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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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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②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③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来临。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①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的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的指示的反应。50000445＿0739＿1②命令没有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他们的进攻在5月31日下午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被全部歼灭。③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著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都。④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工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行。①（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之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在几个省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求者承认土地运动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而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下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比；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北伐的事业，危及整个革命行动。②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发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保证湖南工农组织和共产党完全自由的法令。它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要求武装农民，作为防备突然爆发的反革命行动的保障。罗易还写了向农民呼吁书，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绅士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的军官的土地不应侵犯。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的这些话，力劝湖南农民要求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它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①这个问题不是靠言语而是要靠士兵去解决。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通过电报进行联系，他可能是他们的代理人。在调查委员会返回后，唐生智指派第36军副军长周斓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任他为特别代表。周将军受命指挥湖南所有部队和加强纪律。双方应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将按照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一封6月7日由张翼鹏、四名教育官员以及41名包括许克祥在内的将领和政治军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为他们5月21日的行为辩解，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②虽然语气是服从的，但是那份令人生畏的别有用心地签名的名单，只能意味着表示他们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会上他被敦促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他发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他感到不能贯彻他的不偏不倚的命令。他打电报给中央，说农民协会反对中央，要求派部队消灭它们。①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广，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和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乱。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归咎于农民运动的冲突，其中包括夺取萍乡株州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不能运给矿工。50000445＿0742＿1②6月13日在政治会议对湖南问题的讨论中，汪精卫报告说，在此以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是他归罪于湖南强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他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协会。汪精卫引了毛泽东的话：“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毛泽东坚持，军队攻打了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而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取得毛泽东和吴玉章的同意后，政治会议于是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去恢复湖南的秩序，但他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③在到达他的根据地并对局势进行审度以后，唐生智在6月26日打电报指出，应把两名已在领导许克祥的清党运动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但是许克祥不准备受唐的侮辱，他率领他的部队到湖南南部，在那里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清党斗争。①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第3军保卫江西省，以防南京集团的可能进攻。在他军队中的反共情绪和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下，他决定遣散他军队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他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他们在6月1日到达。他还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他们自4月2日起一直被禁，并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他命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离省，虽然他们备受优待，并得了旅费。此外，他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他的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那里没收了800支步枪以及其他装备。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将军显然正在试图阻止已在邻省湖南爆发的那种冲突。他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环境平静下来。国民党的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保持其机构，只不过暂停活动，直到武汉中央命令恢复为止。他宣布支持武汉的国民政府，反对南京政府。此外他辞去了管理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派一批新的委员。可以料想，他是在试探武汉的反应。在乡下，朱培德暂停农工运动的命令被解释为镇压它们的一个机会。省农民协会送给武汉的一份报告声称，运动的大约200名领导人被杀，在一批点名的县中，“土豪劣绅”已经横冲直撞地砸毁了地方农会，并且正在残酷地杀害农民。
怎样处理这种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一次总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建议。鲍罗廷对这个主意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搞垮朱将军的未遂企图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他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政治会议考虑让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宽恕朱培德的行动，他可能立刻倒向南京，大大地加强这个压迫人的邪恶之源。因此，政治会议连朱培德的辞职问题也不考虑了。为了寻求妥协，政治会议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人从事江西的低级别工作。6月20日，二陈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那里与朱将军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地解决了，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影响虽然从没有像在湖南省那样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①共产党党员脱离左派国民党
6月5日，即武汉重要人物将启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的请求下，罗易后来交给他电文的中译文。汪精卫大为震惊，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花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如何应付俄国人对其政党的政策这种危险的转变。②6月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①冯玉祥掌握主动权，因为武汉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后方又是一片混乱。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了他在陕西和甘肃省任命的人，他们因而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冯玉祥的军队和河南的杂牌军，将改编成七个由他指挥的前线军。武汉的部队将返师守卫他们的根据地。冯玉祥不同意参加对南京集团的战役，虽然他私下对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会议参加者中有几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订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②武汉的队伍于6月12日匆匆地返回汉口，并带于右任一起离开。留下徐谦与冯将军在一起（他们是老同事）。顾孟馀也留在后面。鲍罗廷从他的观点出发，很快领悟到会议是一次失败。③武汉政权面临危险的战略形势。张发奎的第4军和第11军作了巨大的人力牺牲，河南的对立的军队才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那个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被李济深所控制，他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的潜在的盟友。他封锁了武汉入海的通道。在东面，隶属于南京集团的军队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此时，它们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赶入山东；并且人们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好斗的农民运动，他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农工运动的活动；他似乎试图当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造左派国民党，这个问题使上述的难题又复杂化了。
左派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党员决裂以安抚那些将领，他们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从而又丧失了苏俄的支持。如果要决裂，在何时并应如何进行？是否有一个军事解决的办法：继续向北京挺进，或征讨南京，或南下重新夺取广东？当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向北京的成功的挺进，将要依靠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他的军队可以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试图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的工作在进行，但是他不可能同意。（事实上他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对南京的东征可能成功，但要进行这次东征，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有兴趣，但他的军队仍需从河南的伤亡中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但是缺乏必需的原料供应：它能否为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
到6月15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接受此建议，指望俄国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队番号。唐生智将指挥第4集团军，它由两个前线军团组成：第1前线军团，由唐直接指挥，下面有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第2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①共产党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的反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是许多共产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在6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群众组织。②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于是赶到徐州，在6月20和21日与冯将军会晤。①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边，②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③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辏Х⒘艘环葑詈笸菏降牡绫ā７胗裣榛毓肆怂窃谥Ｖ萏傅降那榭觯そ肿幼杲衬冢蛊壬倘恕⒐こе鳌⑸鹗俊⒌刂骱褪勘⒕懿环用睿缓筇岢隽怂奶跫罕尥⒂α⒖袒毓挥ψ夹砟切┫Ｍ龉菹⒌闹醒胫葱形被岬奈闭庋卸皇Ｏ碌奈比绻敢猓梢圆渭幽暇┑墓竦痴５绫ㄓ炙担何蚁Ｍ忝墙邮芤陨系慕饩龇桨福⒖套鞒鼍龆ā５诙欤嫠呒钦呙牵瘸系叵Ｍ牍竦橙撕献鳎宄Ц罹莺凸膊饕濉Ｋ怂堑缥牡母北尽＂俟膊沉斓技拍诓靠沽斯赜诓呗晕侍獾募ち艺邸Ｎ丝朔暗鼻拔Ｏ盏母锩；保泄膊呈榧谴υ�6月23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②政治局50000445＿0749＿2③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①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共产党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那天晚上（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在取得默契以后），守卫汉口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总部，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他们的标记和制服。可是在第二天，办公地点还给了工会，并作了挽回面子的道歉，纠察队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那天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损害工会。②要求两党决裂的压力不断增强。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出的电报，把湖南的混乱归咎于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在6月29日公布。同日，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驱逐党内的共产党员。他威胁要逮捕他的士兵能抓到的任何共产党员。面临这一威胁，共产党领导集团决定把党部搬到江对面的武昌，再在那里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以确定一条政策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家中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以后，会议参加者接受了一系列其后在7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左派国民党保持工作关系而作的最后让步。这个无产者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不过国民党及其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组织；工农武装部队应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训练，而在武汉的那些仍有武装的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及其纠察队不得行使诸如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共产党领导集团很快因迁就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而严厉地责备自己。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问题。他们应作为国民党员而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可以请假。①6月份的最后几天，俄国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人员开始离开，这些人在帮助国民党革命时曾用尽才能，耗尽精力，而现在，俄国的援助快要终止了。在7月初期访问鲍罗廷的记者们发现他在患病，并且很消沉，但是他决心尽可能久地留下。他的妻子在北京的监狱中，她是在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时被鲁军捕获的。他在离开前必须先安排释放他夫人的事情，而日本显然愿意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驳回了对她和在巴米亚列宁娜号上被捕的其他俄国人的指控。法官然后失踪，只是后来才在日本露面，几名原来的俄国在押犯满心高兴地离开北京，只有鲍罗廷夫人被秘密地安排在城内。她在城内的事实被一系列假的消息报道所掩护，如说她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在到达莫斯科时发表声明等。到8月底，她伪装成一名修女，成功地离开了北京。①两党决裂的时刻发生在7月中。通过徐谦屡次向武汉的同僚发出敦促辞退鲍罗廷的电报，通过蒋介石把他的精锐的第1军调到南京和命令第7军及其他两个军开往江西，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施加压力。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他肯定带来了南京集团的信件。在汪精卫家中举行的几次私下会谈，被较为保守的武汉领导人所左右，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其南京对手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将需要与共产党员脱离关系和要求鲍罗廷离开。（鲍罗廷已经在作从陆路取道蒙古离境的准备。）①7月14日，政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关系；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冲突，特别是为了结束存在两个独立的互相对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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