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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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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的战争
同样，忽必烈在南亚的战争大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挫折。这些远征是为满足蒙古人传统的扩张野心以及忽必烈的个人需要，他要通过新的征服对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没有考虑到蒙古人全然不习惯热带的酷热和多雨、稠密的丛林以及热带疾病。
早在13世纪70年代（见地图36），在东南亚已爆发第一次战争。1273年，忽必烈向缅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国进贡。自称为“3600万战士的最高统帅和每日300盘咖喱菜的巨食者”和拥有3000名嫔妃①自负的暴君那罗提诃波国王，处死了这三位胆敢向他提议对大汗恭顺的不幸使者。1277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从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剌丁率军远征，为三位使者的被害报仇。在关键的战斗中，那罗提诃波具有使用大象的优势。纳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准毫无防护的大象。大象溃散，形势转为有利于蒙古人。①但是没有抓住那罗提诃波本人，在没有彻底平定蒲甘的情况下，纳速剌丁返回中国。
接着忽必烈转向占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国王阇耶辛诃跋摩（Jaya 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敌对的。这位占城国王拒绝向元朝进贡并且斥责忽必烈的几位使者。忽必烈的反应是于1281年派遣广东一位主要官员唆都进行讨伐。唆都率领100艘战船和5000名士兵的军队在占城的海岸登陆，但是这位国王采用游击战阻止蒙古人的前进。接着忽必烈决定寻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对安南的南方邻居。尽管已向忽必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国王陈日烜不想让蒙古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到达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儿子脱欢率领的蒙古军队。游击战、炎热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越南边境思明（Ssuming）的决定性战斗中，蒙古人被击败，唆都战死。
1286年和1287年进行的由纳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孙子也先帖木儿率领、后来脱欢亦加入的第二次远征，甚至到达河内，但是由于炎热和不利的环境被迫撤军，这使忽必烈大发雷霆。但是安南国王和占城国王认识到如果他们不答应对大汗形式上的承认，蒙古人会继续侵扰，因此他们开始进贡，从而蒙古人在80年代后期结束了对他们的远征。②1287年，忽必烈派他的孙子也先帖木儿再次讨伐蒲甘“傲慢”的国王。这次战争是成功的，国王那罗提诃波被推翻，而他的继任者向蒙古朝廷进贡。但是这次远征耗费巨大，并且很难说蒙古人的花费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惊人的对爪哇的战争，也难以证明是有道理的。1289年，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剌害怕元朝夺去他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以在这位不幸的使节脸上刺字作为答复。忽必烈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发动对爪哇的军事远征的借口。看来他没有从对日本的海上远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再次装备一支庞大的远航军队去惩罚对他的使者采取暴力的统治者。1292年远征军从泉州出发，第二年年初大部分军队在爪哇登陆。由于爪哇的反叛军队趁机对葛达那加剌的薄弱地区发起进攻并且杀死这位国王，最初远征军极为成功。葛达那加剌的女婿韦查耶王子向蒙古军队“降服”，并且保证帮助他们粉碎反叛。他这样做了但接着又背叛蒙古远征军。他伏击一支庞大蒙古军队，迫使其他军队撤退并且返回中国。①忽必烈的又一次远征遭到失败，远征的巨大开支又在朝廷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上火上浇油。
吐蕃和东北的叛乱
在忽必烈理应直接管辖的地区爆发叛乱也许进一步加剧了他的逐步失控。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忽必烈要求作为中国皇帝及帝国大汗是沉重的打击。忽必烈的最坚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年去世，几年后在吐蕃发生第一次暴乱。1285年八思巴的萨斯迦教派的对手必里公教派反叛，1290年忽必烈必须派出一支惩罚性的军队去恢复萨斯迦教派的权威，也就是恢复蒙古人的权威。①第二次叛乱在东北爆发，由东北的蒙古指挥官乃颜领导，乃颜和忽必烈在中亚的敌人海都结盟。忽必烈肯定认为乃颜的威胁至关重要，因为他本人亲自率军征讨这位叛将。马可·波罗声称他的军队由46万人组成，这肯定是一个极其夸大的数字。②无论如何，忽必烈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尽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头大象背上的轿子里亲自前往战场。1287年秋天，双方相遇，在一整天战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傍晚形势转而对聂思脱里教徒乃颜不利。忽必烈抓住他并且将他处死。
① ＇653＇《元史》，卷11，第226、228页。
② 在＇661＇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中，有关于这次征日本的简述，颇有用处，见第25—31页。
① ＇338＇谢利·迈登斯、卡尔·迈登斯：《阳光城：难得访问的缅甸蒲甘城》，第79页。
①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89—290页。
② ＇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页；卷15，第311、326—327、330页；卷16，第333页。
① 关于蒙古人对爪哇的远征，见已经过时但还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 W。P。格罗内瓦特：《1293年蒙古人对爪哇的征服》。
① ＇545＇特里尔·V。怀利：《吐蕃的第一个蒙古征服者再释》，第131—132页。
② 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88—789页：＇330＇闵宣化：《蒙古诸王乃颜》。
忽必烈的晚年
尽管取得这次胜利，总的来讲13世纪80年代忽必烈在对外事务中总遇到挫折。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察必于1281年去世，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儿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真金于1285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养成中国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继承人。真金四十多岁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击忽必烈并且使宫廷沮丧。为了寻求安慰，他越来越多地转向酒和食物。过度饮酒，使他的健康成为问题。在他的余生中，过于肥胖和痛风折磨着他。汉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丧和抑郁。在1293—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年2月18日，他在宫中去世。
忽必烈统治的成就是显著的。与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继续从事军事征伐。他最辉煌的胜利是征服中国的南宋，把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具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领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比起更早的许多次蒙古人的战争来，这场战争需要更缜密的计划和后勤，从而确保忽必烈作为蒙古人中一位伟大统帅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汉人相信他日益汉化的同时，本民族同胞仍对他信任。他设立了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在中原建设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为朝廷设计出合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他并未抛弃蒙古传统，保持着大量的蒙古习俗，在政府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废止科举制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职位上受制于汉人。尽管在统治的最后十年中面临着困难与失误，忽必烈留给他的继承者的是一个稳定和大体上繁荣的国家。
第六章 元中期政治
概 述
“元中期”指的是1294—1333年，即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世祖，1260—1294年在位）去世和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68年在位）即位之间的时期。在这39年中，帝位快速转换，有9个人即位，由此造成了官员的不断变换和国家政策的经常变化。这是一个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逐渐削弱了忽必烈留下的强大帝国，并为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下王朝的衰亡铺设了道路。
元中期的皇帝不仅继承了忽必烈的大帝国，也承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①忽必烈成功地将原来以草原为根基的“大蒙古兀鲁思”或“大蒙古国”的重心转到了中原，并使元朝成为第一个统治全中国和内亚草原的征服王朝。他还为庞大的多种族、多文化帝国提供了一个综合汉制和内亚制度的可行的制度构架，并从蒙古、中国和佛教源流中缘饰以正统的标记。①正因为如此，忽必烈后来被他的继承者视为最尊崇的王朝创建者和祖先，并且精心保护他的衣钵。至于忽必烈留给后人的各种问题，则是与帝国本身一样巨大和复杂。
从基础上讲，元在中国和更为广阔的蒙古帝国中的地位需要认真地重新考虑和界定，并据此做出更多的调整。中原是帝国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和统治重心所在，还是它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应献出全中国的资源来维系帝国？如何满意地回答这些疑问，总是摆在元统治者面前的严肃并影响深远的问题。一方面，忽必烈虽宣称自己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却难以落实，并且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内亚的宗族的严重挑战；到忽必烈去世时，元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另一方面，草原传统势力迫使忽必烈无法将他的王朝全然置于传统的中原政府模式之上，并且在中原的根基越扎越深，使得元朝内部的文化适应过程趋于舒缓，给忽必烈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从政治方面讲，忽必烈建立的政府制度是蒙古家产封建制和中原传统官僚专制的混合产物。在早先的蒙古制度下，皇亲和皇帝家族的有功侍臣都享有世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虽然忽必烈曾试图削弱这些贵族的特权，但是他没有在这个方面走得太远，因为害怕违反蒙古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帝国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结果是贵族们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起着重大作用并享有许多利益，在他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巨大财政压力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忽必烈强化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措施，尽管不够完善，却使官员获得比前忽必烈时期官员大得多的权力。在后忽必烈时期，官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经常超越宗王而与皇帝争夺权力。
从文化和社会方面讲，在蒙古、色目（西亚和中亚人）精英与他们的汉人臣民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需要弥合。这个鸿沟的存在部分是因为一般汉人在种族制度下遭受着政治歧视和社会歧视。在受过教育的汉人精英中，对这种歧视感受尤深，因为孔子的学说和儒士没有得到在以前汉人王朝下所得到的尊重。元朝政府甄用统治精英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成就。因此，蒙古人和色目人所受研习汉学的激励不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既然传统的汉人精英（儒士）未能分享权力，在一定意义的范围内，蒙古和色目精英仍然是汉文化传统的门外汉并且在社会上被隔离于当地居民之外。这种分隔使元王朝具有很强的“殖民”色彩。
从外交和军事方面讲，在忽必烈统治下的元的对外政策，与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样，是“帝国主义”的，总是准备动员统治区内的所有人力和物力为扩大帝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战争。①但是，到忽必烈朝后期，对外征服的报酬率已经明显地减少，因为帝国已经达到它的最大的地理极限，此时应该是集中全力加强内部团结而不是对外扩张的时机。
最后，由于过度的军事征伐、庞大的赏赐和其他宫廷消费，元朝政府自始即面临长期的财政问题，不得不依靠色目理财能手用聚敛方法来开辟财源。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聚敛者与孔子思想捍卫者之间冲突不断，后者主张节省政府开支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从财政上讲大幅度削减开支当然是人们所期盼的，但是政治上很难实行，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蒙古国家在中国的基础。
综上所述，忽必烈的成就虽然伟大，但是他的遗产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元代中期的后继者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保存他的政府体系的问题，还要创造性地解决他所留下的多种问题，亦要解决忽必烈去世后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按照传统的中原路线进行更多的改革和改变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时还要保证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团精英的利益。
① 下文中关于忽必烈作用和遗产的评价，主要根据以下论著：＇833＇姚从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论忽必烈》；＇722＇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①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①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7页。
铁穆耳汗朝（成宗），1294—1307年忽必烈未给他的后人解决的比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帝位继承，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中，它总是引起不安和紧张的因素。忽必烈无力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是因为蒙古人的帝国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相抵触；还部分因为在忽必烈时期的一些偶发事件。①忽必烈不能将家产封建制的蒙古国家完全改变为君主专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没打算这样做，当出现帝位继承问题时通过忽邻勒台在皇子中选择新的大汗的传统做法不能被否定。②忽必烈为维持他的皇帝特权，试图用中国方式来确定他与正后的长子为正式的继承人，他选定了真金（1243—1285年）为正式的继承人，但真金在1285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9年，①忽必烈的尝试中途夭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后忽必烈时代，经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继承人和要求通过“选举”即位的人之间为争夺帝位产生激烈的抗争。
后忽必烈时代的帝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第一，竞争者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特别是几乎清一色的真金后人。因为在蒙古人中有这样的共识：元朝是忽必烈创建的，其他皇族成员能够在各次帝位之争中作为支持者参加新皇帝的选举，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参加帝位的竞争。真金的后人最有帝位继承资格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并且是他指定的继承人。
第二，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员的作用日益降低。②在传统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诸王和王妃来决定“选举”的进程。官员（那颜）作为皇族成员的属下参加忽邻勒台，但从不允许他们独立发表意见。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然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官僚化的结果，也是元政府的家产封建性质因而削弱的结果。
第三，帝位继承经常引起纷争，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正常情况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们的支持；另一种立足于草原，常常统率着强大的驻边军队。这两种利益关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时间很短，导致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摇摆，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无常。
① 关于整个元代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见＇852＇萧功秦的《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亦见他对也可蒙古兀鲁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研究＇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关于一般游牧社会缺乏有效的继承制度的研究，见＇113＇傅礼初的《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和＇112＇《蒙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视野》，特别是后文的第17—18页、24—28页。
② 关于忽邻勒台在“选举”蒙古大汗时的作用，见＇549＇箭内亘的《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制度》；＇103＇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特别是第525—540页。
① 关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响，见＇848＇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
② 见＇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0页。
铁穆耳的即位
在1294年2月忽必烈去世后立刻爆发了第一次继承人危机，因为忽必烈并未正式册立他的孙子、真金第二子铁穆耳（1265—1307年）为继承人。在真金1285年去世之后，年迈的忽必烈在确定继承人上显然一时犹豫不决。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说法，是铁穆耳之母、真金的正妻阔阔真（亦名伯蓝也怯赤，1300年去世）在积极促成儿子即位。①但是，虽然在1293年7月铁穆耳被授予皇太子印，当时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镇宗王统管草原的全部军队，②但是他并未得到像他父亲那样的正式的皇太子册立。这可能反映了忽必烈在他的孙子是否合适做未来的大汗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相当清楚铁穆耳是个嗜酒者。③这样，在忽必烈去世时继承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铁穆耳的帝位竞争对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1302年）。作为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与铁穆耳一样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祖父的继承者。因为甘麻剌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挥官并于1292年被封为晋王，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④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样坚实。但是，铁穆耳显然比他的哥哥有优势：他不仅被忽必烈指定为继承人，还得到了阔阔真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阔阔真以其贤淑得到忽必烈的喜爱并且很有影响。虽然甘麻剌的母亲还难以确定，但从阔阔真站在铁穆耳一边的事实，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亲生儿子。①同样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铁穆耳即位。忽必烈为他去世后指定了三个辅政大臣：玉昔帖木儿（1242—1295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当博尔术（死于1227年）的孙子，枢密院知院；伯颜（1236—1294年），八邻部人，曾领军灭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诸军的统帅；不忽木（1255—1300年），受儒学影响的康里政治家，中书省平章政事；这三个大臣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铁穆耳或他的母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②除了这三个大臣外，中书省右丞相完泽（1246—1303年）曾以重要辅臣身份陪同铁穆耳前往蒙古本土。③忽必烈是否为铁穆耳即位做过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这些朝廷重臣显然都在向这一方向努力。
当1294年4月14日在夏都上都举行忽邻勒台时，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人。④但是他们被铁穆耳的支持者所战胜。实际上，据说玉昔帖木儿曾说服甘麻剌带头推动铁穆耳即位。⑤同时，战功显赫的伯颜为使铁穆耳即位采取了更强硬的姿态。据说他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①显然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威望和他们背后的强大军事和官僚机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操纵了忽邻勒台。这些首要大臣在决定谁将成为新大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示着未来将产生许多推动新君即位的官僚。
① ＇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1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页；＇653＇《元史》，卷134第3261页。
④ ＇653＇《元史》，卷29，第637页；卷115，第2894页。
① 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页；卷116，第2896—2897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页。
② ＇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页；卷127，第3115页；卷130，第3163—3173页；＇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页。
③ ＇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④ 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1页。
⑤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① ＇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页。
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
铁穆耳13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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