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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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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994年辽朝第一次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历法。⑧法律编纂
10世纪80年代辽帝国逐步汉化的发展趋势，还可以通过按照汉人方式编纂早期混乱与不规范的一系列法律措施来印证。当时口头的契丹习惯法适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编纂的法律适用于汉人。重视以汉式法律作为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标准法律似乎归功于皇太后的影响，她以汉式法律为基础，非正式地解决了在她之前出现的所有争端。①在983年，由南京地方当局呈献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译成为契丹文以供北府行政官员们使用。②通常，唐律载明的刑罚比契丹习惯法量刑要轻，而且唐律更系统更合理。汉式法律至高无上的另一表现是994年的一项规定，即任何契丹人违反了十恶罪——一个纯粹的汉式观念，建立于儒教伦理价值之上——之一，与汉人同罪。③1027年，一部汉式法典被下令编纂修订。④该项工作完成于圣宗死后。
对辽朝所有臣民都适用的汉式法律的实施，导致了契丹人内部的敌对反应，圣宗死后的1031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领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自设立一个契丹警巡使，以监督法律的执行。这或许是作为对契丹人情绪的一种让步。⑤作为辽朝统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许是最优秀的皇帝，圣宗留下了美名。但即使是他，也要对武断的个人裁决负有责任，特别是当他喝醉酒时。鉴于此前穆宗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况下，他的大臣们不要根据他的各种决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复查他的决定。
国家与农业
10世纪末，辽朝的经济还是支离破碎的：北方诸部落保持着他们的草原生活方式，依靠他们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农业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则一直从事农业，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领十六州以后，其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中心和契丹帝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圣宗时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交通，鼓励发展农业和保证合理的税收。
在整个圣宗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并鼓励开发和清理荒地，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为纳税人。有时候，土地连同耕牛一起分配。1014年的禁止诉讼妨碍农业的法令或许与这些措施有关。996年禁止军队无故行猎和破坏庄稼。监察官被派出查看庄稼和鼓励农业与果树种植。有时皇帝还亲自检验收成。
类似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约1070年。引起持续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区灌溉士地以种植稻谷的汉式举措。在景宗统治时期（969—982年）这样的建议被拒绝，1064年一项禁令被重新强行实施。在1068年，最终下令允许种植稻谷，但军事要道除外。由于水渠与稻田的布局将会构成契丹骑兵作战的不利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基于军事考虑。
道 路
在圣宗朝初期（984—989年），为方便马车通行和发展邮传制度而注重修筑道路与桥梁，这对于上传下达的便捷是极其重要的。①在1027年，出于安全考虑，官道两旁各宽30步的狭长地区被下令清理出来。
赋 税
契丹的税收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阐明。部落民有传统义务提供皇帝需要时所设定的劳役或赋税。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缴纳的。这里的赋税比所有契丹地区的还要重。至少宋朝史家认为，辽朝税收比宋帝国要沉重得多。汉人百姓的劳役似乎没有规律可循，人力的专门调用有时很少考虑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辽朝末年，其全部税收也没有达到正常的汉式水平。912年，在阿保机的汉人谋士韩延徽（882—959年）的建议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设立赋税制度。他们继续施行唐朝制定的两税法，加上各种附加税诸如农业履行税，而且他们经常征发人力强迫劳作。海盐和湖盐被征调以实行盐的专卖。还有酒、粬和其他各种商业税在榷场交易和货物运输中加以征收。
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991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①和人口调查登记，997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口的调查登记。②在10世纪90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③994年政府下令建立“均税法”，④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⑤995年，一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税。⑥998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⑦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①1005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 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927—947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②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③983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④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①从1056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币。②11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1065、1074、1084、1102和1112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点。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令（1084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1088年）。③在1090年，作为使节被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④到12世纪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相类似的半独立地位。⑤他们保留了拥有自己官员的国王，他们作为诸侯向契丹政府纳贡，而不是作为臣民向其纳税。在10世纪最后十年与宋的边界战争中，契丹的领土遭受侵犯，这给了奚人一次他们早已期盼的与契丹人绝交的机会，但他们依然几乎完全保持着忠诚。在994年和997年之间圣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纳贡”体制终止了，奚王变成领取俸禄的辽朝官员。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领地，建立了汉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汉人移民到那里开垦肥沃的土地。1006年奚王以前的居所被指定为契丹的中京。①1007年建立起城墙，汉人从辽东被迁移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1009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1018年到1020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②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1008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1013年来到这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1044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11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① ＇645＇《辽史》，卷8，第64页。
② ＇645＇《辽史》，卷12，第133页。
③ 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页。
① ＇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页。
② 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页。
③ ＇645＇《辽史》，卷89，第1351页。
④ 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六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⑤ ＇645＇《辽史》，卷18，第217页。
⑥ ＇645＇《辽史》，卷4，第49页。
① ＇645＇《辽史》，卷77，第1259页。
② ＇645＇《辽史》，卷13，第141页。
③ ＇645＇《辽史》，卷14，第158页。
④ ＇645＇《辽史》，卷15，第169页。
⑤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1450页。
⑥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⑦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卷104，第1456—1457页。
⑧ ＇645＇《辽史》，卷42，第518页。
① 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编，第11—14卷，卷123，第1899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页。
② ＇645＇《辽史》，卷10，第110页。
③ ＇645＇《辽史》，卷13，第145页；卷61，第939页。
④ ＇645＇《辽史》，卷17，第201页。
⑤ 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页。关于1044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史》，卷19，第230页。
①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页。
① ＇645＇《辽史》，卷13，第139页。
② ＇645＇《辽史》，卷13，第149页。
③ ＇645＇《辽史》，卷82，第1290页。
④ ＇645＇《辽史》，卷13，第145页。
⑤ ＇645＇《辽史》，卷59，第925页。
⑥ ＇645＇《辽史》，卷13，第148页。
⑦ ＇645＇《辽史》，卷13，第149—150页。
① ＇645＇《辽史》，卷14，第157页。
②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页；＇645＇《辽史》，卷37，第441页。
③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1页。
④ ＇645＇《辽史》，卷60，第931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页；＇864＇《中国货币史》，第370—372页。
① ＇645＇《辽史》，卷60，第931页。
② ＇645＇《辽史》，卷21，第254页。
③ ＇645＇《辽史》，卷60，第931页；卷22，第270页。
④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页。
⑤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页；＇768＇李涵、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①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页。
② ＇645＇《辽史》，卷14，第163页；卷16，第184、185、188页。祖庙于1019年为景宗、1020年为太祖而建。
对外关系
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980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进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985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①986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②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10世纪的最后20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10世纪80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9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他以其庙号太祖而闻名，918—943年在位）。这样，在926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935年新罗才最后投降高丽，而直到936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岛（见地图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的“西京”，①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①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变了形势。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领土都并入辽国版图，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认辽朝的统治。渤海王室的许多成员已逃到高丽避难。渤海自身是由残留的高句丽统治精英建立起来的，因此把东北高丽王朝看作是远亲和潜在的同盟。②再者，在辽朝边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着独立：今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辽宁省鸭绿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强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独立国家定安国（朝鲜语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国的上京（今吉林省东京城）。③975年定安国与辽发生冲突。一支契丹讨伐军被派去进攻定安国，但失败了。在985—986年，辽再次侵入这一地区。而在10世纪80年代，契丹与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各个女真部落之间产生了许多麻烦，宋试图与后者建立某种反契丹的同盟。991年辽在鸭绿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个带有驻军和军事殖民地的堡垒，以阻挡女真和宋之间通过海上进行联络。
所有这些举措对高丽产生了威胁。当高丽国王定宗（945—949年在位）动员了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和辽意识到高丽会是多么强大的对手时，辽朝于947年入侵高丽的计划中途流产。直到10世纪80年代，契丹和高丽的关系仍很疏远，因为女真诸部和定安国为高丽北部边界和辽边界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但到990年，辽明显想要吞并这一地区。辽朝重新恢复紧张局势的新举措不仅暴露了辽和高丽之间潜在的不和，而且把它与更广泛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
从962年起，高丽与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关系，①就像他们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关系一样。963年国王光宗（949—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册封。到10世纪，高丽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地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浸染，他们仇视、瞧不起却又害怕契丹人。这样，当985年宋朝皇帝试图争取高丽作为保卫共同文化传统的同盟者时，他们是把它建立在有说服力的真实情感之上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同盟付诸实践。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间，高丽拒绝出兵向辽进攻。
至于契丹人，则相信高丽对他们的东部边界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契丹对女真和定安国的进攻加剧了紧张局势。契丹人也许还担心高丽会鼓励辽朝统治下庞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离，这种分离最终导致了1029—1030年的大规模叛乱。
在992—993年，辽朝东京留守萧恒德②受命入侵高丽。他率领一支号称80万的大军越过边界，要求把前高句丽鸭绿江南北的领土割让给辽。高丽宫廷向宋求援，但无人相助，宋和高丽的“同盟”再一次证明是虚假的。然而，高丽人能够很好地自卫并准备了强大的防御。他们的国王成宗（982—997年在位）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北开到平壤。与此同时，在经过几次战役后，辽军主力向前开进到清川江。正在这时，似乎辽军指挥官断定征服高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始在辽军主帅萧恒德与高丽指挥官徐熙之间进行谈判。最初辽让高丽在完全投降或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而高丽则倾向于屈服。但徐熙勇敢的坚韧不拔使他们达成了谈判协议，即高丽成为辽名义上的附属国，而且断绝与宋长期建立起来的联系。高丽国王受到辽朝皇帝的册封。高丽被授权自由处理鸭绿江流域南部女真诸部落，而他们也及时地据此采取了行动：徐熙于994—996年率领他的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并建立了一批堡垒以维持和平。①自994年起，双方开始经常互派使节。994年成宗进献给圣宗一些女乐人，圣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观念，谢绝了她们。几批高丽学生被派去学习契丹文。996年国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节请求联姻，辽朝宫廷答应把萧恒德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他。当997年成宗死后，998年契丹宫廷正式册封他的继承人王诵（庙号穆宗，997—1009年在位）为国王。
在以后的数年里，辽致力于入侵宋朝和随后的和约谈判。在999—1000年和1004年的战争期间，高丽—宋朝同盟的恢复毫无可能：每一次高丽国王都正式向辽朝宫廷祝贺对宋的胜利。
对宋战争
宋辽军队自10世纪80年代起就沿边界互相对峙，时而爆发局部战争。994年宋朝宫廷采取了一些试探性步骤以建立和平关系，但都被辽朝拒绝。双方宫廷彼此之间都有强烈的领土要求。宋朝统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耻之战的人，则被986—987年他们轻易而举的胜利所鼓励，渴望重新占领莫州和瀛州，这两个州是938年后晋割让给他们的诸州中最南面的两个，959年被后周夺去。这一地区他们称为关南，即“关隘的南面”。
10世纪9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与高丽的战争，敌对的宋—高丽同盟的威胁已经缓解。与此同时，中国西北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在他们好战的首领李继迁的领导下，正成为宋朝边界的巨大麻烦。在另一个党项人首领于982年降宋后，李继迁仍然顽强地保持独立。986年李继迁叛宋后向辽称臣，并作为附属统治者被授予各种职位和称号。989年春季，他被赐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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