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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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囊黄�很有趣的文章，他认为二王集团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为，它们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③按照他的意见，二王是为了庶族集团的利益而反对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团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顺宗的励精图治的继承人宪宗在内。我不相信他已证实他的说法，弄清了二王集团的社会—经济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对待统治精英集团中的经济差异的问题上，我们应取虚心的态度。
无论如何，对二王的反应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敌意是容易理解的。节度使（特别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诸镇）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要看到他们与朝廷中的联系（这往往包含与宦官的关系）不受干扰。但是，如果二王集团的改革果真是认真的，为什么绝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们？首先，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谋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则，就可以赢得很多良好的反应。其次，虽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复官僚的权力，但是他们更要按自己的条件和自己的利益来重振官僚的权力。当时的朝臣们对这一点是知之很深的。有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们虽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条式的信念，但他们很少联合起来反对皇权及其仆从，如宦官。在官僚阶层内部各小集团里面，其成员都以朋友和庇护关系的情谊为重，并把它置于整个官僚阶层利益之上，这便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在下面对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朋党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顺应政治现状比尝试改革更加容易和有利，哪怕这样做他们会损失一点点威望也在所不惜。对于个别官员来说，他们相当害怕自己官职的升迁会落后于人。在二王集团的重大行动失败以后，一直到835年的甘露事变时，官僚们才又想以武力来改变政治结构。
八世纪下半叶的对外关系
公元8世纪50年代的安禄山之乱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并不比中国与当时其他亚洲列强的关系的变化更激烈。唐玄宗的军队向北曾推进至蒙古，向东北曾推进至满洲南部，同时，一条力量单薄的中国的绿洲前哨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并深入到准噶尔。他的扩张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为基础，但归根到底，他的基础则是乐于提供资金的驯善的人民和一个切盼听到皇帝的军队在边疆不断报捷的朝廷。安禄山之乱摧毁了许多思维方式，这种雄图大略的拓边观念也在最先被放弃之列。外域人马上出现在中国的大门口：吐蕃人占据了陇右道，回纥人前来帮忙，但是要价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禄山之乱以后外事方面极度紧张的状态终代宗之世都是这样。它的经济影响也很深远。维持一支足以延缓——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话——吐蕃人前进的边防军，其费用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何况帝国的经济由于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已经陷入混乱状态。这时期为了保卫长安而花费的供应每年超过150万缗，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万匹绢以交换回纥人的战马，因为中国的养马地和牧场现在都已没入吐蕃人之手。边境地区的军屯制度也已被破坏，而要使这一制度适应新情况的努力则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
到779年，吐蕃人对西北的入侵已使双方的军队呈衰弱之势。唐德宗在780—781年决定向吐蕃人议和。双方的会议在最初是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怎样遣返被拘留在拉萨的唐朝的使节问题。吐蕃人对中国人的意图抱疑虑态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结赞立刻看出，那时与中国缔约比继续攻战有利得多。783年开始谈判并于次年签署的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的边境和无人地带应在沿甘肃和陕西的当前军事控制线上。它还规定了交换俘虏和难民。条约还把吐蕃人现已占领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让给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意订立此约，主要是因为河北诸镇在781年爆发了叛乱。事实上，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为它保证了唐帝国的西部边境的安全，使中国军队能腾出手来承担东线的任务，其代价不过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
可是，在783—784年的战争危机之后，休战协定又被两个签字国所破坏。吐蕃人曾经保证要帮助唐政府讨平叛乱，但是在784年，有一支前往解救中国人的吐蕃部队反而投向了叛乱皇帝朱泚。在唐政府方面，它收回了把安西和北庭的亚洲内陆殖民地割让给吐蕃人的含蓄的诺言。结果又爆发了敌对行动。尚结赞因为深知唐政府已被内部战乱所削弱，就采取了攻势，在785年和786年深入到陕西腹地。他深深了解唐王朝的宫廷政治情况（顺便说一句，这个例子说明在当时使用间谍和国家之间搞阴谋诡计的活动是多么广泛），他派人刺杀了中国军队中最优秀的将军们。他的计划两次得逞，而在787年，第三位将军也几乎在谈判期间被杀，其实这次谈判是吐蕃人所设的圈套。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凉劫盟”，使得中国朝廷为之哗然。中国和吐蕃长远利益的各不相容，现在已是很明显了。德宗遗憾地被迫放弃了他曾认真地考虑过大约八年之久的与吐蕃结盟的想法。
回纥人是中国另一个自然的择友对象。回纥人在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时原是突厥大草原帝国的臣属，但是从7世纪40年代起，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突厥语游牧民的九姓回纥（突厥文为Toquz　oghuz）新联盟的首领。①突厥帝国大约在7、8世纪之交得到复兴，但在744年被九姓所推翻，从此九姓便变成了亚洲内陆大草原北部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直到840年，回纥人（我们仍用它为九姓的总称）在今蒙古地方的鄂尔浑河上的首都斡耳朵八里进行统治，这里很靠近未来成吉思汗的大帐。回纥人，在北方称尊的时候逐渐进入半定居生活。他们有文字，有文化，并建有富丽堂皇的帐篷城做宫室之用。回纥人通过粟特人传教士皈依了摩尼教；这些粟特人传教士最后在回纥国家取得了很大的世俗势力，他们或者做政治顾问，或者当可汗的使臣，或者赞助粟特的行商。②这些商人以厚利吸引回纥投资者入伙经商，特别在进行横穿亚洲的长途贸易时许以厚利：这条路线是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经过回纥领土，再穿过天山而直达撒马尔罕、布哈拉，最后抵达波斯和地中海。回纥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半定居活动，很注意保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游牧骑兵；这种骑兵在9世纪30年代还一直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上所述，回纥骑兵部队曾在安禄山之乱中帮助过唐皇室，但是德宗因回纥的傲慢的将领那时曾给他以羞辱而有一段辛酸的回忆，因此他在8世纪80年代无意与他们结盟而不计后果如何。吐蕃人的和约失败以后，宰相李泌在787和788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说服皇帝捐弃私嫌，而以国家利益为重。李泌对付吐蕃人威胁的计划是泛亚洲规模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玄宗时代的将军们在中亚的开拓精神。李泌论证说，中国如果与回纥、今天云南的南诏藏一缅部落联盟、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即大食，“在西域为最强”）和印度（天竺）结盟，中国就可以孤立吐蕃并使之国力耗竭。李泌坚持说，与回纥会盟是他的这个建议的基础，他以辞职相要挟而终于说服德宗放弃不愿讨论此事的顽固态度。回纥新可汗为了自己的原因也愿改进同中国的关系。在788年，中国和回鹘①终于达成了三次重大和亲中的第二次。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嫁给了回鹘可汗为可敦，还有一大批丝绸和奢侈品作陪嫁；作为回报，回鹘人答应帮助中国对抗吐蕃。计议中要与哈里发及印度联系的事从未进行，但在中国与回鹘同盟（它在840年以前一直是稳定的）的重建，对于晚唐的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发生了许多把关系闹得很紧张的事件，其起因是回鹘人发起的以马换中国丝绸的贸易的条件，另外干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中国人对居住在长安和其他城市的回鹘人的粗野行为有着强烈的反感。中国与回鹘的联盟大大地耗费了唐王朝的国库，但它至少使中国免遭北方游牧民的蹂躏，这与唐代初年突厥和契丹几乎不断的威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是，在8世纪80年代后期还不能立即看清楚，李泌的全盘战略是否真能取胜。790年吐蕃人大举进攻安西（今吐鲁番）和北庭的中国军事哨所，这两地是唐王朝在7世纪为了分别监护天山南北路而设置的都护府的故地。②这些边远城镇因吐蕃入侵甘肃而孤立于绝域，已有约30年之久，只是偶然有几个向北横穿回鹘领土的旅行者带回一些消息。与此同时，回鹘人出于贸易的缘故，对安西和北庭特感兴趣。790年，他们会合少数滞留的中国军队反击了吐蕃军队，但是在次年秋天，吐蕃决定性地打败了大批回鹘部队。791年中国从此结束了在东突厥斯坦的行政权力，几乎达一千年之久。
由于南诏脱离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势力范围内，亚洲内陆的战略均势在8世纪90年代又变得有利于中国。南诏是六个大的部落集团结成的联盟，在人种上是藏缅族，它约从650年到900年统治着现今的大部分云南省。虽然南诏很早就向唐朝进贡，但它与中国的关系在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加强了，那时唐玄宗派特使册封了南诏王。这个国家逐渐提高中央集权的程度，并把国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边的大理。8世纪初期的几位南诏君主自觉地模仿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禄山之乱以前不久，南诏王可能被中国在他的边界迅速增加行政机构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护府衙门。南诏借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国随之而来的讨伐行动。后来由于唐政府越来越专心于对付河北叛乱，南诏就投入了吐蕃的怀抱。南诏统治者向吐蕃称“弟”，他的某些部队也并入了吐蕃的军队。①自此以后，南诏便成了位于南诏之北的剑南西川（在今四川和西藏的西康地区之间的边界上）的真正威胁。中国两位很能干的将军崔宁（从767年到779年为节度使）和后来的韦皋（从785年到805年为节度使），在西南边疆对吐蕃和南诏部队打了一仗又一仗。如果他们牵制南诏的努力失败，唐王朝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剑南西川一旦被蹂躏，长安就不大可能阻挡来自西方和西南方的钳形夹击。可是，对中国说来很幸运的是，在8世纪80年代末期，南诏对吐蕃的附庸关系在新南诏王异牟寻（779—808年在位）的影响下开始有所削弱。韦皋写了一系列信给大理，希望利用异牟寻对吐蕃人的沉重赋税和征兵压力的烦恼情绪。大约到了792年，唐朝的压力开始初见成效，794年初南诏正式宣告不奉吐蕃的宗主权，而恢复了中国属藩的地位。①这两个国家在795年联合起来于昆明附近攻击吐蕃军队，并且在韦皋的领导下于801年进军深入到吐蕃腹地。这些重大胜利，再加上坚决反对中国的吐蕃赞普和首相在796至797年期间相继死去，以及吐蕃的北部和东部边境面临着牢固的联盟等等因素，促使这个国家放弃了战斗，从而结束了唐王朝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到了805年，新皇帝宪宗得以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方面了。
①　例如《新唐书》，卷52第1352—1353页。
②　《文献通考》，卷151第1322页。
①　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年），第17—121页。
②　例如，在范祖禹的《唐鉴》卷12—16中，这种描述到处可见。
①　《旧唐书》，卷130第3626—3627页；《资治通鉴》，卷232第7467—7468页。
①　参照《资治通鉴》，卷232第7490—7491页。
①　N。西文：《中国炼丹术的初步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68年），第3章。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76—79页。
①　《旧唐书》，卷136第3747页。
①　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19第19—21页。
①　山本隆义：《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载《东方学》，4（1952年），第28—38页；矢野主税：《唐代的翰林学士院》，载《史学研究》，50（1953年），第63—70页。
①　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16—119页；《陆宣公翰苑集》，卷22。
①　《资治通鉴》，卷235第7571页；《册府元龟》，卷667第2—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5第7579—7580页；《唐会要》，卷72第1295页，以及卷86第1582页。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第420—423页、432—434页；唐长孺：《唐书兵制笺证》（北京，1962年版），第102—104页。
①　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34—48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117—14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5第7575页；但可参照《唐会要》，卷24第466—467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年），第100—10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3第7497—7501页。
①　803年打退了一次关于韦执谊和王叔文搞朋党政治的指控，见《旧唐书》，卷135第3732—373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6第7616—7617页；《唐大诏令集》，卷30第113页。
②　见伯纳德·S。所罗门：《唐顺宗实录》（麻省坎布里奇，1955年）；浦立本：《顺宗实录》，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2（1957年），第336—344页。
③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注139—142。
①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07—113页。
①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10页。
②　特别是在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思想中辨认出来的唯物主义成分方面是如此。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1卷，第7章。
③　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载《历史研究》，3（1963年），第105—130页。
①　伯托尔德·斯普勒：《突厥人出现以来的中亚史》，载《中亚史》（《东方学大纲》），第1部分，第5。5章第148—162页；J。R。哈密尔顿：《九姓回纥与回纥人》，载《亚洲杂志》，250（1962年），第23—24页。
②　见V。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中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2。2（1948年）。
①　788年起回纥改称回鹘。——译者
②　布尔达·埃克塞迪：《北庭的回鹘人和吐蕃人（公元790—791年）》，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布达佩斯），　17（1964年），第83—104页。
①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5—677页。
①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7—686页；樊绰：《蛮书》，向达的《蛮书校注》本（北京，1962年），附录4。
宪宗时代的中央集权进程（805—820年）
河北方镇叛乱爆发时宪宗不过是个幼儿，当叛乱结束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但是在他于805年即位时，他已经是27岁的成熟青年人，而在他的成长期间他亲闻目睹了他祖父的屈辱和他父亲的孤立无助的处境。从他在位期间的作为可以充分看出，宪宗既很坚决地力图振兴皇室的威望，同时又对于朝廷内的政治势力有详细而深切的了解。他是晚唐最强有力的皇帝。
力图中兴唐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显示中央政府在战场上能有所作为。②从806年到819年，宪宗在反对六个最桀骜的方镇时成功地在七次重大军事对抗中取得了进展。在取得领土和政治的进展以后，政府还接着推行了各种制度上的改革以补其不足。结果仅在15年内就大大地恢复了长安的权力。当然，宪宗没有能够再建立玄宗时代的大一统帝国。事实上，在9世纪初的十多年中曾一度驯服的三个独立的东北三镇，在20年代又离弃中央政府并且再也没有重返中央的怀抱。其他许多方镇虽然效忠于朝廷，但也在各自的地盘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可是重要的一点是，再也没有爆发像8世纪那样大的叛乱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了。的确，在宪宗死后的国内40年和平时期中，843至844年昭义镇的叛乱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波折。他在朝廷与方镇之间搞了一个新的变通解决办法。我们尽管有种种保留，朝廷显然在这里仍占了上风。此外，唐帝国已经充分地重建起来。唐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经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大动荡而历久不衰，直到宋朝开国前仍是如此。不论从哪方看看，这些都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业绩。
宪宗对那些弄权的方镇发动对抗时是很小心谨慎的，因为他决心不重犯德宗在部队未准备就绪以前就鲁莽从事的错误。在806年初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了，他的部下刘辟将军要求继承韦皋的职位。①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因为他认为在即位之初不宜马上去对付这一最后通牒。可是两个月以后，刘辟竟要求掌管唐政府把今天四川省一分为三的所有三个镇。大约25年以来剑南西川一直是防备吐蕃和南诏入侵的重镇，而且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这种肆无忌惮的挑战预示着会有一批持强烈敌视态度的方镇要求扩张大片领地。宪宗已站稳脚跟，拒绝刘辟的第二个要求，用禁军给他以反击。806年秋天，中央政府的部队出乎预料地在对刘辟之战中取得了轻而易举的胜利。刘辟及其上层谋士均被处死，在朝廷选派的新节度使之下恢复了秩序。这里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也出过一些零星的麻烦，但它们大多数是由于难以在这种种族复杂的地区推行中国的行政制度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州镇无视长安权威的结果。
到了807年春天，全帝国的方镇开始看到了京师重振旗鼓的气象。长江三角洲富饶而盛产稻谷的浙西镇节度使李锜故意藐视皇帝要他朝觐的命令，想在新皇帝变得过分强大以前给他一个难堪。于是在他邻近的一个节度使的指挥下，迅速对李锜组织了一次讨伐。不到几个星期，李锜的畏罪的下属罢黜了他，后来他在长安被处死。如我们所料，朝臣们都无比高兴，大家都在谈论唐室的真正中兴。特别是神策军和从忠于王朝的淮南征调来的讨伐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表现得很出色，出现了能与皇帝的决心相得益彰的普遍的信心。
更加麻烦得多的对抗发生在809至810年，这时朝廷向河北三大自治方镇之一的成德发起了挑战。这是宪宗自己挑动起来的第一次事件，而且也像德宗在781年向东北挑战那样，问题还是节度使的继承权问题。成德镇原节度使在808年死去，次年年中他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名副其实的节度使。8世纪80年代的战争以后，成德镇在前几次移交权力时，每次都由长安照例予以批准，虽然批准是很勉强的。这一次受了最近几次胜利鼓舞而变得胆大起来的宪宗，决定不失时机地革掉当地自决节度使继承人的陋习。他想要王承宗做些让步，其中包括交出成德镇属下的两个州来换取批准，但这一妥协马上破裂。809年后期爆发了战争。可是，政府的讨伐军在次年初春陷入困境。首先是军费开支太大；其次，把各忠顺的州镇抽调来的杂牌兵协调统一起来的问题不能够完满地解决。①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宪宗委派宦官吐突承璀（820年死）为讨伐军指挥官，这一举措虽不是史无前例的，但在朝廷看来也是很不寻常的，特别是在这样一场重大战役中更显得不可思议。下级将军们的士气因吐突的无能而受到挫伤。宪宗经过劝说终于相信，讨伐成德镇的时机未成熟，因而在810年年中双方都撤出战场。王承宗保留了节度使职位。
军事行动在往后几年中中辍，因为宪宗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在为了安排好未来的战斗而想尽方法加强他们的政治和财政地位。吐突承璀卷入了一桩贪污案件，被解职和流放，皇帝说，“朕去之轻如一毛耳。”①809年，宰相裴垍（死于813年）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这一点将在下面详述），据说在811至812年税收便增加了。宪宗时税收、免税、官员的编制名额和薪水等方面的一系列诏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朝廷政策的关系都尚未得到详尽的阐发，虽然这些方面的大量材料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可是，也许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的运动把唐帝国——政府和人民一起——几乎推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当然，从宪宗时代的中期起，朝廷对于国家财政的讨论就越来越热烈。财政问题是太复杂了，不能很快地求得解决。
810年到814年之间经济上取得的任何进展，比之所感受到的政治进展很可能就大为减色了。比如在812年，东北另一长期闹独立的方镇魏博竟然自愿归顺朝廷，从而结束了经历四世的这个世袭节度使职位。曾经讨论过进军魏博并使之完全按照长安的条件顺服的可能性，但这个方案最后被否决。宪宗对它的归顺作出的反应是大量赏赐金钱，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