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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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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与辽、宋间的良好关系。
1004年,这位新的党项统治者得到了辽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称号;到1010年,他的称号就已经上升为“夏国王”——这是他父亲曾经拥有的称号。除了常规的带有外交性质的贸易往来——很可能是党项人每年派遣贡使前往辽廷,在党项与契丹的关系中,这时开始显露出了真正的敌对色彩。
位于辽西北方的阻卜(鞑靼)属民的叛乱和反抗活动,促使辽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发兵攻打甘州回鹘,以努力保障其遥远的边疆地区的安定。尽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胜利,但是辽廷的这些军事行动可能没有一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党项军队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后发兵攻打回鹘。1015年,他们攻克了凉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鹘人打败并赶到了城外。虽然辽廷和西夏都对甘州发动了攻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了协同行动的立场。就控制河西及其贸易通道而言,辽廷和西夏实际上处在敌对的立场。对于辽廷来说,控制河西的重要性只是限于边缘地区;而对于党项政权而言,控制河西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①1006年,辽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权的使臣,这是一个以沙州(今敦煌)为中心成立的政权,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同时还曾向宋和辽请求官职。曹宗寿的继承人是曹贤顺,他是最后一位见于记载的沙州曹氏的统治者。1014年,当曹贤顺继位时,他也是同时与两个朝廷保持联系的。大约就在这时,沙州统治者开始自称为沙州回鹘,而后来到了1041—1042年间,又自称为沙州北庭汗国。以上事实为这样一种推测提供了证据,即在甘州回鹘被征服之前,他们曾经兼并了沙州。这一时期曾有许多甘州回鹘移居沙州,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来自天山地区的回鹘人在11世纪20年代初占据了沙州。鉴于吐鲁番的西部回鹘与契丹间久已存在的密切关系,对于党项人在这一地区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鹘政权的存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对辽来说,沙州回鹘的存在则使他们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而在事实上,沙州也确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顽强地抵制了党项的吞并。①到11世纪50年代,辽廷才开始谋求与青海的吐蕃人发展关系,而李立遵则显然曾寻求过辽廷的帮助却毫无结果。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许他派遣贡使假道西夏前往辽廷,但是在有关文献中并没有发现类似使臣到达辽廷的记载,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对而未能成行。由于西夏拒绝了李立遵的请求,辽帝托言狩猎,率领军队深入到西夏境内劫掠。李德明击退了辽军,作为补偿,辽在次年遣使“赉玉册金印,册(李德明)为尚书令,大西夏王”。②虽然其中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件事暗示党项与辽朝之间的关系这时已经濒于破裂。此后,李德明努力缓和双方的关系,并在1031年辽朝新皇帝兴宗继位时,使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附马。
1004—1005年,宋、辽之间澶渊和约的缔结以及此后出现的缓和局面,为李德明与宋朝间的谈判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围。很可能是为了观望宋、辽和谈的后果,李德明尽量拖延了与宋朝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约。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归还灵州和向宋朝称臣纳质(这在党项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则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允许李德明保持1006年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的称号,而宋朝则提供绢、钱、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赠冬衣。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西夏对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贡关系,而宋朝则承认党项统治者事实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统治期间,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贸易上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销售党项盐方面却没有获得多少成功。最早的官市(榷场)是1007年在保安军辖区(今陕西志丹县)开设的,后来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县)设立了私市(和市)。
这时,因为宋朝皇帝正致力于保持沿边境地区的和平,小规模的边境冲突、繁荣的食盐销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贸易活动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与宋朝皇帝交往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党项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贸易特权,他们大批涌入宋都开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个稳定的、获取丰厚礼物的渠道,党项因此也变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年,在灵州西北、黄河对岸靠近怀远镇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为兴州(1033年改名为兴庆府)。新的政权中心地处于阿拉善与黄河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阿拉善保卫着它的后方安全,而黄河则形成了东、西两翼的屏障。到12世纪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称为“中兴”,很可能这是其党项名的汉文同义词,蒙古语“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党项名衍生出来的,用来指宁夏地区的一个名称。①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相信,父亲的政策削弱了党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游牧,从而对党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也对其武力优势构成了威胁。李元昊还特别谴责了李德明实行贸易代理人的做法,认为他们在宋朝市场上没能得到赚钱生意。①1028年左右,随着甘州的陷落,党项开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动,对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由北方农耕边缘地区进一步向南扩张显然是不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党项向西方扩张,并从而巩固西夏社会游牧基础的一场运动。
李元昊后来实行的政策,显然是要明确和保持党项政权独特的文化面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李德明对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持反对态度,但是正如后来发生的激烈的宫廷阴谋所揭示的那样,李元昊的野心在当时曾引起过争论和关注。
① '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第79—80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9—289页。
① '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页;'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0—570页;'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第331—335页。
② '645'《辽史》,卷16,第183页;'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页。
① '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75'苏轼:《东坡志林》,卷3,第51页。
党项征服后的河西
在汉文载籍中,有关党项在河西活动的记载颇多错讹,而且缺漏也很多,好像汉文记载是有意要淡化西夏征服和吞并河西的确切时间。一般来说,都将党项平定河西的时间定为1036年,具体而言,甘州大约是1028年陷落的,凉州是在1032年,而在河西请政权中位于最西边的沙州政权则在1052—1053年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就在这一年,沙州向宋廷派出了最后一批贡使。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党项统治时期的题记,早期的时间在1074年。换句话说,这表明最晚到此时,沙州就已经完全处在党项的统治之下了。前田正名指出,伊斯兰教哈剌汗朝的扩张及其对喀什噶尔和于阗的征服,是促使沙州向党项政权称臣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于阗曾是沙州的盟友。其实早在1038年,李元昊就已经声称于阗是他的属国,但是看来于阗并不承认这种身份。时隔38年(1025—1063年)之后,于阗的使臣又来到了宋廷,而于阗人在青唐的政治和商业事务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①当党项的竞争对手以及未来的附庸国开始使用河西走廊以北和以南的贸易通道时,党项人原本希望通过占领河西而获取种种唾手可得的商业利益都化成了泡影。从塔里木盆地出发的商人或经由北道,沿着戈壁南缘到达契丹朝廷,或是迂回向南,到达青唐——青唐这时已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货物集散地。对于宋朝而言,青唐是宋朝马匹的重要来源地,也是联系西域的桥梁,而且青唐尤其是一股潜在的军事威胁力量——这里有可能成为党项与吐蕃联合起来反对宋朝的基地。正因为如此,宋朝也非常重视青唐的关键性作用。为了购买马匹,宋朝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一些边市,1038年以后,宋朝的大多数马匹都是通过这些边市从吐蕃进口的。11世纪70年代,王韶被委派创建熙河路,以“绥靖”青海,这样一来,宋朝廷强制实行的、禁止汉人在这一地区扩张的禁令就被彻底废除。王韶还吸收了更多的当地酋领,使他们成为享用宋朝俸禄的属臣。①熙河路的设立还带来了另外的后果,如熙河路诸指挥日益增多的挑衅行为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政权的恐慌,使党项与契丹的关系从11世纪70年代末期起逐步得到改善,西夏与青海的各种往来非常活跃。
12世纪时,河西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宋人对青海的短期占领(1099年,1104—1119年),女真对陕西的征服,使青唐的商业网络得以扩散,为党项人在1136—1137年吞并这一地区扫除了一切障碍,而金朝也在这时正式将青海割让给了西夏。②到这时,党项的贸易地位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正如洪皓(1088—1155年)在他的日记中所称,回鹘地饶物产,“多为商贾于燕(今北京,1153年为金中都),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宋夏战争的结束,11世纪末以来党项中央政权进一步稳定,才促成了西夏贸易地位的转变。
据洪皓记载,金人入侵中国北方之后,早先居住在秦州的众多回鹘人都迁回河西,成了党项的臣民。③从12世纪中叶起,回鹘人开始在西夏的政治、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自一开始,他们就是西夏佛教文献的翻译者。在辽朝最终覆灭的日子里,党项人曾忠心耿耿地帮助过契丹皇室,所以可以断定,中亚哈剌契丹朝(即西辽)信仰佛教的契丹统治者必定与宗教信仰相同的党项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从党项法典可以明确看出,在12世纪初年,西夏与其北方和西方的邻人都保持了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① '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5、628—645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70—279页。党项称于阗为其属国,最初见于李元昊给宋廷写的一封信('644'《宋史》,卷485,第13995—13996页)。后来在李远的《青塘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青塘录》是一部宋朝的著作,已佚,残存的内容见陶宗仪:《说郛》,卷35,11a—13a。
① '877'廖隆盛:《北宋对吐蕃的政策》。王韶被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137—1141页及'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1,第203页。有关他的活动的记载,可见'660'陈邦瞻(1589年去世)编:《宋史纪事本末》,第41页。
② '646'《金史》,卷78,第1772页;卷91,第2017页;卷26,第653页。但是有关证据还不是很清楚,而且记载也互有出入。又见'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第16页。
③ '579'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3页。关于洪皓,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464—465页;'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505—1506页。
李元昊(嵬名囊霄,景宗),1032—1048年1032年,当他的儿子将凉州并入党项帝国之后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了。①虽然宋朝史料中对李元昊的记载常常带有浓重的流言和传说色彩,但是从汉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关这位党项首领的情况,却要比其他所有西夏统治者加起来还要多。李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并精于军事谋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改革运动,意欲增强党项统治者的权力,进而力求表明自己独特卓异的地位。此外,这位傲慢的君主还特别希望宋朝承认他与契丹统治者的地位相等。但是,李元昊牺牲与契丹的联盟关系,发动与宋朝间的长期的消耗战争(1039—1044年),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李元昊中央集权政策(也许还有疏远宋、辽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并最终使他遭到暗杀的结局,同时也使西夏的中央权力大大分散。然而,李元昊无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象力的党项统治者,无论是在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还是在西夏的政体结构中,都有他留下的难以泯灭的印记。
历史学家不能确定在1038年之前,这位新君主的活动的具体年代,但通过几次象征性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大体轮廓。首先是改姓。991年,宋朝曾赐李继迁赵姓,而契丹还使用着古老的李姓。李元昊继位之后,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而宋朝当局还继续使用着皇族赵姓。自李元昊改姓后,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为姓。嵬名元昊还接受了“兀卒”的衔号,兀卒这个词在党项语中相当于党项皇帝或可汗,汉语将其释为“青天子”(“天之青子”或“青天之子”)。①其次,为了避父亲的名讳,元昊还改变了宋朝在西夏境内行用的年号。不久,嵬名元昊就开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独立的、行用汉地政权职官术语的、具有汉族风格的职官衔号系统,但是所有的职官衔号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党项名称。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发布的剃发的法令,据载,“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
剃去头颅顶部的毛发,将前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在亚洲许多民族中(朝鲜、鲜卑、渤海等)都可以见到这种发式的不同变体。与此比较而言,据说古代羌人是将头发松散地垂覆在面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颁发秃发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落后”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国民与辽、宋、吐蕃等邻人区别开来。②嵬名元昊还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从西夏的服饰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鹘对党项的影响。①1036年左右,西夏颁行了党项文字,这一事件的意义要比以上列举的改革重要得多。一般来说,都将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完善归功于党项学者野利仁荣(西夏名将野利遇乞和旺荣兄弟的男系亲属),但是创立党项文的工作可能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了许多年。党项文字由六千多个字构成,行用于政府机构和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同时还开始了将汉文和藏文文献翻译为党项文的工作。一百多年后,“制蕃字师”野利仁荣在1162年被封为广惠王。从11世纪40年代起,在西夏与宋朝的交往中,就出现了西夏贵族和官衔名称的党项文形式,为了让类似西夏官员和与其地位相当的宋朝官员平起平坐,这些官衔只是在宋朝对外机构和外交文件中使用(采用汉文音译)。②虽然这些文件的党项文本并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但至少有许多官职名称(大多数的含义还不清楚)借助于宋朝载籍得以保留至今。
嵬名元昊在军事和行政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党项国家政治构架的基础。元昊力图在西夏政权内推行文、武官分开任命的双轨并行制度,这种制度在辽朝久已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之下,西夏的汉族臣民必定会乐于在官僚机构中供职,而在军事上则理所当然地保持了党项精英的统治权。然而,文武分途的结构在党项政权中并不十分清晰,而且在党项政权的构成中也没有发现明显地类似于辽政权的缜密的两面官系统,所以文武分途并不能为分析党项政权的构成提供适合的基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辽模式没有对党项政权的创制产生影响,而是说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早期党项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由部落首领控制的独立的军队(溜),而这些军队往往都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为了加强对军事首领的控制,嵬名元昊颁发了一整套军事规章,目的是要解决诸如征兵、训练及奖惩之类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部落长者议事的习俗。据载,嵬名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①其他一些措施反映出了当时党项边界的扩张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西夏分作12个称为“监军司”的军事区域,其中六监军司为左厢,治夏州以东,辖治国家东半部;六为右厢,名义上治甘州,辖治西半部(见地图12)。
这种独特的内亚结构,也是吐蕃在凉州的军事组织的特色,而且很可能正是吐蕃人为党项的军事组织类型提供了范例。每一监军司照例由“贵戚豪右”中任命三名官员充任首领(关于他们的治所,参见地图12)。次一级的官职由普通党项人或汉人担任。高居于整个结构之上的是左、右厢的两名首领,这个职务通常是由王族或王后的戚属担任,他们的权势几乎可以与一国之君相提并论。这些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者与君主嵬名间的关系,逐渐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嵬名元昊统治的鼎盛时期,党项军队的数目达到了15万到3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派去保卫边境地区和内部战略要地,从而分别处于这个或那个监军司的管辖之下。当决定要调军队时,由中央政权派信使用银牌向被调动的将军发出指令,由将军从征兵册中召集需要的兵员。所有身体强健的15岁至6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①接受银牌,就意味着遵奉君主征召军队的要求。此外,党项统治者还经常与将军们在战前盟誓,嵬名元昊在1038年就曾这样做过。
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机构。除此之外,党项统治者还改组和扩大了来源于宋朝制度系统的官僚机构。嵬名元昊创建了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三司(理财)和御史台(监察),此外,十六司在名义上也是在尚书令的监理之下。这些官署的最高职务是由汉人或党项人担任的。其他一些职官采用了党项官称,如同最高军事职务一样,这些官职显然也是为党项统治集团的精英专门设置的。②但是在汉官名称的表象后面,西夏政府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究竟如何,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我们对西夏政府的财政活动几乎一无所知。
在1035—1036年间,西夏军队发动了对青海的吐蕃人、兰州附近的部落以及河西回鹘的战争。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旷日持久的征服河西的战争。吐蕃与党项在湟水谷地进行过几次激烈而持久的战役,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虽然没有征服青唐,但是嵬名元昊还是利用唃厮啰与其年长的诸子以及被杀害的前大臣之子间的日渐疏远的关系,孤立了这位吐蕃首领,并迫使他临时撤退到了青唐以西的地区。此后,党项军队挺进兰州,确保了后方一线免遭吐蕃的袭扰,切断了吐蕃与宋朝的联系。后来他们甚至深入到了马衔山(今临洮县以北),修筑堡塞,守卫这一地区。①大体上就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038年之后,宋朝试图与吐蕃建立联合战线来抵御西夏,但是这一努力实际收效甚微。对于西夏来说,唃厮啰的衰落最终将意味着更大危险的降临,因为它并没有能够阻止宋朝在11世纪末年对这一地区的吞并。
对于反对他的政策和统治的人,嵬名元昊总是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在许多记载中都保留了这方面的实例。1038年秋天,正当嵬名元昊准备最后公开登基称帝时,最高军事首领(嵬名)山遇率领军队逃入宋朝边界,寻求庇护。但是宋朝将山遇引渡给了元昊,被元昊处死于宥州。山遇和他的弟弟是元昊的“从父”,曾担任西夏军队左、右翼的首领。这次事件表明,嵬名元昊急于摆脱宋朝属国地位的行为,在西夏内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宋朝拒不接纳山遇则说明,尽管宋廷对西夏统治者充满了疑虑,但他们最终还是不愿因为隐匿所谓的背叛者而违反与西夏订立的和约。②嵬名元昊的登基最终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首先,元昊假作要盟誓进攻宋朝鄜延路,会同诸首领歃血为盟,将血与酒混合盛在骷髅中,饮酒为誓。然后,野利氏兄弟野利旺荣(又称刚浪陵)和野利遇乞分别被任命为西夏军左、右翼的首领,以取代此前图谋叛逃的元昊的从父。野利氏兄弟不是皇位继承人的母亲野利皇后的叔叔就是她的兄弟。他们掌握了西夏的大权,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①1038年的十月,元昊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时年30岁。他宣布了新的年号,而且同时还为父、祖追谥了帝号和庙号。此后,新皇帝巡幸西凉府(西夏对凉州的正式称谓)祠神,并积极调兵遣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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