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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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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年9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① 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 传记，最初发表于1957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作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 1979年第1期，第33—51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也引用英译本。
①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 月），（每篇文章分别编页）第1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 的政治思想》，第153页。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1917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 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1975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21—31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页。
② 颜元：《四存编·存学》，第63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年），第121—12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0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6页。
② 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1卷，第33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 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18—20页。
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10—11页）中， 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 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1卷，第 19—23页；这里引用的一 段在第20—21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0—21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 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 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报 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 1984年第 1期，第178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23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19—47页全文转载。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1、40—41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8—34、37—39、42、45—46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76—105页。又见戴：《毛泽东，1917— 1927年：文献》，第85—10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1 卷第57—69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49期，第78—79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1980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59—60页。
② 《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69页。
② 《毛泽东集》第1卷，第65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在《法学研究》第 46卷第 2期（1972年）第99—107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页 和《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页论述这些文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9—230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42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1—194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262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194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页（毛 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卷，第275—277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10—111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1919 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 143—172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61— 163页。又《改革婚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9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6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327—329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和第15—41页，特别是第20—23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89—296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1920年8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28—143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 （1982年11月），第29—61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62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162—163页。这封信和毛泽东1920年12月 1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页。毛泽东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81—84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20 卷第 6期（1923年 3月 1日）。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8—430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89—107页。
① 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 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4页。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09—111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年10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年》，第1—2、 222—223页。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7页。
④ 《毛泽东集》第1卷，第151页。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55—56、80—89页。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后》第207—214页转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55页。《资料选编》第24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毛泽东集》第1卷，第153—173页。
② 《一大前后》，第212—214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61—174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9期（1983年1 月），第1—16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1982年9 月10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9—15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页。
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 第148页。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1926年2月写的文章中采用 的数字相同。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70页。
③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9页。关 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录。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6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76—177页。
② 《毛泽东集》第1卷，第211—212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1923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4亿人口中有3。95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1927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22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20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18岁时当过兵。1925—1927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22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40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15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①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1927年开始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实力，对群众力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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