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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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签订的第二个因素。1971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享利·基辛格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北京即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标志——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态。①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年曾提出过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②1972年3月20日，伊利切夫返回北京。这项建议显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的。③1971年12月6日开始的边境河流航行谈判未达成协议，于1972年3月21日暂时中止。④中国方面更换了首席谈判代表，以级别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接替了乔冠华。⑤苏联代表团无事可干，又对中国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访问旅行。⑥9月，伊利切夫回国“度假”，　10月17日才回到北京。⑦双方的宣传攻势在这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认或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待观望的一年。
1973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继续借助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态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更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该会召开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谈。水门事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重大的也许是越南战争：1972和1973年，由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脱出身来，由于中美和苏美和解都取得了进展，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迟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国际形势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开始时，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谩骂，试图促成反对美国的中苏联合阵线。②中国指责莫斯科正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③柯西金对此予以否认。《真理报》发表了“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中国人拒绝。（苏联领袖哀叹道，中国人“甚至懒得作出答复”）。①1月5日至3月5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②苏联代表团又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一圈。③7月19日，伊利切夫回国度假并接受指示。但这次他在国内整整待了一年。④所以，谈判实际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申，只要苏联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⑤10月底，在周会见C。L。舒尔茨伯格时，⑥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发给最高苏维埃（不是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贺电中，中国方面都重申了这些观点。⑦第三阶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直到1974年6月20日他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①1月，北京驱逐了几名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人；3月发生了直升飞机事件；中国在离南越不远的西沙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双方还在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由于上述事件，当时的中苏关系已进一步恶化。前两件事显然是造成伊利切夫1974年初无法返京的原因，因为他在莫斯科参与了使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安全获释的努力。②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国总的边界政策的体现。③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④照会对中国提出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能航行时，中国船只可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要求给予有利的对待”，但首次提出中国船只每次通过前均须预先通知。照会称苏联方面有权这么做，其根据是“中俄条约的有关文件”，可能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有关文件。①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苏联的观点，②但是他们无法在枯水期驾船驶过流经伯力的江面，因为1967年以后，苏联在通江和黑龙江的分岔处一直配备有炮艇。③苏联人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其动机是很明显的：促成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获释，促使中国人同意全面恢复边界谈判；反驳中国援引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原则而提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大部分岛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的主张；④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新的界河航行年度协议（界河航行谈判已于3月21日再次停止，无任何成果）。⑤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年6月底重新开始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京不久又于8月8日启程前往莫斯科。⑥考虑到过去的谈判一无所获，我们有理由相信，谈判从此以后不会再恢复了；由于北京把谈判作为对付苏联的权宜之计，故危险期度过以后，谈判有可能被完全放弃。8月，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解放30周年纪念大会，柯西金、李先念——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之一——和余湛都到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想乘此机会居中斡旋，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促成双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⑦然而，11月6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或者也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天，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贺电中，中国指出：中国政府一再建议双方真诚地进行谈判。……首先需要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为什么这时候中国人同意了苏联人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议呢？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人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否严肃，还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一条是连带其他建议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东西；某些建议（如苏联撤出北京声称其拥有主权的那些地区等）过去已遭莫斯科拒绝，现在也不可能被接受；而且所有这些建议——包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内——都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第二，由于中国在此之前拒绝了苏联的所有建议，所以需要策略地重申本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作为夺回一直掌握在莫斯科手中的外交主动权的一种手段。第三，有迹象表明，中国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更多地是为了引起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的注意。中国人发现，美国人只想让中美关系处在互设联络处的阶段而不想进一步改善，因为当时华盛顿在北京和台北都驻有大使级的外交代表。毛泽东向苏联迈出一小步是为了让华盛顿知道，美国不能指望借中苏冲突来迫使北京改变反对美国承认并保护台湾的一贯立场。北京似乎是在告诉华盛顿，中国和美国一样，也可以利用国际政治的大三角关系新格局为本国谋求利益。
致使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这些原因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是中国争取主动权的作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至少对莫斯科来说是如此。开始时，苏联的反应很谨慎，态度不明朗。①随后则是坚决拒绝。　11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兰巴托解释了中国11月份的电文不值得苏联作出积极反应的原因：实际上，北京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苏联边防军撤出一些所谓的“争议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属于我国，中国领导人对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并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北京公开声称，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会同意举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立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②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在致中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说：你方在今年11月6日的贺电中表示要解决中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先决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以前所持的立场的重复，当然不足以作为达成谅解的基础。③后来，苏联的反应发生了变化。1975年2月初，莫斯科派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边界谈判再次开始。50000447＿0299＿3④苏联的目的在于察看中国的立场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电文，他们私下里的反应不同于公开的反应。⑤另外，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关于边界问题的说明，有寻求和解的倾向。周对莫斯科数次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以互不侵犯的原则为基础的条约作了区分，据称，后者是1969年他和柯西金机场会晤的成果。虽然周和往常一样把它与苏联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联系了起来，但他确实呼吁俄国人“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①莫斯科听信了周恩来的话，派伊利切夫到北京观察情况是否确有变化。
事实上，情况并无多少好转。中国人表示要审讯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若果真如此，必会招致苏联的严厉报复。②12月，《历史研究》杂志复刊，其中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了苏联的边界政策，要求俄国人撤回驻在蒙古的军队，停止在边界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减至1964年的水平。③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正式把反苏主义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④莫斯科则继续展开对北京的宣传攻势，指责中国没有对苏联的一系列建议作出反应，并谴责中国领导层以毛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⑤还呼吁中国人朝边界问题的解决迈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步伐”。⑥尽管如此，伊利切夫和新上任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他接替了生病的余湛）还是于1975年2月16日举行了会晤。⑦除了程序和外交礼节问题外，苏联可能还想把直升机机组人员和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航行问题引入议事日程，因为这些问题已对边界问题的谈判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干扰。然而，谈判和前几年一样，不易获得进展，故苏联代表团不久（4月份）又游览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①1975年中，人们甚至不清楚，这种时断时续的谈判是否仍在继续。
这样，自1964年双方初次会晤后的12年中，边界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争端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谈判大厅以外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长寿和中国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政治斗争格局。不过，1969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并未白白流逝。中苏双方都明晰对方的立场，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双方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但至少在随后的15年中，这种结局没有出现。
①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1970年11月19日；1972年12月11日；《明报》，1970年1月19日；《新时代》第36期（1973年），第19页（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151次“军事演习”，蓄意进入蒙古境内15至20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共青团真理报》，1972年1月12日（见《苏联动态》）；《洛杉　矶时报》，1972年12月11日；《苏联动态》，1972年12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9月19日；《土库曼火花报》，1974年2月15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2月15日，《苏联分析家》，1974年11月28日，第2页（刊登了一位前苏联公民对中蒙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战斗）；《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7日；戴维·弗洛伊德报道说11月份在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年12月19；《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9日，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远东问题》，第4期（1974年），第6—29页。他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超过边界，砍伐树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28日，第18—19页）详细报道了1970年　6月2日、1971年5月26日和1973年4月20日中国侵犯中蒙边界的事件。
②　1969年　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北地　区），成员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
③　这项“建议”只是重申了前5个月中中国政府在几份照会中所持的立场，与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没有差别。中国后来又提出，两国军队均先从边界线附近后撤一定的距离，欲以此作为达　成协议的先决条件。
①　《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真理报》，1974年12月20日；路透社和法新社消息，1974年12月17日，（见《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8日）；塔斯社消息，1974年12月19日（见《苏联动态》，　1974年12月9日）。
②　新华社消息，　1974年1月19日，见《苏联动态》，　1974年1月23日；《纽约时报》，1974年1月20，21，24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月25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5日；《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中国人声称他们“捕获”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桥下向一名中国人提供间谍器材的两名苏联外交官。那个中国人坦白罪行后，中国即驱逐了那两名苏联外交官。苏联方面接着也驱逐了一名驻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中国指责苏联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参阅《阿特拉斯世界报刊评论》，1975年2月，第15—20页（转载了《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①　苏联直升机于3月14日降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国领土上，《真理报》，1974年3月21日　（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4月17日，第3页）。中国人把该直升机放置在新疆的　哈巴河县（《北京周报》，1974年3月29日，第5页），指责俄国机组人员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此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苏方力求直升机和三名机组人员安全获释，而中方则利用此事大事宣传，把它当作迫使苏联停止此类活动的手段。当中国人威胁说要审讯机组人员并把他们押往全国各地示众时，苏联曾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解，参阅《纽约时报》，3月20、23、28和29日；5月3、6、9日；《苏联动态》（刊登了大量苏联方面的消息），3月29日，C1；　4月5日，C12；4月29日，C1—2；4月30日，C12；5月3日，C12；5月6日，C1；5月7日，C67；5月13日，C110；5月16日，C56；5月23日，C12；6月10日，C12；6月24日，C1；6月28日，C12；8月8日，C1－4；11月4日，C34；《中国动态》，　6月24日，A4；《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74年4月1—4日，第65—66页；《经济学家》，1974年6月22日，第27—28页；《每日电讯报》，1974年6月26日。
②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页）转载了5月24日《真理报》的消息。
③　新华社消息，　1971年4月18日（见《中国动态》，4月19日，A1）。据新华社报道，　1971年3月31日，苏联摩托艇“欧内斯特·台儿曼”号撞沉了一艘中国渔船，造成了11人死亡11人受伤的严重海难事故。中国人说那艘苏联船没有积极搭救30名幸存者。俄国人则称（3月31日塔斯社消息），那艘中国渔船在行驶中没有开灯。
④　《纽约时报》，　1970年1月　28日，　2月2日，8月3日；　1973年3月8日、　25日，8月5日；1975年4月4日；新华社消息，1973年3月6日。
①　祖农·太也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民族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译者②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马可·波罗会承认毛的新疆”，《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1月　23日；《纽约时报》，1970年3月3日，7月5日，8月16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　月16日，第46—47页；《纽约时报》，　1973年8月5日；1974年1月3日；塔尼亚·雅克：“东土耳其斯坦还是‘新疆’？”，《自由电台研究》，1975年3月7日。
③　《纽约时报》，1973年　11月　8日；《苏联动态》，1974年6月18日，C1—2；《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第47页；1974年4月8日，第5页；《中国动态》，1975年3月　19日，E5－6。
④　《纽约时报》，1960年10月12日。
①　这篇文章的译文见《中国动态》，1969年11月6日。其他分析，见《纽约时报》，11月6日和20日；《洛杉矶时报》，11月7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1月13日，第334页；《华盛顿邮报》，1969年11月21日。
①　《华盛顿邮报》，　1969年11月21日；《洛杉矶时报》，1969年11月24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4日，第484页；《北京周报》第49期（1969年12月5日）。
②　《纽约时报》，1969年12月21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12月31日。
⑤　同上。
⑥　《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25日；1970年1月9日（译文见《中国动态》，1970年1月　9日）；《洛杉矶时报》，1970年1月9日；《金融时报》，1970年1月15日。
①　《纽约时报》，　1969年　12月　30日；　1970年　1月　2、　3日；《中国动态》，　1970年1月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574期（1970年　1月　12日），第43页；《真理报》，1970年　1月　3日；《北京周报》第2期（1970年1月9日），第31页。
②　《纽约时报》，1970年1月14日；《华盛顿邮报》，1970年1月2日。
③　《纽约时报》，1970年3月8日。
④　《纽约时报》，1970年3月1日；《中国动态》，1970年1月13日；1970年1月17日。
⑤　《纽约时报》，1970年3月20日。
⑥　同上，1970年3月1日。
⑦　1970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转载了《真理报》的消息（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0年4月14日，第19页）。
⑧　《真理报》，1969年3月17日；《纽约时报》，1969年3月20日、4月1日、15日，5月3日；　《人民日报》，1970年4月25日。
⑨　《纽约时报》，　1970年5月3日。
①　《真理报》，1970年4月1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5月12日，第1—4　页）。
②　伦敦《泰晤士报》，1970年4月22日；《纽约时报》，1970年5月7日。
③　《洛杉矶时报》，1970年4月16日。苏联武装力量似乎接受了中方单方面撤军的建议，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返这些争议地区，也可以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通过空军和炮兵的火力　控制这些地区。
④　《苏联动态》，1970年7月1日，援引6月20日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