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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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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玛杰里· 沃尔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②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页。
③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卷第1—2期 （1983—1984秋冬季号），第32—45页。
①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页。
①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1 页的描述。不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 （《亚洲研究杂志》第44卷第4期（1985年8月），第785—792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 发生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代表性。
② 根据《北京周报》（1980年1月21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曾有不 下400万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万“死不改悔的分子”。
结 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刺性现象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1978年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长。①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物质利益：良好的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况。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生活改善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年历史的结果是：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的经济进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项运动，那么他们也会记住60年代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府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而进行大错特错的尝试，其结果是：如此众多的人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他们也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他们得为集体的事业多工作多少小时，妇女如何不得不离开家庭去干农活，而且农闲季节如何不得不献身于集体举办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他们会惊诧：从额外的劳动中获得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给城市，又有多少浪费在错误指导下的农业规划中。
然而，总的来说，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一代有更多的感激。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代价是限制城乡之间流动。年老一代的许多农民，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本地的村社，对能否迁到城市不太关心。但年轻的农民，特别是当他们从报纸和收音机以及现在日益增多的电视机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们可能感到沮丧。1979年在一所农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仅6％的学生想当农民；在一所城市小学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0。5％的学生想当农民。①随着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日益增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意识到地区之间和乡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而且来自较贫困地区的那些人会惊奇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平等。
不过，从大部分农民的观点来看，政治领域的好坏比例比经济领域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更为含糊不清。现在农民不必像在30年代和40年代那样感到害怕，那时，他们常受到当地恶霸地主的胁迫、凌辱和剥削，或受到土匪恶棍的抢劫盘剥，或被入侵的军队杀死。共产党政府给他们带来了至少比那时多的秩序和稳定。土改期间，共产党把贫农和雇农组织起来参加群众运动，打倒当地农村最大的剥削者。尽管中国共产党相继剥夺了农民协会的权力，但它仍继续组织贫下中农，至少让他们讨论如何处理当地事务。虽然新体制一点也不民主，但贫下中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式、更有组织地参与决策，管理当地的村社。②此外，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几乎全都来自他们管辖的相同的乡村或小村庄。他们容易受到邻居和亲戚的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监督，甚至在他们因有腐败迹象而受到上级领导的审查时，也是如此。尽管有这些缺点，村民们还是有了比革命以前更负责任，而且总的说来更诚实、更守纪律的本地领导。正是这样一种体制，可能使村民对日常生活的集体监督意识比以前更多了。
但不管本地干部对村民有多同情，他们只有受到上级党的领导的严格审查后才被提拔，并仍受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机构的巨大权力的支配。由于政府不断改变其政策，对农民来说，这样的政府似乎是危险的和反复无常的。传统上，农民学会躲避政治，让本地名流调解纠纷和维持秩序，并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与他们息息相关。50年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大规模的饥荒；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想法，政治运动毁灭了他们的前途，有时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尽管政府的宣传充斥农村，试图为它的政策辩护，并给农民一种参与了超越他们本地地区界限的政治事业的感觉，而且把以下作为其最大目标：试图从根本上将农民意识改造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农民的心态在许多方面对政府政策持怀疑态度，并且仍然紧密集中于村社和家庭生活。可以肯定，一些农民，例如当地党的干部和复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比起其他人来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更系统，因而有时会使他们对自己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有一点粗略的了解。年轻一代，其中大多数到现在已至少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对政府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但是，甚至连这些人最关心的也仍然是农村生活，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他们几乎无望离开农村，因此，也无法直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中央政府仍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但强大的实体。这里所叙述的30年历史中的某些时期，至少对贫下中农来说，政府似乎是一个本质上仁慈的、包含着一个几乎神圣的道德承诺的实体。60 PGN年代中期，许多农民敬畏毛，甚至把他作一个神来膜拜，就像在以前的时代对待皇帝一样。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政策及其后果似乎抹去了中央政府的神秘色彩。到70年代中期，政府在许多农民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危险的、外来的、爱管闲事的力量。50年代末期，政府还能通过干预农村生活为其冒进的“大跃进”政策激起至少一阵短促的热情爆发，而在70年代末期，它主要是通过撤消对地方经济的控制来激发农民的热情。
农民对他们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变化的评价可能会产生一种积极与消极判断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比起由关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评价所造成的张力要小，因为他们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毕竟不像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产的变化那样急剧。与5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估计正好相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家庭的结构，或解体村社生活的传统组织结构。当共产党为紧紧围绕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态学的集体农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时，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最为成功。当他们确实试图解体一些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尤其是当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果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大体上保留这些模式。
所以，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传统家庭仍是最重要的道德、感情和经济表现形式。血缘关系仍是父系的，家庭住地仍是父家的，而且家庭仍是夫权制。老人仍与成家儿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儿子们仍然承担着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而且实际上至少在一般情况下都屈从于他们的权威。几个已婚儿子及其家庭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吃同一锅饭，这样的大家庭至少在一些地方甚至比过去更为普遍，而且由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对年迈夫妇至少有几个已婚的儿子，他们住在邻近的独家小院，但仍常常地陷入瞻养父母和在经济上互相合作的关系中。
把出自同一个祖先的数百家纠合进一个正规组织的共同宗族已经成了历史，他们共有的财产和祠堂都被共产党政府没收了，而且他们的权威遭到压制。但甚至在共产党掌权之前，这种家系组织就已开始衰落。①然而，即使在今天，远亲关系在由“感情”形成的特别的人际关系网中也还起着重要的加固纽带作用，正是这种关系网构成了各种地区联盟和合作的模式。
进入80年代后，最具社会破坏性并且令人不满的、政府要改变社会生活的尝试是它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过，要评判这个计划的效果仍然为时过早。发生在农村家庭中的大部分持久的变化并不是由于政府直接的压力，而是由于农村生活中不断变化的机会结构而逐步产生的。父母包办婚姻不再多见，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在学校或生产小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未来的配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现在她们的田间劳动具有了更重要的经济价值。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欢迎；而且这些变化还不足以强烈和迅速到严重冒犯老一代的程度。一些年轻人确实希望农村家庭生活中发生更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她们的负担只是有稍许的减轻。虽然她们希望减轻负担，但是她们似乎并没有形成能系统地促进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组织形式。
因此，无论好坏，毛在20年代发现的束缚农民的至少三条“极大的绳索”，现在仍然粗壮而牢固。旧的政治权威的束缚已被解放，但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新束缚。家庭生活的束缚仍然很紧。而且妇女仍然束缚于丈夫的权威。第四条绳索——传统宗教的束缚又怎么样了呢？
西方对这个题目研究得很少，尽管作为官僚体制下政治秩序的神圣化身，旧神的许多权威似乎已经消失。大的神庙（就像台湾农村中常见的那些）都消失了。不再有为纪念这些圣物而举行的繁杂而豪华的公众庆祝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试图用崇拜毛来代替崇拜传统的神。但对毛的狂热崇拜失败了，而且官方的政治性庆祝在农村几乎没产生多少感情上的共鸣。然而，农民神圣的祖先仍受到纪念和崇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或藏起来的祖先牌位现在又被重修或找了出来。农民仍然庆祝用以纪念祖先和维护其子孙团结以及他们家庭命运的主要节日。尽管萨满教僧和占卜算卦者已被取缔，但政府在70年代末就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仍在从事“封建迷信”活动。①至少还有一些鬼怪，作为由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人所引出的代表险恶、异族和非理性的传统象征，尽管是非法的，但似乎仍然没有消失。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页的统计曲线表明：从1956至1958年粮食产量大约增长50％， （当然，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陡降，随后在60和7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回升），同时，中国的人 口大约也增长了同样的百分比。
① 陈月芳、张百川和余团康：“小学生的志愿和学习兴趣一览”，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 学》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号，）第145—158页；蓝成东和张崇举：“当 年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和爱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览”，译文见同一版本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 学》，第159—169页。
② 这是帕里什和怀特的观点，见《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页。
① 见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191—196页。
① 理查德·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载《清风》第110－196、217—218页。
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了政权以后，它就从一个控制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运动而形成了中央政府，不得不处理城市中心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当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并非是农村乡巴佬：在1927年揭竿而起之前，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曾有过城市生活的体验。尽管如此，把城市纳入新政府的规划之中也不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因为这些城市不仅曾是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而且也是上个世纪外国势力在中国影响和渗透的焦点。由于城市具有世界主义特征，这就很难把它们改造过来，使之适应中国新统治者的民粹主义思想。当时，一些城市精英和外国人都自命不凡地认为他们的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既不会经营发电站，也不精通对外贸易之道，更无法处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
事实证明，这种狂妄自大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从根本上改造城市机构和社会生活。改造城市的记录说明，共产党人的努力有成功亦有失败。在短时期内，新政府的成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克服了许多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改变了不少不可改变的行为方式。但是，在长时期内，管理中国城市生活的困难又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和危机，单凭组织技巧和追求理想的热情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在以后城市发展过程中，民众早期那种好感逐渐烟消云散，当市民们回顾以往3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留下来的是耿耿于怀的惆怅和失意。
想把剧烈的社会变化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表述得一清二楚，恐非易事，尤其在当代中国问题上更是如此。人们的感觉往往会囿于主观王国之内，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记忆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甚至面目皆非。多数可资参考的材料也难免存有偏见或缺乏典型性。而且，城市情况又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身居北京和上海的人，其经历就与在广东和重庆的人不同；城市居民和县城及城镇相比，悬殊就更大了。知识分子在观察问题时的角度与干部、工人、学生和士兵不一样；有海外关系的人、基督徒、穆斯林、经过长征的老战士和家庭主妇的经历也不可与其他的城市居民相提并论。此外，由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策多变，又搞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许多人遭受打击，这些人的经历也千差万别——在校学生，或是在不同的时期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又被隔离了一年或二年的人，也往往有着迥异的生活经历。因此，一般的叙述（像本文一样）是不可能全面详实地介绍这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的。但是可以讨论一下中国人城市生活的总的趋势和印象，把焦点对准大城市，偶尔也看看城市社团的各种反应。本章是描述群众感情的，重点不在于介绍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们的反应，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老百姓”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件，换言之，从城市平民，如工人、店员、学生、技术人员等其他普通居民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城市的历史的变迁。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就城市来管理城市。虽然多年来有过几次重要起伏，但城市某些总的方向和政策仍清晰可辨。中国的城市看上去具有许多消极的特征：它们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市场交换基础之上；刺眼的不平等、惊人的浪费、贫困、乞丐、失业以及贫民窟恶劣的居住条件；极易爆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受教育和其他方面享受种种特权；外国势力和文化影响高度集中；城市官僚专横腐败，对平民的需要麻木不仁；犯罪、卖淫、吸毒以及黑社会敲诈勒索猖獗；城市不关心农村的需求；到处充斥着实利主义、玩世不恭和异化了的人们。
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特征，而不单纯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中国新的领导人想摆脱上述种种城市罪恶，重建新型的城市——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结合的、经济上可靠的地方；减少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城市顽疾。
他们还期望调整城市发展方向，为农村地区服务，缩小“城乡差别”。这些努力就意味着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特别要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同时，鼓励内地的小型和中等城市的发展。①中国新的领导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的进步过程，能造就一代参与奋斗、有忍耐性、乐观和勇于牺牲，为改变国家面貌做出贡献的公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评估尽管是否定的，但如将中国共产党简单说成是“反城市”的就十分错误了。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承认中国城市具有双重性——它是许多社会罪恶的中心，同时也是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必不可少的中心。打个比喻吧，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宰杀“会生金蛋的鹅”，而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天鹅。如上所说，尽管取得了开始的胜利，改造、利用和控制中国的城市仍非易事。
① 这一章使用了多种有关城市生活的资料。首先是通过对几个现已离开中国到香港的人采访 得到了最初的印象，特别是通过最近出版的一本由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写的 专题著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其次，获益于一些个人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中国人，也 有外国人。他们在过去的30年中曾生活在城市地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将引用他们的资 料。另外还有一些补充材料，如中国的报纸、短篇小说、剧本和有关中国的第二手文学作品。 在这章里论述的许多问题上，几个资料看法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观点是凭印象得出的和有 争论的。作者感谢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才得以完成本章的写作。 同时，也感谢斯蒂芬·乌哈利、唐纳德·克莱因——以及与我一起完成以后各卷的作者，感 谢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但不是所有意见皆能吸收的。
① 中国跟许多殖民地社会不同，城市人口不是集中在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中 国中小型城市分布得相当均衡。通商口岸条约时代确是不合比例地产生了这些以外贸为主 的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因而中国共产党希望调整这种状况。参见克利夫顿·潘 内尔：《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第91—113页。据1953年人口普查表明，有13。2％的中国 人口为城市居民，其中有不到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其最大的城市上海。（低收入国家的典 型数字在大约20％和40％之间。）参阅莫里斯·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 年）”，载杰拉尔德·布里斯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第81—103页。
早期年代（1949—1956年）
由于过去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城市的秩序普遍混乱，因而（共产党）巩固对城市地区的控制和赢得民众支持的工作比预期的要顺利一些。下面的故事已人所皆知了——（国民党）官方腐败、昏庸无能、野蛮残暴、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犯罪和其他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所有这一切便把国民党因抗日战争胜利而获得的“天子”般的特权扫得荡然无存。从1948年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起，城市里的情绪不定，但总的来说是希望有个改变和改进。多数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许多担心失去一切的人和有能力逃跑的人纷纷到了台湾、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一些财产较少办法不多的市民则逃往山中避难，他们害怕新的统治者——谣传说中国共产党实行共妻、破坏家庭、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和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另外一方面，一些市民，特别是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急切地等待着机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然而，大多数市民不愿意走极端，他们怀着无可奈何和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期待着新统治者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觉得，新的统治者不可能比国民党还差劲。即便是如此，他们也还是担心，不知未来的变化将对他们和他们亲人产生何种影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城的时候，一般的反应是锁上大门，关上窗户，把传家之宝埋在地下，他们认为一场掠夺怕是在劫难逃。许多市民从紧掩的窗户缝里偷偷向外窥视那些进城的军队。一、二天后，一些人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他们看到了外面的变化，感到了安全。
中国的市民们在短暂的恐惧之后，都发现了惊人可喜的现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显然训练其部队在进城时，给市民留下良好印象，特别是在夺取大城市时更应该谨慎。市民们对已经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蛮横无理和缺乏纪律的行为已司空见惯，现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形象。在这个时期，到处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轶事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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