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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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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60年至1563年之间,剩下的海盗帮伙聚集在福建海岸以外的岛屿上。残余的王直部队于1559年拿下金门岛,和广东的海盗船队联合,主要开始袭击福建南部和广东北部。1562年12月,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在围攻一月之久以后,占领了兴化府城;周围多数行政城市也被占领。朝廷的监察官们报告说,局势失去了控制。
1563年早期,戚继光和他的部队奉命到福建。他与当地部队合作夺回兴化,到5月已摧毁了海盗在福建海滨的最后的主要基地。1564和1566年之间在江西南部和广东进行的一连串战役中,那些设法逃走并扬帆驶往更南地区的海盗逐渐战死或被俘。在这些战役中,以前掌握在盗匪手中的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回到了帝国的控制之下。在这样一次对广东北部一伙盗匪的战役期间,夺还的人有80000多。从16世纪初年起即为盗匪渊薮的广东、福建和江西南部之间的多山地区又被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
到了1567年,海盗活动已不再是东南海滨的严重问题。对海外贸易的政策仍然是一个争端,主要因为皇帝拒绝改变他的主张。但是,在他于1567年1月去世之后不久,福建巡抚就请求撤消海上贸易的禁令,建立海运关税机构。由于严嵩的继任者大学士徐阶(1503—1583年)的建议,这一请求被批准。40年以前开始的朝廷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争论终于结束。
在1565年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最初了解这个其他方面差一些的殖民地可以作为与中国进行大量贸易的基地的同时,东南滨海地区意外地开放了海外贸易。最先到这个群岛的舰队指挥官于1569年写道:“我们将得以和中国贸易,从那里得到丝绸、瓷器、安息香、麝香,以及其他商品。”这种贸易实际上始于1573年,当时有两艘西班牙大帆船——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装载着中国丝绸和瓷器回到阿卡普尔科。到了1567年,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不间断地继续到了下一个世纪。①① 《明史》'41',第5046页。照英译文标点——译者。
② 1510年的暴动是因太监刘瑾试图从这些戍军所控制的军田得到更多的税收而发生的。见本书第7章《正德时期》。
① 这五个堡于1539年建立并派兵驻守,但此后不久于1540年又被放弃。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词条《梁震》。
② 见司律思:《16世纪在南蒙古的中国人》'447',《华裔学志》,18(1959年),第1—95页。
① 关于这一时期明与中亚诸王国的关系的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通报》,2,38(1948年),第81—292页。
① 这桩案件于1569年再次复审,这时提出了新的证据,裁决被推翻。这样做主要是要让1527年被贬黜的官员在身后或生前恢复他们的官职、俸禄和特权。16世纪史学家们的著作对于这些新证据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彻底理清了这一事件,有的认为并不可靠,有的认为这桩案件的详情决不可能完全了解。参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页。
① 1529年,因为大学士杨一清抱怨内阁制敕机构的人员不足,挑选了一些庶吉士在翰林院培训,1532年后他们再次正式地被委以内阁职务。
严嵩之死
1560年,严嵩已有80岁。他的心力和身体都已衰弱,不能再像他从前那样勤恳地侍奉皇帝。一些年来皇帝的多数敕令事实上是由他的儿子严世蕃草拟的,当他入值时,严世蕃陪伴着他。在严的妻子于1561年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必须在家里伺候他,这是严能够让他的儿子避免离开北京去照料他母亲葬礼的唯一办法。这时戴孝的他的儿子不能再和他一道到皇城的西苑去侍奉皇帝。严这时甚至不能看懂皇帝的手诏;他为了回奏,必须把皇帝的诏令带回家中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常常喝醉或者干些其他放荡的事,因而什么东西也不能及时准备。当皇帝派太监去催要答复时,严不得不自己起草点什么,而他草拟的东西却被发现原来是不合格的。继续干这种工作,他的确是太老了;他毕竟不是道教的神仙,而是一个有病的老人。他容易受到责难,很快就倒了楣。
严嵩在内阁的副手大学士徐阶,最初是夏言在朝廷上推荐的,夏言于1548年被严嵩处死。徐阶和严嵩从来不和,在他于1552年成为大学士之后,他努力削弱严在皇帝面前的有利地位,反对他的政策,提出相反的建议,暗中指挥对严和他的代理人的弹劾活动。严怀疑徐以某种方式背地支持弹劾他的各种企图,但他什么也不能证实。他有几次试图使徐被免职,但每次都失败了。徐继续在政策问题上向皇帝提出建议,他终于被允许筹办不死药和草药,这项工作以前是只交给严嵩的。
皇帝从未完全信任严嵩。他有时会干脆不理或拒绝严的建议,以便行使他裁决事情的绝对权力。当严不能再侍奉他时,他开始寻找一个代替的人。徐阶等待这个机会已有八年。他知道皇帝觉得严嵩已不再有用,知道他瞧不上严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加深皇帝的不满。1562年,他亲自照管1561年12月焚毁的皇帝寝宫的重建工程。严嵩反对重建这座宫,另外建议皇帝移居到上世纪50年代被废黜的英宗皇帝实际上被当作囚徒时住过的另一座宫里去。皇帝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的宫只不过四个月便复原,1562年6月,在他重新定居以后不到两月时,严嵩便被免职。
在皇帝的知己和顾问陶仲文得病而于1559年从朝廷告退以后,他只好重新挑选一个道教名家来指导扶乩仪式。他的新的扶乩者最初只是焚化交给他的密封的问题,而皇帝很少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扶乩者和送交包封的太监开始在焚化包封之前阅读所提的问题。他们因而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愿而占卜答案。
徐阶和这个扶乩者联合,开始攻击严嵩。在严被免职之前不久,他是一连串扶乩所得答复中的话题。当皇帝按惯例询问帝国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时,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好人没被任用而不孝顺的人没有退职。问及谁孝顺和忠诚,谁不孝顺不忠诚时,他被告知,徐阶忠诚而严嵩不忠诚。当这个答复随后在别的占卜中得到证实时,皇帝变得非常不安。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被一个太监非正式地传给了一个御史,这个御史立即弹劾了严嵩的儿子。当严试图代他的儿子说情时,皇帝指责了他。很明显,他已经不再受宠,他于1562年6月被迫去职。
皇帝这时信任徐阶。1560年,当陶仲文和陆炳在几星期之内相继去世时,皇帝失去了仅有的亲密伙伴。他把陶当作同等的人对待,把陆炳(陆在1539年救过他的命)当作兄弟对待。严嵩走了。只有徐阶仍然受宠。徐小心谨慎,不立即攻击严嵩和他的党羽;他反而显得很和解。当1562年晚期接到弹劾胡宗宪的奏疏时,皇帝说胡不是严党中人,而徐也没有催逼这个问题。
他不能冒险批评皇帝。过去每一次贬黜严嵩的尝试都因为上奏的人不能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严嵩身上而失败了;他们常常也攻击了皇帝的某些政策和决定。立太子的事已经搁置了10多年,而皇帝不想讨论这件事。可是上奏的人认为不得不联系严嵩的罪恶而提出这个问题。皇帝有可能终于对上奏者非常生气,以致他可能忽略他的奏疏的主旨,反而惩罚他。徐阶记住了这一点。
1562年,严世蕃在他父亲去职时,被谪戍瘴疠之地。他不前往他的戍地,反而回到他在江西的祖居,他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大的卫队。1564年9月,在皇帝生日的时候,严嵩进呈一篇如何召鹤(道教神仙的使者)的文字,同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1564年12月,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4000多人。严世蕃和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1565年4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1560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1564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1564年夏,他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1565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1566年3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了14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1566年11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1567年1月23日,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那里。
18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谈迁(1594—1658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种缺点: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立的一方行使意志力,Sunt plerumque regum voluntates vehementes,et inter se contrariae'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局但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①① 例如,在1533年9月13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别排除在外。
16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1127—1279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的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1531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4章《永乐时期》。
第9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1567—1572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①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是不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29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有两次是1569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1570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① 见下文《1550年后的形势》。
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的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为向军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帝死后评论说,他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决没有忘记他受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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