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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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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象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曾植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黄佐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①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资产阶级分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②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从1905至1911年中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管理租界、海关和制订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称为“企业家”。①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务专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家如盛宣怀、政治活动家如唐绍仪也在这种地方初露头角。不过，曾国藩、李鸿章②或张之洞在提拔这类人或罗致其他公认的专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则是任命他们为委员来负责一项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个办法则是按照清代行政的传统，设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产、厘金和工厂企业等的许多新机构都称为局，总是以非法定的官员即委员负责主持。唐廷枢和容闳就曾担任过这种职务。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幕府，以及后来扩大应用的局和委员体制，多少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动天地，也成了沟通旧文人学者和新专家的主要渠道。幕府这种非正规的组织是由通晓各省情况的人以及由对组织和供养他们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组成，它起了酝酿社会改革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组织却被另一些更多地摆脱了儒家传统的机构所取代了。
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精英人物都曾就读于按西方课程教学的新式学校。重点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是用中文授课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还是大多数采用外语及其他外国方式授课的新教教会学校，起初都根本没有引起社会精英的注意。新式学堂最初由政府兴办，接着由新教传教士兴办，它们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广到了中学和大学，宗教课程也让位给普通知识课，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式学堂的效果才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在1890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000学生，另外还有几所小规模书院，但它们也同几所官办学堂如北京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得设法进入幕府以获取有影响的职位。只有随着1895年以后的维新运动和1902年建立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这项工作在1904年颁布了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才不得不进现代学校深造，以便进入新的世界。可是，尽管学校的文凭中也授予传统的功名，但因科举制度根深蒂固，要谋一席地位，还是得走传统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为了结束这一双重体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废除了旧科举制度，这才使得现代学校树立了对社会精英施教的独占地位。
1902年共有现代学校35，787所，1912年为87，272所；学生则从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①与办学者的意愿大相径庭的是，由于教学大纲零乱，内容脱离中国实际，教师质量差，这些学校不仅无助于巩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学生提出抗议和请愿。各地虽然也曾做过努力以改善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范围，甚至在传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技艺时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但是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会精英分子疏远旧政权和脱离民众；他们各行其是，只有一种十分混杂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学校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而截然不同于传统的书院只注重个人造诣的倾向，它们倒是能使得青年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学生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威力，便用它来发动多次罢课和抗议运动。①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学生的这种冲劲在社会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种学会蓬勃兴起，教育、制宪和农业等领域的许多专门联合会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也纷纷成立：它们都足以证明社会精英的社会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吸引了那些已负起社会责任而且还能承担更重大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
紧接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创办了强学会。此后各种学会风行一时，创会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学术，这与传统的文人结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别是违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谕。它们制订了自己正规的规章条例，其严格性与任何地区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统的传统集团的习惯方式大不相同。这些强制性的和组织上的特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的各种协会内部，不过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颁布的教育会章程，要求从县到省层层建立组织，对组织机构和会务的规定极其详尽，以便讨论。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种学会共有近万名成员，其主导思想由康有为提出，内容是动员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实现全国团结和要求一定的民权。它们鼓吹的政归全国全民的思想，同与之对立的君权至高无上的思想原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些学会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学说，只希望变成同皇权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社会精英人物的各种联合会逐渐变得好斗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进的反对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学生组织的团体把这种发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团体中，这种发展过程更长，更复杂。那些联合会用合法的方式反对官僚暴政。它们求得了官方承认，但并未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样仍旧忠于传统制度，倒是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往往同一个人既是教育会的领袖，又是宪政促进会或保经利联合会的首脑，例如江苏的张謇、汤寿潜、许鼎霖，浙江的张元济，湖南的杨度、龙璋和广东的陈惠普。①这些联合会的会员日益增多，使他们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赖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个教育会共有会员48，432人，会员远不限于教育界（教师只占少数），从士大夫到工业界领袖无所不有，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精英阶层的总的面貌。他们受过教育，有钱，有行政才干，并且集体负责，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们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决心迫使官僚实行改革。
在这些联合会内部，拟议是在省或地方一级统一和提出的。机构一旦建立，就被内部的推动力量推得更远，蔑视皇权，大背创建者的初衷。②1909年选出的各省谘议局，就是现代社会上层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权的组织上的体现。在清王朝最后两年，这些谘议局用行动显现出它们是一支团结的力量。①由于选举法的规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们比较年青，大多数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现代企业有联系。②尽管谘议局中工商业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们实际上积极地代表着现代上层社会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维护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③在新式学校、各种联合会和各省谘议局普遍发生作用的同时，还有形形色色的专业机构也有助于分清新旧两种上层分子。例如，商会就是这样的机构。第一个商会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认可并规定了在全国建立商会。到1909年，便有商务总会44个和分会135个。商会作为地方工商业家的联系机构，并没有取代传统的行业公会；相反，行会往往隶属于商会。因此，商会有助于加强工商各界日益发展的合作和联合。商会的作用最初被认为是行政当局的齿轮，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会都愿推举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职的人当会长，这意味着商会往往先满足大实业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满足普通店主的需要。④但是，商会很快摆脱了清朝官员的影响，成为整个商界的代言人；随着它吸收传统的优秀文士，以及现代公司的发展，其性质也随之在起变化。
还有与传统的钱庄银号相对立的现代银行这种机构，也开始更缓慢地和范围较小地改变着社会习惯，这与1904年上谕中规定的类似的有限公司的情况相同。这些企业的结构也许加大了经理人员同下属的距离，并且同顾客的关系也无疑会受到损害，但是，它们鼓励大胆的进取活动，因为它们保证提供财政支持，而无须担心要依赖个人或家庭财产去弥补可能遭受的损失。
这些促成并象征着上流社会变化的各种机构，其共同特点是超然于传统的官僚体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脱离关系。这也许是幕宾和局署员司专业化，以及新式学校对学生进行西式教育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联合会和商会具有斗争性的结果。这些机构推动和鼓励其成员去认清他们与传统秩序的分歧所在。
分裂的开始
随着统治阶级成分的多样化，其内聚力和团结也明显下降。除了个人意气之争以外，新旧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对立加剧了。1867年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同文馆增添数学和科学课程所发生的思想和政治争执，便是一个明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冲突更加剧烈。李鸿章及其门下每次提出的现代化倡议和计划，都遭致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由所谓清流党发动的。而官方的反对又得到了反对引进机器和现代经济的地方势力的支持和鼓励。地方长官们经常同社会上层人物一起发动群众示威，1878年反对在开平开矿的活动即是一例。中法战争使清流派的攻击戛然而止，许多清流派成员开始拥护改革。此后政府上层的分歧不是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原则，而是在其条件方面。1888年的进士考试题目就有关于国际贸易的一题。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督抚和御史等高级官员几乎无不承认有必要修建铁路。①但是直到中日战争之前，许多经济方面的创议又因具体的考虑而滞碍难行。大部分有影响的文士和官僚都坚决反对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外国的控制，而坚持只利用本国资源；但是后来他们又指出，本国资源太少，无力维持大工程，而且这些资源有被各省考虑不周的铁路投资所耗尽的可能。实际上，考虑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现代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似乎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担心的是大众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少数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不道德现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强调“缓行”、“逐步实行”和“三思而后行”。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会进步对人产生的后果，结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瘫痪。倾向于优先发展新经济的人，以及象刘铭传那样赞同商人阶级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①还要看到的是，除了省会、几个繁华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数地方的文人对这些问题是漠不关心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这些裂痕。为了挽救国家，一批上层文士和官僚支持维新。他们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创建现代企业，宣称发展经济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在力主维新的上层分子和其他被当时小说家无情地讥斥其自私、卑鄙和无知的人们之间，②敌对的情绪加剧了。传统的上流社会进行反击，其手段不仅是请愿、散发传单和搞官场上的小动作，而且使用暴力、袭击和捣毁工厂与新式学校。③他们鼓动并支持镇压百日维新。④在北方各省，他们有些人跟义和团志同道合，认为义和团是反对现代化的。①然而，现代的上流社会人士同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誓不两立后来又开始缓和，或者不如说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维新前，面临着康有为的行动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称霸政坛的局面和社会统治集团的将被压制）时，许多曾经热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缩不前了（见第五章）。②他们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们所赖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儒家正统，便自然而然地寻求仍旧忠于传统的同胞的支持；同时他们又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向同胞们指出顺应时势的前景，以及发展他们的物质和政治力量以弥补其精神权威所受损失的方法。鉴于废除科举迅即被人们所接受，看来这对上流社会的特权必定毫无威胁，而只是换了一套用以衡量他们地位的新标准。上流社会的地位从此取决于是否上过新式学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层分子也热心于创办新式学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特权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会分化。温和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并不真正反映较富的与较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也不宜用来区分以发展工商业为职志的资产阶级与依然植根于传统结构的上层分子。更不能认为是几代人之间有裂痕。选择不同的道路只能从个人经历和品格的不同来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过经学教育的学者，但一为维新派，一为革命派。出身湖南绅士之家的革命家黄兴，同身为上海维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过分估计特权阶级内部对立的尖锐性，因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是常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员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员则继续在走老路。但是，家族关系总的说依然是牢固的。徐锡麟是浙江光复会领袖之一，多年来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抚之职的表兄弟的保护。①镇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传土地收租，还有些人跑到上海开办钱庄和经营不动产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这些庄号投资。②在西欧，“胜利的资产阶级”的若干家族是根据已经明显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而中国的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如果思想开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虽然职业的差异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显然，导致现代上流社会兴起的逐步变革，对传统的影响也不是一般齐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许多都走向衰败而湮没无闻，穷困潦倒。我们能够说这是人们经常所讲的、③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保证上流社会不断更新的那种传统流动性的正常表现形式吗？或者说这种现象已经加剧了吗？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还不可能这么说。某些的衰败肯定引起过同时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国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这种情况可能就绝对数量而言是明显的，但是就相对数量而言却不是事实。我们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权阶级的人数是否继续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象从前那样，有一家亡，就有一家兴。然而，对大多数上层分子就读于现代学校的情况的统计似乎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而实际上，新式学校费用较高，同以前只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进去深造的书院的学生的人数相比，中学的学生数就净减了。①这种变化过程的多样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区的差异，甚至引起了敌对，但并没有导致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立。那种使汉族上层惊慌失措的变革，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民族——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反对的是那些只会损害它们在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远离新型经济和文化中心，对变化的影响感觉并不太强烈。因此，把非汉族贵族同汉族绅士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纽带（如果不是文化纽带的话）正在松弛。在向现代转变的潮流比较高涨的沿海各省同这种转变不太明显的内地各省之间，这类情况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即使在各个最先进的地区之间，新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也明显地不一样。直隶的上层人物同官府联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鸿章为中心，后来则以袁世凯为中心。长江下游的新统治阶级，在政治、思想和经济观点上都同传统制度更加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就是绅士。在广东，现代的上流社会中的商人比文人占优势：这个上层社会受到的限制较多，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海外华侨在它里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同乡关系维系的官僚集团（例如李鸿章支持的安徽帮，翁同龢庇护的江苏文人学者），还有以地区为基础建立的帮和会馆，逐渐被蒙上了一种新的地方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更关心的是特别维护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利益。它比较不大注意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宁愿为一个广大地区及其全体居民献出热情，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先声。①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从北方及义和团在那里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东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义造成了对立。后来，现代上层社会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县之间和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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