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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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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这一策略的动机中有一个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官方记载中的“胁民”的显著作用。所谓农民非甘心情愿地被胁迫参加叛乱的概念，不符合当时同样被人经常提到的“官逼民反”的事实。白莲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和挠跋觳还钦庑┪侍獾囊恢直硐侄选�
虽然政府最后镇压叛乱的成功，应大部分归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正规军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虽然是短暂的——恢复。在白莲教叛乱地区，支撑政府权力的是不惜耗资很大而直接从满洲调来的大约七千名壮健的八旗兵，以及从贵州和云南开进来的、比较起来尚未腐化的绿营兵。象额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这些决心很大的八旗将军们着手使他们的部队逐渐具备有纪律的外貌。但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他们仍感到需要雇用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军之不足。这些雇佣军中有些人是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他们经常被清政府用来做攻打白莲教的先锋。
清军毫不留情的攻击渐渐地改变了战役的特点。被迫从他们的基地和保垒中逃出来的、被打散了的白莲教军队，现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区被追击。由于战略村策略日益扩展，他们经常逃窜并且与地方社会断绝了联系，因而被追捕，被歼灭。有一股一度数逾十万人的叛军，在1805年基本上被消灭了。如果有人愿意大胆地把白莲教和两代人以后的叛乱的战略作一个比较的话，他会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区的农村社会还有残留的稳定性。正统名流人士的权力在这里还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叛军能够在三省交界山区的不稳定村社中找到立脚点，但他们不能动员低地社会的财富和人力，因此从未得到向旧制度进行胜利的挑战的势头。
但是，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约一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地下降了。第二，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
白莲教的幽灵也没有被弄得绝迹于大地。它的分散的细胞组织使它拥有很大的死灰复燃的力量。1813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李文成领导之下，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举行了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暴动。它的一个小分队还事实上渗进了北京的皇宫。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豫皖边境不断地卷起了白莲教起事，它们通常与地方股匪和私盐贩子配合行动。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① 关于苗乱的起因，可看鄂辉等：《钦定平苗纪略》（1797年版），卷1第1—3、8—9页。这部官方文献史书中的上谕最足以说明问题。另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34—51页。
② 傅鼐：《治苗》，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8第2—3页；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第4500—4502页；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1第7—11页；王云五：《四朝奏议》，卷1第2页，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59—69页。
① 关于红巾军叛乱，写得很好的一篇著作是小韦克曼的《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9—47页。关于三合会影响的增长和性质，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第159—165页。
①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①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① 见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一书。他在研究明清白莲教叛乱的基础上，发挥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模式。特别可看第117—119、205—220页。
①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2页。
① 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载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726页。
② 孟森：《清代史》，第288页。
① 孟森：《清代史》，第301—302页。
② 《十朝圣训》，卷13第18章第8页。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代表的 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低估了和逼谧坛て鹄吹母芮榭龅纳疃取Ｆ浯危吻斓凼贾帐窃谇〕吕吹睦夏旯宋拭堑闹傅枷陆型持蔚模庑┤撕退谎热胛鞯乜创瞳｜问题，即满足于首犯既经去职就可以安然无事。这些顾问中的最后一人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1755—1835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轻轻带过。①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①一位批评十八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逼诜⒄蛊鹄吹谋踊ぶ仆缃峁共煌耆莼伲撬诹硪晃桓笤鄙咸ㄊ被够峤枋够辍＂谡庖辉ぱ圆恍叶灾校蛭拦馐贝中似鹆艘晃煌ǔ１槐茸龊瞳｜的官员，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菟邓灿幸獍膊逅饺耍挂淮笈仔殴倭胖С炙母鋈死妫凰�1835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③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逼诤驮谀抡冒⑹逼谝灿兄匾煌恪５拦馐贝闹醒胝跻恍５酃獾陌滓⒈敢丫萁撸邮耸兰统跗诘牧蛄较陆档绞攀兰臀迨甏陌税偻蛄健＂艿酃拥牧α恳驯磺质础；实鄣耐持我丫チ耸吆褪耸兰褪逼诘男畚捌恰；嗜ǖ氖轿⒁嫉乇硐衷谀切∠胧敌斜涓锏氖〖豆僭比〉昧酥鞫ǎ谑攀兰退氖甏臀迨甏殴┞冻隼础�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 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著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十八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①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政府职务也不象从前那么吸引人了。和逼诟暮蠊诘胤缴夏茏蠲飨缘馗芯醯剑蛭荨⑾爻す僭谡饫锍械Ａ耸账昂臀种刃虻淖詈笤鹑巍Ｒ蛏霞堆沽υ斐傻牡劣霉睢⒎痹拥乃咚衔侍狻⒁约案鋈硕哉蜓古崖宜旱脑鹑巍饩褪沟眯矶嘌д卟辉父浩鹫庖磺幸逦窭椿蝗」僦吧系奶厝āＯ喾吹兀谑耸兰湍┖褪攀兰停嚼丛蕉嗟难д呖荚诟魇「呒豆僭钡乃饺税嘧樱ā澳桓保┲械Ｈ沃郑ā澳挥选保�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②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百人。①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续有所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订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①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1第10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页。
①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记收在他的文集《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第9—18册。
②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87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1842年以后）和河道总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1842年死）及其继任者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第12—13页。
④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页。
① 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4—20页。
②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5第3期（1967年9月）。又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43—144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页；以及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页。
①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6、266页（注48）。
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学研究的范例
把魏源（1794—1856年）仅仅看作一个“幕友”，那当然会小看了他。把他在十九世纪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比做更早时期顾炎武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响，是不无道理的。②事实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十九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二十二岁去北京以前在那里就是一位优秀 的学者。十六年以后，即1831年，他移居扬州，他在这里安家一直到死。他的师友中有一个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团（包括贺长龄与陶澍）和一个出类拔萃的北京官员与知识分子集团（包括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居省一级官职时也聘用了他。魏源的学术事业按常规开始于搞经学研究。他最初感兴趣的是理学，但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即1824年发生漕运危机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经世致用论的专家，并上书详细地提出了主张采用海运的批评性建议。他的这一建议是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写的，贺长龄同一年又委托他编辑了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年完成，此书定名为《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从清代作者中广泛挑选而成的文章汇编。①《皇朝经世文编》与后来他写的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海国图志》（见第五章）一起，是魏源两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义。这部书分为八个部分，头两部分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部分，然后才开始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这些下余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权限分类的。对《皇朝经世文编》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②但是，论述经典研究和政治理论的开头几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阐述了实际的经世致用怎样能与传统的学术兴趣协调一致。这些部分和《文编》的主体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三十年，魏源写出了范围非常 广泛的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在建议中他利用了竭尽全力挑选来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1831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在这几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即南京条约订立的那一年——的著作。这部书题名为《圣武记》，叙述了清代从开国起至道光朝的主要军事战役。和《皇朝经世文编》一样，这部编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为基础的。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资料来核实官方档案的准确性时，以及他在序言及全书最后的时论文章的言论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军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很足以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
魏源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中国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与内部弱点联系起来看。他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这是由于汉人只偏重文职，而种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历史观点提出他的论据，一方面批驳中国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准则，他坚决认为中国可以变得富强起来，但应该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可以象西方那样建造和布署常备海军；可以稳定货币制度并消灭巨大的国库赤字。这些政策包括对军职人员施以专门训练，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这最后一点是想利用某些地区应考武举人数不均的情况）。魏源还要求仔细地检查军事花名册，以确保防止开小差和虚报名额等情况，因为这两者是军事行政中贪污受贿的大财源。魏源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议中主张扩大和改进本国的银矿，作为减少中国对外国通货供应的依赖和对付在鸦片贸易中使中国白银枯竭的最好办法。他还敦促在使用国库资金方面实行更负责的会计制度，削减开支，终止作为表示皇恩浩荡传统姿态的定期减免税收的惯例。在他以低沉和轻蔑的语气提及某些清代前辈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因考 虑到形成他们兴趣的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
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①和其他一切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学学派奠基人惠栋（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然很少有人象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
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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