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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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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粮船仅仅四分之一顺利地通过了黄河；其余船只全被绝望地阻滞在路上。皇帝接受的海运的主要计划是英和写的，由另一满洲政治家琦善监督执行；后者在危机期间曾被任为代理南京总督。琦善在那里与新任命的江苏巡抚陶澍以及布政使贺长龄合作，计划从上海派出海路运粮船只。漕运总督衙署似乎暂时被打入了冷宫，它有两年时间充斥着一批批被札委的官员，其中还一度包括刚刚发迹的、皇帝的年轻宠幸穆彰阿。①从一开始，皇帝就竭力让所有官员都认识到，开辟海路的倡议是临时性质的。事实上，批准启用海运是以在第二年立即着手修复运河为条件的。河运辩护者认为，修复工程本身会为世袭河工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不然，他们就会因使用了海路而变得无所事事了。琦善的继任者在1827年强烈地要求继续使用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海路，但他的建议被驳回了。②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政府才被迫放弃河道，永远改用海路。这时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有些因素已经改变了权力斗争的格局。水手们已经组成了秘密会社，使他们组织起来的信仰很象把白莲教的信徒们聚集在一起的那种信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些会社开始表现出有政治抱负的样子，并且开始在纤夫，甚至在旗丁中间扩展影响和发展组织。③当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组织采取了反满的意识形态时，中央政府继续支持他们的兴趣 便急剧下降了。1845年以后，由于京师又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情况，海路便未经什么辩论而被采择施行。太平军叛乱的爆发和1853年黄河灾难性的改道，排除了重新考虑恢复运河体系的可能性。①不管1824年以后清帝主张恢复河道的理由是什么，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对那些主张改道的人。陶澍做江苏巡抚一直到1830年，后来被擢升为南京总督，在这个总督任上任职九年之久。琦善虽然短期降过级，但仍保持重要的省级职位，一直到他1841年与英国人打交道被贬黜时为止。改革者也有在漕运总署内任过职的，如1830—1832年有吴邦庆，1834年有朱为弼，1837年有周天爵。②事实上，1831年正是在陶澍领导下，在两淮地区对盐务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重要的一次改革。③监督这些改革的道光帝被迫从朝廷的高度来考察行政上的问题，因为朝廷仍然是水路航运和官僚行政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最高机构。他看来是一位谨慎小心的，甚至是胆小的统治者，宁可与几个心腹顾问进行密议，而不愿接受实际的批评或警告。只要反对海运的人向他进言海运可能毁弃祖宗成法，而且可能使运河数万雇员有解雇的危险时，他并不是一位可以指望进行漕运改革的君主。
另一方面，盐务则是另一个样子。虽然盐的私运和非法贩卖本身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既得利益事业，但私盐贩子和运河工人 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第一，运河工人被雇于一个合法的官方机构；私盐贩子则是在国家盐税之外活动并且干着反盐税的勾当的。第二，运河体系是以北京为中心而且与正规官制相平行的等级制行政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私盐贩子常象海盗那样，沿着海岸和南方内地航道，在地方网络结构中活动，最多也只是在地区网络结构中活动。从漕运中的榨取所得是在上层官僚中分享其利，私盐贩子则是私商和投机商，他们侵夺的是正常盐务行政中的官员和商人的收入。
除此之外，朝廷里还有一个有权势的集团想从取消盐务的走私来获利，同时他们又能够限制盐务改革的范围。这个集团就是内务府。①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盐政，后者在传统上又被内务府的任命官员所把持。内务府在盐务争论中的作用和在其他争论中一样，也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记载，但人们已经知道，自从十八世纪初年以来，内务府的财政收入在中国政府的总税收中的比重一直在增加。②自然，盐务改革的建议也会危及乡村的稳定，因为这些建议会把据认为是人数最多和最难驾驭的无业游民和无地捣乱分子弄得无所事事。③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怕疏远了乡村的居民；它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宫廷官员们的利益。可是，我们对这些利益集团的组成、性质和重要性的了解还很有限，必须等待进一步的研究。
漕运危机是这个世纪最初几十年公共职能普遍崩溃的一个方面。它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官僚的玩忽职守。在漕运方面，除了玩忽职守之外还加上了复杂的运河体系——它的中段与河道总督辖 区相交——的自然困难条件。这种自然困难来自严重的土壤侵蚀和华北平原定期泛滥所引起的泥沙。到十八世纪末期，黄河的河床提高到了危险的高度，威胁着堤岸，并引起观察家们预言它可能改道；结果黄河果然在1853年发生了改道。但是，漕船为了到达北京必须在淮安附近之点穿过黄河。在这个危险汇合处的西边有一系列吞吐湖，它们用来容纳黄河的溢水，并且在运河不通的时候提高运河的水位，这个政策被称为“借黄济运”。多年的淤塞改变了运河系统的蓄水状况，致使黄河渡口的积沙和整个运河体系的升高了的河床本身使这个系统没法调节水位，否则势必诱发洪水灾害。淮安的洪水不仅威胁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威胁到盐税的收入，因为受害地区包括两淮的许多盐厂和晒盐设备。
河道总督的粗疏大意、愚蠢的经济措施和玩忽职守，是1780年以后一些官吏奏折中相当注意的事情，但腐化继续在十九世纪初期危害这个机构。根据许多记载看来，河道总督当局的目的不是在防止洪水，而是细心地在财政收支上下功夫，即要使洪水定期地每隔一段时间发一次，以证明资财源源流入河道总督当局是正当的。传说南部河道总督当局三天一巡的宴饮和无休歇的戏剧演出表明，每年拨给它的六百万两银子，只有十分之一是作了正经用途。例如1808到1810年，政府据认为曾用了八百万两来疏浚河口；但在后来的两年中水灾却比以前严重了好几倍。①非官方记述则认为这种腐化的根子是在十八世纪末期，那时河道总督是按照和贝谋踊ぶ仆缃峁棺槌傻摹Ｄ鞘苯牒拥雷芏交沟娜吮匦敫瞳｜的私人腰包塞钱，以换取他继续给予的恩宠和庇护。和篮螅庵智僖裁挥兴偷奖本┕Ｔ诘拦狻∈贝位乒こ逃朐撕右谎急涑闪耸б倒倭诺谋苣阉＞菟担昧艘晃辉诔僭钡男偶ズ庸と嗡男潞擦挚梢灾竿玫揭煌蛄揭拥哪曩汉推渌暮么Γ蝗绻歉觥熬偃恕惫γ匀豢梢缘玫秸飧鍪康氖种弧＂佗佟」赜阡蠲字贫鹊淖橹潜蠓颍骸洞笤撕樱褐泄匿钤恕罚�165—179页。又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载《远东季刊》，卷11第3期（1952年5月），第339—354页；以及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1958年9月），第56—59页。
② 关于浮费问题，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85—188、223—224页。关于无地世袭船户的问题，见孙玉庭1817年奏折，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6第11页。
③ 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8页。
① 孟森：《清代史》，第334页；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第59页。
② 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223—22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9第3页。
③ 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8第4—5页。
④ 关于漕运机构强加给地方政府的负担，参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第349、351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5、190—191页。
① 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田清博士古稀纪念会编》，第8O9—810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8页。
① 包括英和建议在内的许多开海路的建议，可见之于贺长龄的《经世文编》，第48卷。又见孟森的《清代史》，第338—339页；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同上注809—810页。
② 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6—57页。
③ 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第59、70页（注14）。
④ 梅茨格：《1740—1840的两淮盐务专卖》，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32—33页。
⑤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8第22页。
① 关于这次危机的记述，见格罗斯的未发表的论文《贺长龄与1825年关于皇粮运输的辩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1970年。详细情节可见于各有关官员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34第9—13页；卷35第51—54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9页；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5—60页。
② 孟森：《清代史》，第339页。
③ 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田博士清古稀纪念会编》，第181—182页。
① 欣顿：《经由运河的漕运》，载《中国论文集》第4期（1950年4月），第33—37页。
② 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第2946—2948页。
③ 梅茨格：《陶澍对淮北盐务专卖的改革》，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12月），第1—39页。陶澍作为粮盐二政的改革者所起的作用，曾在魏源的一篇墓志铭中受到热烈的赞扬，见魏源的文集《古微堂外集》（1878年版），卷4第13—15页。
① 梅茨格：《两淮盐务专卖》，第42页。
② 英文著作中关于内务府的最详细的研究是托伯特的《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特别是见第148—149、195—200页。关于内务府在盐政方面的作用，见第115—118页。
③ 关于走私盐，见佐伯富：《清代盐政的研究》，第157—178页。
① 胡昌度：《清代的河政》，载《远东季刊》，卷14第4期（1955年4月），第505—513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0页；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90—892页；昭梿：《啸亭杂录》，卷7第29—30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5第7—9页。
① 这样的记述见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56—58页；此件也重印在其他非官方材料中。见裘匡庐：《清代轶闻》，卷7第54—56页；以及见于欧阳绍熙编：《清谭》，卷5第11—12页。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由此可知，到十九世纪初年，庇护制体系泛滥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这个体系的润滑油是钱，其结果是各级官库无不出现亏累。和固ㄒ院螅贾铝τ谄仁沟胤焦倜植构獾目髑罚ɑ蚩骺眨踔烈瓜秩喂僭弊凡骨按死烊蜗滤帕舻目骼邸０凑昭对ú┑氖〖豆僭焙爻ち涞幕八担髑肺侍庠谑攀兰投甏鞘构倮裘侨窆嶙⒌牡蔽裰薄＂诖蠹叶汲腥希庑┛髑凡皇怯捎谌嗣窨髑妨怂案常怯捎诠倮裘亲约旱燎怨庠斐傻模蛭潜匦氤ジ兑惶姿娲尤寺淼男枰约奥男兴嵌云浔踊ふ吖僭钡囊逦瘢踔猎谒鞘实钡卣展说阶约旱难郧熬捅匦胝庋臁Ｔ诒踊ぶ贫认拢纤尽袄∷汀笔腔鲁∩钪杏τ兄濉Ｔ谑耸兰湍┢诘幕肪持校倮裘遣换嵋蛭饰窨骼鄱艽Ψ帧５娜罚笠晃挥肺蘅赡魏蔚刂赋龅哪茄目骺赵酱螅艿拇隹赡茉胶谩＂劭墒牵瞳｜之后的形势反而变成了对民众实行更大的剥削，因为县官们都在更多地搜刮纳税人，设法弥补他们的赤字。巡抚们用削减县官 们的“养廉”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而县官们则从老百姓身上索取更多的“陋规”作为对付之策。这种把所有财政负担转稼给纳税人身上的办法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道光帝在1820年即位时因官员们的压力而被迫撤消关于冻结“陋规”的上谕。①从短期看来，清代的税收制度是妙用无穷地适应有组织的剥削制度的。虽然基本税额（每个管区必须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在十八世纪初期已经“永远”固定，但为地方政府的开销征课的附加税已经制度化，并且变成了税收制度的无限制的扩张部分。靠政府事业谋生的人加多，意味着附加税的增多。夏鼐关于晚清赋税制度的典型研究，揭示了在税收专门官员和书吏手中的这个制度有很大弹性的问题。这种制度上的弊病的影响，在清代高度货币化的经济中引起越来越大的灾难。从明代以来就已广泛实行把租谷和劳务折算为银两的办法，这种趋势意味着实际的税率很容易被官方操纵，因为他只要把折合比率变得有利于收税者而不利于纳税人就行了。通过这种操纵，纳税人实际上要比官方的租米定额多交付几倍。操纵价格和换算比例也广泛地被官吏和衙役所采用，因为他们用自己所定的勒索性低价收购（“采买”）谷物，以弥补政府仓廒中的亏损。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货币经济的普遍影响竟然使得这种变为常规的敲诈勒索行为臻于极盛，甚至使得农民的力量也支持它。这理由就是谷物价格长期上涨，使生产者变得有利。在十八世纪，价格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三百，因此能够使农民付得起日益增 加的税收。在这种价格上涨方面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理由，就是欧洲输入的白银增多。商业中心日益增长的人口也刺激了谷物价格上涨。下面的事实也可能是真的：和贝榧叭酃奶拔鄹怀ご锇倌甑墓燃凵险桥没鹕霞佑停ü燃凵险窃沟门┮的芄痪芄倭诺那谜├账鳎�
可是象观察力敏锐的冯桂芬在回顾历史时所指出的那样，乾隆时代繁荣的基础事实上是“附属性”财富（冯桂芬是指商业活动的发展），而不是“基本”财富，所以它是特别不稳定的，能勃然而兴，也同样能忽然衰落。事实上，价格上涨在1800年后已开始拉平，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时期价格又来了个急剧的倒退。①象价格上涨那样，价格的急剧下跌也可以在白银的输入上找到原因。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贸易的后果已在实行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被人们所感觉到，因为白银之流出国外是为了用于偿付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进口，而这种收支的不平衡迅速地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与铜的比价中价值的上升，这使几乎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唯独投机者、兑换商和高利贷者除外。因为农民是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解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翻了一番或者更多，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
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农民简直没有办法能够交足银两定额及其附加税。在长江下游这个或许是中国赋税最重的地区，省一级官员被迫承认灾情严重，结果，那里出现了省一级主管用 谎报天灾的一套花招以希图北京给予免税的情况。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陶澍和林则徐当政时确实开始应用了这个办法，而且以后又成为定例。显然，这要比让皇帝敕准减少税额容易一些，敕准减税的措施要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见诸实行。由于长江下游各省的租佃率都很高，现在不清楚的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减税办法究竟使耕种者得到了多少实惠。无论如何，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观点看来，除了地方政府普遍贪污腐化以外，缺乏通货和货币混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到1848年末，累积起来的田赋拖欠约相当于整个国库的储备数量。50000443＿0139＿0①人民对缺乏通货和实际税率上升的反应，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特别在长江中下游更是如此。为首的分子通常是地方的小名流——“生员”和“监生”等有功名的人。抗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打官司，到集体请愿，到暴民的暴力行为，无所不有。骚动有时导致公开造反，甚至占据行政城市。有一次抗税事件曾有过详细的文件记述，它表明许多这样的运动都有出奇地温和和忠君的特点；它们没有用反清的政治目的来为其起事作辩护的企图。②地方的小名流在抗税运动中的态度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似乎无可置疑的是，他们作为政府和人民的中介人经常卷入非法的包 税活动（“包揽”）中，这也使他们容易在思想感情上卷进抗税运动中去。在货币混乱的情况下，官吏的残暴压迫行为现在似乎为他们自己的剥削兼管理者的角色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社会目标：他们能够成为地方社会和敲诈勒索的税吏之间的缓冲人。这一新的角色似乎给包税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使他们有办法获得人民的支持。①可是，如果认为这些地方领袖真正有觉醒的社会良心，或者认为他们为了地方社会的利益会反对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生员监生集团缺少上层绅士能够借以得到官吏青睐的那种社会显赫地位和联系。因此他们是一个脆弱的集团。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有文化和有地方影响的集团，是地方行政中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所以他们取得抗税运动的领导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作为学者（有时作为包税人），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国家总有办法使他们就范，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了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从而为太平军运动——它的军队在抗税运动最激烈的长江各省征集了数十万兵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② 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01页。贺长龄《耐庵诗文存》，卷6（信函）第l—3页。
③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16页。
① 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49—250页。
②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35年），特别见第410—412页。强购谷物一事的讨论见于1800年一位御史的奏疏中，见罗振玉《皇清奏议》，卷3第5页和第27页。关于操纵减免谷物的折算比价问题，可看王云五：《四朝奏议》，第1册第45—46页。
① 关于乾隆时期的价格上涨问题，见王业键：《数世纪的价格波动与中国的农民经济，1644—1935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散发的论文，1973年。关于清代价格一般上涨的材料选集，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410—433页。又见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① 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卷6（1961年），第49页。又见王业键：《1750—191l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59—61页。关于货币混乱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税制的影响，可看骆秉章《奏议》，第1450—l455页。关于谎报“天灾”一点，可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② 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7（1955年），第311—349页；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卷3第15—19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载《近代中国研究》，卷5（1963年）。第185—299页。
①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
叛乱的根源
虽然无疑问的是，人口压力是晚清叛乱的根源，但也应该注意，这种叛乱的火焰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比在人口稠密的长江、珠江及其流域更容易点燃。因此，人口压力的后果通过清代的大量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而在从十八世纪初年起就已出现人口不断涌入的地区一般最容易发生叛乱：例如在台湾岛、四川省多山的边区、 广西省落后的农村和湖南贵州交界线上土著苗民的寨子等地方，即是如此。这些地区的社会特点仍然未经充分研究，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有几种促使发生叛乱的共同因素：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或少数民族的心理意识——它因边境地区人口的复杂种族来源而变得尖锐化，而且常常由于语言歧异而得到了加强；另外就是高度军事化组织，这是由于边境地区的土匪活动或村社械斗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十九世纪社会危机的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叛乱往往扩展到平原和三角洲的定居人口中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苗民叛乱
汉人和满人对中国中部和西部土著社会的压迫，部分是由于清政府在原来自治的地区推行正规官僚统治的结果，部分是由于汉民迁移到内部山地边区寻求农业土地的结果。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开始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引起了苗民的猛烈反抗。接着便发生了一系列苗民起事，它们在整个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的好多年内一直持续不断。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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