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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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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な奔涞姆玻油押螅讲角巴�3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1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著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①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而给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处分。
广东是命令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在彭湃一度能够掀起一个强大的运动的东南沿海的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部队，在对4月中李济深的反共打击的反应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马在5月1日已经成功地夺取了海丰，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支部队在10天后被赶走，但是起义部队在内地不时进行袭击，农民在可能的地方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正在靠近这一消息的鼓舞下，计划在他们来到时举行一次起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能够在9月8日夺取陆丰城，在17日夺取海丰城。经过一段时期的掠夺和杀戮后，他们又撤出这两座城，在一个准备好的山区根据地重新集结，当叶、贺的军队接近汕头时，农民军短期地占领了其他两个县城潮阳和揭阳，但是地方部队和即将到来的部队之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的援助，为夺取普宁而打了一仗，但营长，一名共产党员，不准农民部队进城，因为担心他们会大肆杀戮。随着9月底汕头的战败，共产党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希望暂时破灭。①统一国民党领导的企图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了和解谈判。上海一派由一批有威望的革命老党员组成，他们因反对孙逸仙倒向俄国和在国民党内容纳共产党人而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曾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坚持上海的老国民党执行部是党的真正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独自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批上海领导人在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南昌来的支持者合作，并于4月份协助组织南京政府，但是这个集团仍保留上海的中央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被广州领导集团“开除”出国民党之事怀恨在心，而有的人此时正在领导南京的一派。到7月后期，武汉集团已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党员已经离去。不过和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武汉集团在1927年3月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试图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国后，武汉和南京两派已经无所顾忌地互相公开攻击。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党的权力中心。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受军事挫折，而武汉集团声称为它所有的领土中又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些情况推动了谈判。由于派部队对付武汉，南京已经削弱它的北线，从而导致北方军事联盟的恢复。张宗昌在7月25日夺回徐州，而孙传芳则向他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挺进。在7月中下旬，冯玉祥打电报给南京和武汉，敦促和解，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它们自己在8月初互相发电和互派使者。①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似乎有许多政敌，而且他似乎是和解的一个障碍。这时，蒋介石的后备军在北线，而且尽管在上海勒索性地筹款，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存在种种困难，这些情况降低了他的威信。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随即赴沪，试图劝阻他。蒋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它强调了他为党服务的唯一愿望；如果他的引退会促进团结，他乐于这样做。他回顾了党的历史、孙逸仙联俄和容共的决定，并为他在共产党员因在国民党内部搞阴谋而被清除时所起的作用辩解。他敦促他的同志们同到南京，完成北伐。①蒋介石离开后，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和解的条件，并决定9月15日应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解决分歧。但在召开会议前，南京本身有被重振旗鼓的孙传芳部队占领的危险，孙的部队已经在城东15英里处成功地渡过长江，并且已经切断了通向上海的铁路线。这发生在8月26日，这时李宗仁的原第7军和何应钦的原第1军的一些部队据守此城，虽然这两名指挥官不和。此外，唐生智已派两个军在何键和刘兴率领下向南京逼近，以配合孙传芳的挺进。在这个紧急关头，李、何两位将军捐弃前嫌，在白崇禧和其他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国民党人在到8月31日结束的六天的拉锯战中，最后打败了北方的来犯者。约30000名孙传芳部队的退路被国民党海军切断而成了俘虏，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龙潭之战是整个战役中几个关键硬仗之一。它拯救了南京和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使重组国民党政府成为可能。①第1军然后把孙传芳溃不成军的残部沿津浦线往北赶回徐州。
代表武汉集团的谭延辏Ш退锟疲私械车耐骋坏某醪教致郏丫巴暇煌保�9月初期，随着南京得救，汪精卫和武汉的其他大部分领导人随之前往，与不久前的对手谈判。唐生智虽然已在安庆监督武汉的东征，却拒绝去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三派制订了一个使各方都有“面子”的巧妙的妥协方案。它们将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年1月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大会将使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选举大会代表的方法也作了规定。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代替两个对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委员会时，各派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补代表，然后这个集团选举14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有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共产党员当然没有列入，但是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都被删去了。②但是汪精卫在9月13日辞职，带了几名亲密的支持者离开南京前往九江。他对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建议被一些人所否决表示不满，这些人否认以前3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合法性。汪精卫公开认为特别委员会不合法。按照中国通常的做法，他发表了拘泥虚礼的辞职声明，表示对他过去错误的检讨。①其他领导人9月15日在南京顺利地按照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他们还发出电报，拒绝汪精卫辞职，要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新的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辏某Ｎ裎薄＂谕艟篮秃好穸嘉吹饺巍�
妥协性和解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个阻碍。新的委员会因不合党章而容易遭到反对，几名原南京和上海的领导没有被安抚，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公开反对它。10月初期，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团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日，新的妥协似乎已经达成。第二天，南京的谭延辏А⒗钭谌省⒑斡η蘸统糖蓖ǖ缃ㄒ�11月1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柱唐生智来说，甚至这个让步显然也不够，唐生智要求担任总司令以取代蒋介石。21日，名存实亡的武汉政治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前，它在它所辖的区域是党、军、政事务的唯一权威，唐生智则通电谴责南京，并宣布了推翻那里的篡权者的计划。汪精卫秘密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在10月29日到达这个老革命根据地。③唐生智的挑战可能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对他进行讨伐的命令的反应。他与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所谓的阴谋据说已在龙潭之战后被发现。对他的征讨将由他的湖南老对手程潜指挥，但程率领的军队还包括李宗仁和朱培德的部队、一支小舰队和几架飞机。看来唐生智有许多敌人，因为冯玉祥从北面，李济深从南面威胁他，而谭延辏У恼降厮玖盥车悠脚伤牟慷友亟游髅娑隆＠钭谌实牟慷右徊讲降仄仁钩そ卑逗渭牟慷酉蚝焙蟪罚蹦习冻糖钡牟慷釉虬蚜跣说氖勘舷蚪鳎谀抢镎庑┦勘龅街炫嗟碌牟慷印５�11月初，南京的海军已占领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入口，而鲁涤平正向岳州逼近，危及唐生智往湖南的退路。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决定退回他们在湖南的老根据地，以便自己照顾自己。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退隐，暗中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①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广州成立一个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抗衡。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的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他的阵营，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把他的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调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在通向广州的铁路线的一端，而张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通过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他的部队到达韶关时，他下令要它们来广州；它们在广州可能比李济深所辖的部队更强大，因为李的部队分散在三角洲的市镇，而且他已派几个团到汕头地区去阻止贺龙、叶挺的侵犯。经过那次胜利的战役后，李将军开始调回他的部队，这样，汪精卫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似乎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只是表面的，因为他和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其政府的桂系的黄绍竑关系密切。但是，对唐生智的征讨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处于困境之中。①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参加。李济深拒绝参加发出这一号召。随之而来的又是与南京领导人的几次电报谈判，因为他们以前同意在11月1日开始举行全会，但是在南京举行。全会没有召开，但那一天汪精卫在广州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市左派劳工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后显出了生机。几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游行到汪家，要求他释放已被拘禁的劳工领袖，但是警察把他们驱散了。恢复反英抵制行动的努力，可能表示了共产党的主动精神，因为共产党员曾经控制过老的罢工委员会。汪精卫的政治分会和省政府作出了分发给每人现金以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者的安排。②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劳工骚动并不热心。事实证明，汪精卫在广州的逗留只是短暂的，因为11月初期蒋介石带着蒋汪联合反对南京的建议重返政治舞台。
蒋将军在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了进行其他活动，他赢得孙逸仙夫人宋庆龄的同意，让他同她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逸仙的遗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③他在11月5日还私下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但告诉他，只有他能够拯救中国革命。他建议蒋介石巩固长江以南国民党的地位，而不要卷入北方的军阀政治。首相说，只要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将在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中援助他。蒋介石的答复是，向北进军是绝对必要的，并要求日本援助，以便清除日本正在援助张作霖的印象。他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国民的安全。①每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和一个警告。
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前往广州，以实现与汪精卫的和解。宋子文在11月2日抵达广州，蒋介石在10日回到上海，同时他发电邀请汪同他一起讨论，并同意汪的基本论点，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应该在上海进行初步的讨论。谭延辏б泊砟暇┑奶乇鹞被嶂碌缤艟溃ㄒ樯虾Ｗ魑倏谒拇沃醒胫葱形被崛嶙髯急傅某醪叫痰牡氐恪＂诘蓖艟篮屠罴蒙钭急傅缴虾２渭踊嵋槭保罱笃渫禄粕芨f来广州接管他的部队，汪精卫同意。如果李支持汪，张发奎同意出国；省库拨出5万港币作为旅费——也就是说此款是乐意让张发奎出走的李将军所赠。张将军把他的部队交给他信任的同事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日前往香港，从那里再与汪精卫和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这完全是一个诡计，一个传统的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日离开香港时，张发奎“错”过了船班。在17日破晓前的几个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的部队包围了广州李济深、黄绍竑各部队的队部和兵营，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他们打算抓黄绍竑，而黄预先得到警告，得以逃脱。当政变结束时，张发奎于17日回广州，与陈公博及汪精卫的其他支持者成立了一个新的省政府。这次军事政变是以“护党”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船上无计可施，而汪精卫公开表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①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他的政治地位被这次政变削弱了，虽然它已加强他的支持者对富饶的广东的控制。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他背信弃义对他嗤之以鼻，其中有几个拒绝见他。李石曾谴责这次政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政变前的一系列事件和政变后不久他收到的报告以支持他的指责，而汪精卫当然否认这种指责。根据汪的说法，政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可是，指控——未必是事实——在几个星期内对汪精卫非常有害。刚从唐生智手中赢得武汉的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大为恼火。他们甚至讨论进行一次军事讨伐，在广州再把李济深扶上台。这样，在上海进行的争取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初步协商，就在不协调的气氛中开始。在那些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人和像汪精卫那样的反对它的人中间，这种不协调特别厉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之势。蒋介石因在前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政治发生关系，就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初步的“闲谈”于11月24日在上海法租界他的公馆内开始。②计划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于12月3日至10日在蒋公馆举行，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约35名成员参加，但是各派别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月2日，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南京政府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的政变而下令对他们进行军事讨伐，由于南京政府是有问题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斗争更被它的命令所激化。互相进行指责和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这个或那个集团拒不参加核心会议，只能举行四次会议。最后，在10月10日，在蒋介石发表了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要求蒋介石恢复其总司令之职。为了党的团结，他还明确表示他有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的确出现了一个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的运动——这个运动多半是蒋介石自己策划的。虽然蒋将军没有立刻表示他的决定，预备会还是表决通过要求他负责召开应在1月1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国民党领导集团被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以致准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的事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现在，他可以施加强大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以决定哪些中执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参加即将召开的、被认为能把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①准备会议刚休会，上海就立刻得知广州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的搞乱人心的消息，这次起义始于12月11日的黎明。在一开始，起义显然成功地控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掠夺、放火和处死了许多人。张发奎的大部分部队离城与黄绍竑交战，或者驻扎在东江区，但是他下令把他们调回。到第三天，回来的部队足以使张将军在李福林的帮助下把叛乱镇压——残酷地镇压——下去。广州的破坏是严重的。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为了安全，他先住进了医院，然后在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法国。在几年内，他一派的其他领导成员干脆受到排斥，不再参加高级的国民党工作。①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起义，是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它标志着共产党长期夺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年的时期中，这是最后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城市起义，也是1927年7月共产国际命令执行的起义政策的无容置疑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公开宣称起义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它本身仍是一个重大的失算，是共产国际力图指导另一国家的革命的又一次失败。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一个可怕的打击，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产生了有害影响。头两天关于广州杀人、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假定的俄国人的参与，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党和苏俄。国民党政府与俄国断绝关系，国民党停止了它与共产国际的支离破碎的“联合”。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我们这里只对事实作一概述。①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月10日和11日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以评估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上起步”，它为革命制订了总的战略，②然后与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太雷一起为发动一次广东起义订出计划。黄琪翔11月17日在广州对黄绍竑的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和李济深两军之间很快发生冲突似乎有了可能。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政治局在11月18日发布了11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①11月26日，广东省委决定起义，并任命以张太雷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制订了政治纲领，开始作军事准备，为苏维埃挑选官员，动员残存的红色工会的工人，在部队中秘密征募士兵，试图与附近的农民运动建立联系。12月7日，广东省委在广州秘密召开名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议，会议通过了由15名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其中9名被列为工人，各有3名被列为农民和士兵，虽然省委后来承认；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会议选定12月13日为广州起义的日期。②到那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有相当多的资源。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已受恽代英的影响，它有一些共产党军官，而叶剑英就是副团长。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赤卫队，它由约500名省港大罢工组织的前罢工纠察队队员和约1500名仍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工人组成。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也有几名共产党员。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月初期，广州的守军不多，因为张发奎已把他的大部分部队调出城外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部队，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守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仍控制河南岛，但只带一支小卫队，因为他的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广州有一支有战斗力和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一个无形的因素是第4军军长黄琪翔将军的左倾情绪，他已经深受邓演达的影响。与共产党党员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4军的政治部，黄将军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溜进广州；他甚至把恽代英留在他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以及第4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激进文章显然使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因为在12月9日和10日他致电陈公博和张发奎，指示他们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他们应派部队包围和搜查苏联领事馆，汪精卫指责那里是计划中的起义的总部；他们还应驱逐苏联的领事。黄琪翔应该暂时引退，同时应该清洗共产党员。①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的贮藏地。这件事，再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促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他们匆忙地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至广州。不利的是，他只是在暴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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