是逐渐形成的；他们在唐代前半叶的作用是很有限的。②唐初的宦官一般是来自战俘，或来自南方边境地区（福建和广东）的幼儿，他们被太宗皇帝在后宫和皇宫中当仆役使唤。太宗下诏规定，宦官的身份应永远限为平民，也不许他们做高官，即不能任职在三品或三品以上。③可是为时不久，这些初期的硬性规定就被篡改，因为宦官的用处对许多皇帝来说变得很明显了。内侍省从唐王朝初年起就由宦官组成，它原本只限于搞些宫内日常生活事务，后来慢慢扩大了它的权力范围，直到它变成了最庞大和最重要的官衙，统包了皇家的全部家事。在武则天皇后（690—705年在位）时期大肆任用杂差，宦官的数目增加大约3000人。①由于他们是朝臣中唯一有权不断接近皇帝和朝臣们之间的中间人。最初他们只是照料一下文件和口宣诏旨，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偶尔也参加重要的议事。他们只向皇帝个人负责，而且完全从属于他。唐玄宗则把他们当作心腹信使和情报来源来使用。
高力士（762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从710年起的十年中为唐玄宗获得帝位起过关键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后他在朝廷内有很大的个人影响，直到玄宗在叛乱时期去世为止。高力士是第一名获得三品官位的宦官，从而破坏了太宗的禁令。从8世纪中叶起，宦官们还被授以贵族爵衔。安禄山之乱的危机自然为高级宦官谋求私利提供了机会。第一个这样的宦官便是机灵的李辅国（762年死），他在肃宗当太子时就是东宫的一个随从。在灵武的时候，新皇帝很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拔擢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在实行总动员的时候，他在这个职位上的权力可以匹敌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回銮长安以后，李辅国同时被授以许多专使之职，因此看来从这时起，禁城的物质设施、人事大权和供应都已全归宦官掌握。自从李辅国弄到了殿中监之职以后，他的个人地位更高了。从758年到762年，上呈给皇帝的重要奏疏和皇帝的诏旨都要经过他的官署，并且要得到他的准许才能付诸实施。除此之外，他的办事班子显然已窃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某些调查的职能。
比起高力士来，李辅国在朝政中的表现要活跃和经常得多。李辅国经常插手于封疆文武大员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带头诋毁太上皇。肃宗的张后是李辅国长期以来的盟友，李辅国由于有了张后的帮助才能够为私利而与最显赫的李姓朝臣相对抗。大臣们最后挫败了他想当宰相的计划，但这一阻碍他野心的行动却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个不断制造阴谋诡计的人，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在今天反对昨天的朋友。肃宗死去以后，他挫败了张后想杀害未来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图；他得到他的下属程元振发出的警报，派了一队禁军①粉碎了这次阴谋，并杀死了张后。②李辅国的这些举措开了重大事务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个人朝见皇帝的大权；他们插手中央政务；他们过问封疆大员的任命；他们以兵力干涉皇帝的继位问题。所以对宦官表示深恶痛绝的历史学家们，无不怒斥8世纪中叶的皇帝们听任宦官大煽威虐，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也绝对应该记住，这时宦官的权力还得依托当今皇帝对他的恩宠，因为宦官的权力的制度化是一个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长期发展过程。尽管李辅国在宫廷斗争中有拥戴代宗之功，他却被这位新皇帝所恨恶和恐惧，所以代宗于762年雇用几个刺客把他杀了。关于宦官拥有派生权势的另一个例子便是程元振（约死于764年）；他在763年获代宗之宠，但是，由于据说他不让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将入侵的危急情势，代宗于764年回到长安后即把他当作叛国者，予以充军外地。虽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辅国原来的许多职位，但他没有借此有所作为，也没有能够选择一个接班人来继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后，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唐朝后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势，是由于他们取得了独立的兵权。③拥兵自重的最初几个重要步骤是在8世纪60年代采取的。当唐代宗于763年逃避吐蕃人去陕州巡幸时，他受到宦官鱼朝恩（死于770年）所率领的神策军的迎接和保护。神策军是哥舒翰作为西北边防军在754年建立的，但它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即被调往东部。当它的老家基地被吐蕃人蹂躏以后，这支部队被重新组织起来并驻扎在陕州，成为河北战斗中的第二道防线。到了763年，它经受过几次考验，以坚强有力和可以信赖受称于时。①代宗回銮京师以后，他把神策军编入禁军并交给鱼朝恩指挥，以示恩宠和优遇。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和边防兵力的日益扩充，8世纪上半叶的禁军遭到严重削弱，神策军之加入禁军就使得战斗力大异往昔。现在是在几十年内朝廷能第一次把自己控制的军队投入战场，而不再需要完全乞怜于地方节度使等武人的帮助。在8世纪60年代，鱼朝恩在长安正西的永久性基地监督建立了神策军，使皇帝能召之即来。正和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宦官权势大到如此地步，当然从一开始便引起朝臣们的嫉忌和疑惧。鱼朝恩的作为果然不出他们的所料，他夸耀自己新近获得的财富，而且插足政府的神圣领域（例如判国子监事），被百官视之为荒唐不经之举。代宗有时也对鱼朝恩的行为表示不安，所以经过复杂的阴谋而于770年将他处死。他的同伙或者被杀，或者被驱散。一名官员被任命来统率神策军，直到783年又起战乱时，宦官才重新负起了军事之责。
财政专家
安禄山之乱引起的唐帝国混乱的经济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给予迫切的注意。政府的储备全被战争开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战斗弄得中国北部许多地方残破不堪，促使农民成群流徙，特别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运输系统弄得非常紧张；而河北的沦陷又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最大的税收来源。②从8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一个新兴的财政官员集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的问题。虽然他们的工作不完全成功，但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不景气的经济形势变成灾难，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了解这些财政官员，我们必须对历史情况作一小小的回顾。唐帝国诸特点的变化开始发生于7世纪后期和8世纪初期。在玄宗时代，这个大而复杂的国家在政府开支和官僚体制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另外，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断有所改变，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是和中国各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大混乱相联系的。初唐政府比较简单的制度结构已不够用了，不仅仅在财政方面是这样。不言而喻，玄宗没有沿着更加合理的路线改进他的总的行政系统。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任命专“使”，一个个地处理它最紧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①这种专“使”在晚唐十分重要，但他们不是正式官制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挂名领干薪——为了官阶和薪水的缘故通常都入御史台。不像一般的官员，他们的权限在法律上都被限制得很死，但御史们获准可以打破传统的部门界限，以便对政府的活动能在职能上予以协调。他们有权雇用文书和会计。他们特别适于解决涉及朝廷和地方双方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对于皇帝的顾问们来说是太专门了，而且也为一般行政官员权力所不及。初期御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登记流民、征收和运输土地税以及搞边境防御（原来的十节度使）的人们。②安史之乱时期，土地税收之损失给朝廷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困难。在正确地推行旧的租庸调制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办法，已显得过时和无用。758年提出的一个方案要强迫实行食盐专卖，作为土地税的部分代替。新设的盐铁使监管食盐的专卖。（应该注意，这里包括“铁”字不过是仿照汉代前例而言，在唐代并非实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设署管理食盐专卖，领有执照的生产者必须把盐统统卖给专卖官署；专卖官署把食盐加上巨额税收转卖给商人，商人便把这些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由于帝国政权控制了所有主要的盐产地，又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场，因此，建立有效的垄断是可能的。在食盐专卖创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它便提供了帝国现金收入总数的半数以上，从而大大地补充了直接土地税收入的不足。
对于财政官员来说，盐铁使署是应付政治紧急情况的工具。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纳入盐铁使署，它们的官员的财权和官职的划分也都经过推敲和斟酌。765年以后政府设立了两个财政区：其一（技术上称为盐铁使署）设于扬州，负责华中和长江中游的财政；其一（属户部的度支）设在长安，负责中国北部和四川的财政。①重要的是，经过了第一个世代之后，搞这些工作的官员都成了财政专家。他们的这种任务大大不同于唐代初年那些非专业化的行政官员的类型。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他们发展了原来的专业水平和自负心理，被准许可以从正式职官之外选用下属员司，因此在行政系统内引进了一种进入政府官署的新途径，它一直存在到北宋时代。②当这些财政专家扩大活动范围，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级预算和经管财产税等复杂的任务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碍。其中有些困难，像无法稳定货币等，是当时经济理论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因而成为直至唐朝灭亡为止的祸患。①其他困难是政治方面的。例如，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确保安全，大量政府收入曾放入皇帝个人金库，而不是放在国库内；这种办法到战争结束以后还在沿用。但是，皇帝库藏（内库）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权却落到了皇帝私人仆从宦官的手里。②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财政专家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放手完全管理帝国的经济事务。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冒着被他们的政敌指控为腐化的危险而与宦官合作。受经济犯罪——例如贪污盗窃、纳贿招权，高利盘剥，甚至违反节约法令而铺张浪费——的牵连而招致的声名狼藉，在唐代是十分严重的。因此，财政官员特别容易受到绝大多数朝臣的攻击，因为后者对财政官员和对宦官的兴起都感到震惊。
政治人物
756年杨国忠死后直到元载（777年死）于762年拜相以前，朝廷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乱以前数十年中的许多显赫人物那样，元载并非出身于名门。他原本姓景，后来改用北魏（拓跋）皇室之姓氏——元——以表示宠异，同时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元载进入仕途的经历也非比寻常：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时代考上了道教经典的特科考试。由于旧政体下资深的政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乱中垮了台，像元载这样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晋升的机会。他在8世纪60年代初年的转运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又由于他和李辅国的关系而受到代宗的注意。为了加强他当了宰相后的地位，元载娶了王缙（700—781年）之姐妹为妻，王缙不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载后来把他引为同事。
尽管元载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给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于断事的个性和善于利用别人能力的秉赋。他曾庇护优秀的财政官员第五琦（约710—780年）和刘晏（715？—7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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