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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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躔『退募易灞徊肯略�844年夏末所杀，此后朝廷便任命了一位新节度使。武宗对李德裕在处理这第二次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就评价极高，因为这是9世纪中叶最严重的一次方镇威胁，因此他在844年封李德裕为卫国公。
武宗时代的第三件大事是“会昌灭佛”；因为会昌是武宗的年号。我们从来中国游学的日本僧人圆仁（793—864年）的《求法记》中得知，对佛教的压迫已在逐渐形成，但这一次则是在845年由政府扩大的全面镇压行动。①武宗连续下令关闭和毁坏数以万计的山野之间的招提、兰若，后来又攻击通都大邑的许多寺庙。仅有少数可予保留；上等州治可各留一寺，而长安及洛阳各准许保留两个寺，每寺只留30名僧人。②这一震惊天下的诏书强迫多达二三十万名僧尼还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杀或被伤害。佛教寺庙的财产、经籍和圣物严重地被破坏。虽然最厉害的迫害大约终止于武宗去世和他的叔父宣宗继位以后的九个月，但佛教作为一个组织恰像它经历过一个最大的发展时期那样，受到了最大的摧残。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中，佛教再也没有像那时那样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甚至与它相抗衡了。
对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动机是很复杂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③大约在820年以后，中国严重的货币紧缺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各方面更加直接地伸手向国库要钱，财政的拮据状况毫无改善：例如后宫的奢侈和宦官的建置开销越来越大，加上后来反对西北、反对回鹘和昭义的庞大军费也都需要钱。在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鼓励铜钱的铸造也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可是与国家的财政状况相反，佛教寺院集团却日益富足。佛教的律在古代是禁止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但它在中国已有数百年被置若罔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它能从货物流通中受益。①寺庙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不仅限于光彩夺目的金、银、铜制的圣像和佛教祭祀用品，即便它们拥有这么多贵金属的贮存对于严重缺乏货币的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同时也直接违反了政府关于禁止窖藏宝物的规定。而且，较大的寺庙还拥有土地（通常称为“寺庄”），它们大部分实际上都免税。事业心强的住持便把这些土地组织起来以农、林产品牟利。②这一发展是与世俗社会富豪之家大庄园的形成齐头并进的，而且这两种庄园制往往互相纠结在一起，因为富裕施主在死前仍保留名义上施舍给寺院的土地的利益。甚至佛教建筑物的建造费用也常由政府捐助。或许最令人气愤的事实是，在“出家”并因而摆脱民政的控制之后，僧尼就再也不用付两税法规定的个人税项了。由此产生的国家税收的损失使几代文官为之烦恼，同时由政府监督制度的许多尝试也一概未生效力。9世纪40年代的没收、还俗办法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得到许多官员的赞同，认为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国的经济事务中变成强大堡垒的唯一办法。
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复杂一些。武宗显然是支持灭佛运动的主要力量；他是一位热诚的道教徒；他的个人信仰带有狂热性。①但是除了他有几个宠幸的道士以外，他似乎并没有想在朝臣中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道教压力集团，即一个从教义上来说敌视佛教的集团。反之，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官员不认为搞魔法的道教是一剂政治毒药——也许它是一种有趣的消遣，但不能贸然加入。对佛教的迫害也不大可能是由儒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所发起的。韩愈在819年发表的著名的诋佛言论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但有一点很重要，即也不要一成不变地认为他在倡导一个全面地毁弃释教而崇奉儒家的活动。反之，唐代后期的高级官员——包括李德裕和武宗的其他宰相在内——并未对佛教之侵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像韩愈那样大的个人愤怒。自然，民众的过火的信教行为可能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敌意，②但是，从检查唐代现存大量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佛教中比较严肃的哲学思想和礼仪深深地引起了许多统治阶层精英人物的注意。其次，如上所述，上层僧侣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的社交活动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把佛教讽刺为堕落的夷狄之教完全是为了应付论战需要的说法，而这一次不过是企图为9世纪40年代中叶的暴力行为巧为辩护之辞而已。
佛教史的历史作者都指责李德裕执行了这次迫害运动，他们很可能是对的，虽然他们对他的参与并无多少具体证据。③李德裕当然有很多充分的政治理由支持灭佛运动，因为首先它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它同时还使李德裕有机会精心提高国家的礼仪以支持他实际的政事活动，特别是加强对唐初几位伟大的皇帝和政治家的崇祀。比如，他建议用从佛寺中没收的钱在最近光复的昭义建昭武庙；另外，他还主张利用洛阳附近原来的佛教建筑以恢复安禄山之乱后被毁的重要的太庙神主。①另外，特别在迫害佛教运动的早期，它与李德裕想削弱宦官仇士良权力的努力有关，因为仇士良既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同时还任政府的功德使之职。最后一个原因的证据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情况很可能是，李德裕在843年打败摩尼教的庇护者回鹘人以后对它进行的镇压为更广泛地打击佛教提供了现成的先例。
宣宗时代放松了对佛教的迫害，这几乎又让佛教徒全部恢复他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因此，新皇帝虽然赞成恢复佛教这一精神信仰，赞助进行佛事活动而又同时禁止杀牲，但他在847年颁布的准许重建庙宇和政府不得干涉的诏令，却在后来的实践中受到了限制。经宰相的迫切要求，政府在9世纪50年代之初采用了一个更慎重的政策，即裁减过分的开销，而且只允许在人口稠密之区新建寺庙。②虽然僧尼不再有性命之虞而且通常都能重操他们的宗教旧业，但政府尽力防止私人制度的恢复，规定缺额僧尼只能由礼部的祠部加以补足。甚至长安的大庙宇也在重建之中，宣宗下的命令实际上改换了所有这些庙宇的名字。③菩提寺改成了保唐寺、法云尼寺易名为唐安寺，如此等等。这便表明世俗社会重新建立了对有组织的佛教的控制；这种情况自武宗和李德裕死去以后一直延续了许多世纪。
唐宣宗之治（846—859年）
武宗死于公元846年，卒年33岁，大约也因服药而死。宣宗①和9世纪的多数皇帝一样，也是被宫中一个宦官集团所拥立，但他这一次却未发生继承权的斗争。他是唯一的合理候选人。武宗的儿子们都太年轻，不宜登基，并且如上所述，武宗所遗一弟又已在840年的继承争斗中被杀。37岁的宣宗是他的长辈。他是宪宗的第十三子，穆宗的异母弟，也是前此三位皇帝之叔。
宣宗在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戏呼为光王，他在出人意料地即位之前在政治上被忽视，也被斯文人物所嘲弄。他在儿童时代多病而且能见异象。成年以后他把他的苦痛变为自己的能力。他假装对当时任何可以把他卷入危险的宫廷阴谋中去的事物不感兴趣，一味沉默，并希望被当做无害的怪人。可是，他即位以后就发泄出他的愤怒和不满，特别对他父亲宪宗的神秘的死更是如此，因为这个痛苦的回忆使他在几次祭奠宪宗的陵墓时都禁不住泪如雨下。②宣宗确信，他的异母兄穆宗和穆宗之母郭妃对宪宗的病死负有一定的责任。当年老的郭妃848年去世时，宣宗拒绝让她给他父亲陪葬的荣誉，另有谣传说是他加速了这位老太太的死。此后五年，宣宗把他所认为的同案犯都一一捕拿归案。他甚至贬降了穆宗及其三个儿子在宗庙祭祀中的地位，这使统治皇室所精心培植起来的威信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就只能猜想了。和40年前一样，对朝廷的这种全神专注之情一直持续到宣宗较平静的年代。他搜寻一切能告诉他父亲治下的遗闻轶事的人，他还坚决地优予录用元和时代高官之子孙进入自己的私人班子或者任政府工作。③好像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被虐待，他很体贴地照顾他自己的母亲以及还活着的胞弟们。他也溺爱他的妹妹和几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恃爱当他的面折断筷子和打碎汤匙，从而迫使他放弃了把这女儿许配给她所恨的某人的打算。但有趣的是，宣宗从不正视立储这个重大的问题，尽管一些神经质的官员对此唠叨不休。他被认为不喜欢长子而宠爱第三子，但他为此毫无作为；他的迟疑不决最后又导致了一场宫廷斗争，一个宦官这时成功地拥戴了宣宗的长子。①在他统治期间，宣宗显然是想确定无疑地突出他个人第一的地位，特别是在他从前曾长期受歧视的家族内更要这样做。
自然，这位古怪而急躁的人不只是怀有私人宿怨，他还必须对付朝廷的官员，而人们认为在这些人中，从前曾给他以保护的却很少。宣宗在接见高级官员时常年坚持威仪整肃。他往往用尖刻的个人批评或者在讨论中显示备知底细的知识，来使他们感到难堪。他在正式朝觐中严厉盘问来朝见的节度使和新任命的地方官员时所准备的讯息，都是来自他对帝国重要材料的研究和他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细致的情况简介。他以在礼仪或在实质性事物上注重细节闻名，例如在宣宗手下为相10年的令狐绹（公元802—879年）有一次被皇帝问得神态失常，甚至在冬天他也汗湿重裘。②但与此同时，宣宗也像他的父亲宪宗那样，颇有志于重建贞观之治。他的助手给他读关于太宗与其臣下相互关系的非正式史书《贞观政要》；他有时又像从前诸皇帝那样对他所宠信的官员表示极大的关心。他比某些从前的皇帝更加真心实意地鼓励相应的官署提出坦诚的批评。但是，朝臣们普遍的情绪一定是狐疑不定，对他又敬又畏。③当然不必奇怪，宣宗在846年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罢掉了与他所痛恨的侄儿武宗沆瀣一气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李德裕的相位。李德裕按惯例逐步降级，越降品级越低，越降越往南方，最后由于仔细地复查了李德裕曾经略有牵涉的司法案件，他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宣宗以综合调查所得为基础，对李德裕的罪行进行了长而详细的谴责，所以他把李德裕贬谪为最底层的官（南海海南岛上的一个县令），使这位前宰相在850年初死于此地。即令在这样的贬谪以后，令狐绹对李德裕的回忆仍是那么强烈，致使他梦寐难安。①宣宗罢免了李德裕的相位以后，拥护宣宗的是李德裕从前以铁腕行政方式所制造的许多政敌，当然还有一些牛党的追随者；后者希望看到李德裕和他的主要伙伴完全像牛僧孺和李宗闵从前那样受到羞辱。牛党年轻的成员如诗人白居易的侄子、在846年到851年任宰相的白敏中（约862年死），便在某种程度上煽起了往日的朋党仇恨。可是，要认为这个时期牛党在政治上已取得绝对的最后胜利，那也是错误的。首先，朋党双方许多老一代重要成员，在9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死去。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宣宗本人正作为全帝国最强大而唯一的政治力量出现，结果是大规模的公开朋党活动普遍减少。虽然宣宗确实恢复了几个牛党的老人的地位，并且宠待他们的几个亲属（包括牛僧孺的儿子），但在高级官员中严格按朋党界限调动职位的情况还是有限的，而且甚至这种现象在9世纪50年代也已消失。没有发生文宗朝廷的那种政体的更替。从此以后，牛李大党争只能在文学和历史中听到它的回声了。
宣宗的统治看来可分为三个政治阶段。第一阶段从他登极到约850年，这时显然是要致力于加强他的权力；罢免李党的成员；解决佛教的问题；重新统一西北诸州（它们在吐蕃王国分裂后已投降），后一问题我们在下面将予以申论。白敏中是这时期的七个宰相中唯一任期大约超过了一年的人。第二阶段包括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这时期的特点是少数宰相任期较长，其中包括令狐绹和著名的财政官员裴休（787？—860年）。第三阶段是从857年到859年，这时宣宗变得日益躁怒（他也和其他诸帝一样，对道教的长生术感兴趣），宰相的替换也很快（其中多数人过去都是翰林学士）。
很难过细地评价宣宗的后两个时期，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讲过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史料不足。由于朝廷基本档案被破坏，又由于9世纪最后25年叛乱期间行政解体，当90年代之初最后要求按常规修宣宗实录时，竟不能以正常方式编出“一个字”来。①一位奉命做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历史学家裴庭裕确曾编撰了一本共三卷关于宣宗朝遗闻轶事的书，署名为《东观奏记》。这本书是我们了解宣宗个人品质的主要材料，可是它实际上没有提供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情况。它的本纪和这时期少数人物的传记（在10世纪中叶被编成《旧唐书》的一部分）都有这个缺点，特别是关于9世纪50年代更是这样，因为它们通常只列有空空洞洞的官职。《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这两种非常重要的文献汇编也仓促地漏掉了宣宗后期的条目。所以下面关于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唐代朝廷的一些论述是假设性的。
大家都强烈地认为，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也是一个使知识变成可用形式的时代。这时期不论公家或私家的大部头汇编式著作的数目大得惊人，多达一打以上。这和前此几十年对这种著作只是偶尔有兴趣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这些官修类书中，有几种是关于中央政府和诸镇材料的摘编，专供皇帝御览。①此外，杨绍复续编了苏冕的《会要》（853年奏呈），其中收辑了德宗以后迄至他本人时代的诏令和表章；这本书后来编进了今本《唐会要》中。
历史著作中包括另一部续编书，即《续唐历》（崔龟从851年编），它是一部编年史，上接8世纪谱系学者柳芳所著的《唐历》止讫的地方。此书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关键材料的来源。854年，史馆奏呈文宗朝《实录》40卷。除之此外，他们还想恢复原版的《宪宗实录》，以代替李德裕影响下编辑的第二版。一种10卷本的关于历代君主政务的编年体类书和另一种相关的300卷本《统史》，一并在851年上呈给皇帝，它们编写的目标是想给皇帝提供从古代到隋末的“所有”著名的诏令、法律和一般政策。
科举制度在姚康的《科第录》中有所讨论，此书在宋代尚存于世，也是后来一些汇编的重要材料来源。赵瑑辛勤地从各私家材料中选收了有关咏进士科的诗这一特定题旨的材料。最后，两种很重要的法律著作成书于宣宗年代：一为《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公元851年），它使官员们掌握了文宗以来迄至当世的帝国立法；一为12卷的《大中刑律统类》，它是按唐律分类法分类的。②这一书名清单可能并不完全，但它足以有力地体现改进工作的精神。
对于法律的重视也贯彻到了实际中去。人们为进一步明确犯罪行为的定义和使法律程序正规化作了努力。宣宗的总的倾向是要减轻对犯罪的处罚，办法是减少处刑条令和实行赦免；但是如果真有显然是蓄意触犯法律的情况，他也是很严厉的。宣宗也鼓励在政府的决定上更准确地援引先例；许多问题的奏疏通常都要引用早先的立法，特别要注明它们的日期。①宣宗注重细节而且治理公务井井有条的优点历来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广为称道，也至少博得了某些中央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刑部和礼部的官员——的好感。但是，也许是由于宣宗明确反对李德裕所树立的那种皇帝和强有力的宰相之间的伙伴关系的榜样，他很难把实权授予任何在名义上负责的大臣。这当然会在实际上遏制官员们的主动性的发挥。
宣宗之治不以采取有革新精神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而见称于世，虽然有许多问题要着手解决。例如到9世纪50年代，从长江下游征集的漕粮大约只有30％事实上送到了北方的廒仓内。汴渠河道上盗窃和贪污横行，同时漕船因普遍缺乏维修而经常有损失。在9世纪50年代之初，盐铁转运使裴休发布一系列法令以扭转漕运形势，漕粮接收额一度虽高达往日的三倍，可惜毕竟好景不长。同时，尽管宣宗时代人们曾想改革食盐的专卖，但所产的大部分食盐往往归方镇而不是归中央政府所用。长安此时的食盐收益不过略高于宪宗时代收入的半数而已。②至于朝廷政治与第一次群众大规模骚动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我们对这些年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但仍不能充分了解。一方面，唐代中央政权，从传统的和表面的观点看，被认为已比安禄山之乱以后更弱，但它已延续的时间却比人们的看法长得多。圆仁描述了9世纪40年代中央控制农村的程度，它表明乡村还是颇为稳定和繁荣的，甚至在半独立的河北也是这样。③总而言之，县令（唐代最低一级政权）对地方事务的最小限度的干预一直被容忍到反王朝的力量明确地要向国家权力挑战之前的9世纪70年代。另一方面，唐朝后期的经济和社会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比如私人手中的大庄园日益发展，同时农民的生活相应地出现混乱。其中有些变化中央政府是故意视而不见，有些变化它又无法理解，在行动上也敷衍了事，无所作为。中央组织机构的固有缺点，在9世纪中叶的稳定时期也暴露出来，最初表现为点点星火，即兵变和抗税骚动等等。由于这些事件至少在9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地说不太经常而且又是孤立的，它们能被长安平定，因此产生了老一套救治办法还有效的错觉。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既未诊断出来，也未得到纠正。①在宣宗统治的末年，武装叛乱纷纷出现于今天的广东、越南北部、江西和湖南，另外还有宣州（安徽）康全泰和浙东（浙江）的裘甫这两次严重的兵变。它们历来被认为是最后直捣唐王朝心脏的王仙芝和黄巢的灾难性叛乱（873—884年）的先驱。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命运开始不受长安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它标志着我们论述的宫廷政治的结束。虽然唐王朝此后名义上存在了大约四十多年，但9世纪末年应该视为五代时期的开始。
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对外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人在8、9世纪之交在西南的胜利和同南诏结成的反吐蕃联盟的巩固，大大地缓和了吐蕃人对西部边境的压力。此后吐蕃转而攻击回鹘人。吐蕃在791年拿下原来属于中国的北庭前哨基地，它便开始想扩大沿它北部边界的势力范围。除了想增加自身的安全以外，吐蕃向北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渴望至少要控制通过中亚的远程贸易的一部分地段，梦想损害回鹘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800年以后，吐蕃人对现今陕西的中国外围城镇的零星侵犯虽然被唐王朝方面警觉地注视着，但很可能是他们攻击回鹘人这一主要目标的附带行动。不言而喻，回鹘人也很不安。对于吐蕃人干扰他们的贸易和进贡商队，他们的反应是在813年在吐鲁番附近举行了一次大反击，但是这次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结果。①后来在9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两个亚洲内陆的强国都主动向中国发动外交攻势：回鹘人用第三次请求和亲的办法重申他们与中国人的联盟，吐蕃人则迫切地要求与唐政府缔结策略性的休战条约。
为什么吐蕃适值此时要接近中国，这个道理现在尚不太清楚，一个听起来可信的假定是，宪宗时代的唐王朝内政已很有起色，因此它能够比8世纪后期对外部施加更大的影响。这两个国家早在808年就对各种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人们认为吐蕃新王可黎可足（约 815—836年在位）特别希望和平。 819—820年吐蕃人大举进攻中国的西北，是针对性地向唐朝皇帝施加压力，以迫使他同意签约。821年双方在长安就一个全面的条约进行谈判，次年在拉萨最后商定初稿。它规定：结束战争状态；停止对对方领土的侵犯行为；制定关于使节旅行的规则；调查并遣返在边境附近拘捕的“可疑分子”。②9世纪20年代西藏的政治史也很动荡不安，其特征是佛教王室与权势藩臣家族之间的斗争——后者的许多家族都拥护土著的苯教。③毫无疑问，这种削弱力量的内部纷争是使得821至822年的唐蕃会盟在订约之后没有马上破裂的重要原因，而783年的条约却不是这样。整个说来，吐蕃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是和平占了上风。大约在840年，吐蕃君权迅速式微，并且随着达磨王之死而不复存在：据西藏和中国史学所述，达磨王是一位凶恶、放荡的“末代昏君”。鉴于他反对佛教的态度，部分情况至少是这样的。诸王子在达磨王死后的继承权斗争中把吐蕃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已不能再陈兵河西走廊了。吐蕃王国曾经长期成为晚唐历史中的主要外患，此后在东亚的国家关系中已不起重大作用了。
从大约795年到835年，回鹘人的势力正如日丽中天。他们在这几十年和中国的联盟中受益越来越多，但中国的财政支出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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