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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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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佛塔，里面同时供有一尊道君像和一尊佛祖像。甚至有人说他曾取名菩提萨埵，并发誓要遵守佛门居士的五戒（pa■ca■ilāni）。梁武帝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陶弘景在梁武帝于502年即位之前曾与他有过接触；陶弘景后来继续做梁武帝的顾问，像寇谦之做北魏太武帝的顾问那样。
准确地说来，陶弘景的主要著作可能是名为《真诰》的书；它的内容是道教真人所授的图籍。它是非道教文人也能看到的当时道教的一部新百科全书。它受有佛教很深的影响。陶弘景在它的刊后语中宣称，它的内容都是真人所授，像佛经之“出于佛陀之口”那样，其中的《甄命授》就完全模仿《四十二章经》，是借真人之口说出来的。这部“经”的日期可以上溯到释、道二教紧密混杂的时期，①这个时期可能很适合进行这种抄袭。这种抄袭本身似是陶弘景取法于5世纪他的前辈之一的顾欢，②也取法于保存在道教经籍中的上清派的一部著作。佛教徒方面也同样回报道教抄袭者。佛教的《宝藏论》这本小册子据说是僧肇所作，但可能出自他后来的一个门弟子之手；此书的开头便是逐字逐句地模仿老子：③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无形，真空无名。无名，名之父；无色，色之母。
佛教和道教的糅合最初主要是在哲学方面，后来继续发展到宗教方面，尽管它们双方的徒众争吵不已。可是，这两种宗教的交流逐渐变成了单方面的，因为道教从佛教输入的多，向佛教输出的少，特别是在制度方面。“道士”相当于庙宇中的僧伽，道教的法伦斯泰尔组织称为道“观”（observatory），④则颇像佛“寺”。像佛教和尚要穿袈裟那样，道士也有他们特殊的道装，而且他们甚至也要宣誓过独身生活，虽然这又与道教的两性理论和实践相径庭。我们发现，6世纪中叶的道教大师宋文明便要他的弟子禁欲，并且穿着特定的服装。某些道士直到隋代还在反对这一点，但是，禁欲的要求在唐代还是规范。⑤自此以后，道教教会实际上对佛教教会亦步亦趋。
可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道教徒没有保留他们自己的教义和实际活动，其中包括一整套类似印度瑜伽的心理生理锻炼。陶弘景在他的《登真隐诀》一书中试图把道教万神殿中的诸天神圣（总数有36000名）画出等级座次，根据旧的微观宏观宇宙观念，这些神圣住在人的体内，也住在人的体外。最高的神太乙有三个互相矛盾的本质，因为道教迷恋于“三”字。这就是位于人体内被称为“丹田”的三个重叠区的“三一”；它是长生药的引喻。方士能够通过内视（内观）来省察“三一”；这种内视又能使他跟随并控制气在体内的运行；据说气在运用精气方面起着基本的作用。借助于体操、饮食、吐纳、性爱和其他锻炼，他能够做“养性”功夫并保证长生，有“金骨玉肌”做成的不坏身躯。
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宗教世界的全貌，它有其显著的独创性；现代的中国学正在对它进行研究。对于这个宗教世界的认识在了解近代中国的民间宗教中是重要的途径；另外，中国科学也从早在南北朝时期道士所从事的炼金术、药物学和医学研究中获得很多教益。
①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378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性交技术，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517—541页。
③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534页。
①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77—78页。
②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76—77页。
③ 《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第3025—3055页。这是正史中少见的宗教史篇章。《魏书》由魏收编修，公元554年修完，其时北魏王朝已覆灭20年。它论及道教的部分已由詹姆斯·R。韦尔译出：《魏收和〈魏书〉论道教》，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53∶3（1933），第215—250页。关于分析和注释，见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78—89页。关于福井康顺的日译文评点版，见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究》，第453—491页。关于《释老志》中的佛教部分，见塚本善隆：《魏书释老志研究》和《魏收的〈释老志〉》。
④ 此即距长安不远的西岳华山；洛阳附近的中岳嵩山。
① 见前文。
② 见M·索伊米：《单道开传》，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1（1957），第415—422页。
① 此论被认为是张融（公元479—502年）所作。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第2102（8）号，第50c；又见陈观胜：《南朝时期的反佛教宣传》，第173页。
③ 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88—302页；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研究》，第256—324页。关于襄楷，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1075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以及上面的《佛教的传入》。
① 宋君荣：《北京来信，1722—1759年》（日内瓦，1970），第364页。
② 见前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① 关于葛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5卷第3部分，第75页以下；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60—73页关于《抱朴子》内容的分析。又见克里斯托福·施希佩：《抱朴子内、外篇词语索引》（巴黎，1965，1969）。
②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314—315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93—95页；以及前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见上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① 见芮沃寿：《传记和圣徒传记：慧皎的高僧传》，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5周年纪念集》（京都，1954），第383—432页；罗伯特·施译：《高僧传》。
② 见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100—114页。
① 见前《洛阳佛教的开始》。
② 见前《南北朝时代的道教与佛教》。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五，no。1857，第143页；鲁滨逊：《印度和中国早期的中观学派》，第125、155页；以及吉冈义丰：《四十二章经与道教》。
④ 此词（observtory）可能用作同音字“观”，意为“寓所”、“旅店”、“大楼”。
⑤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390—391页。
隋代的佛教和道教
隋王朝（公元581—613年）的开国皇帝名杨坚，他一直统治到604年，称为隋文帝；他被作为佛教徒抚养长大，所以他即位之初的所作所为中有一件事就是停止北周所掀起的灭佛运动，重新恢复了佛教。①当他于581年结束了北朝和589年灭掉了南朝而征服了全国的时候，他依靠佛教来保证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但是，他小心翼翼地也不忽视曾受到北周王朝迫害的道教。他甚至把他的第一个年号取名为开皇（公元581—600年）。这是道教模仿佛教而确立的世界演化过程的几个时期——即所谓宇宙浩劫（■olpa）——之一的名称。①他急于想培育他的臣民达到精神上的一致，在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他并不偏袒一方而损害另一方。
隋文帝于581年即位后不久即发布命令宣称，②他和崇敬佛祖一样崇敬老子，他强调这二者都试图使一切事物归于“一”；不过，在这份诏书中这是要建立遭到禁止的佛教寺院。但是，他于次年在长安建立了道教的玄都观。他在那里安置了道士，使之负责发展能对国家服务的道教技艺。玄都观的主持人称为观主，国家通过他来控制这个道教社团。中世纪道教哲学著作，按其原来形式说，应上溯到隋代。这就是《本际经》，③此书深深浸透了佛教气息，甚至它的标题也是这样，它和梵文Pūrvakoti是相对应的。
公元585年，隋文帝就老子化胡④的问题组织了一次辩论，在辩论中他可能偏袒佛教，虽然他在586年却建造了一座老子庙。他也不怠慢儒教，谨遵儒教的仪式和教诲以赢得有教养的官吏们的心，特别是要赢得南方官吏们的心。他又重新清理了秘书省因受战乱影响而严重残毁的图籍。凡私人藏书家献书一卷供抄录者则赐缣一匹，国家为此征课人头税。据说，用这种办法搜集的佛教典籍远远超过了儒家经籍的数目。⑤隋王朝采取国家严格控制佛教教会及其活动的步骤，其政治动机和北朝的动机一样，是很显然的。公元600年三阶教①被禁止，607年和尚们奉命必须敬拜皇帝和官吏。管理佛教的中心设在大兴善寺；现在在长安仍可见到此寺的遗址。“大兴”事实上是隋文帝新建的围以城墙的都城之名，“善”字则是该寺所在的街道名称，位于玄都观对面。②寺内有一个行政单位名昭玄寺，其中有由“大统”寺官主持的官僚等级系统。昭玄寺在各州设有分寺。这个管理体系是从北朝承袭下来的。
作为对国家承认的报答，佛教徒必须参加王朝祭祀。大约在公元584年，大兴国寺遍建于45州，以负责国家交给的宗教法事任务。皇帝仿效“转轮王”③而自称为普世之君；转轮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传说中的阿育王。为了效法转轮王，隋文帝在平定南方之后有三次（公元601、602和604年）分舍利，并为藏舍利而修建了庄严的佛塔。但他只建了111座佛塔，而阿育王据说在一日之间就建造了84000座佛塔。
中国南方直到公元589年才完全平定，隋王朝在那里最初遇到了猛烈的抵抗，因为它被视为外夷，正象曾经受到几代逃亡者所斥责的早期北朝那样。佛教教会的领袖们被隋王朝的支持者所取代，因为佛教僧徒卷入了叛乱；对他们的财物也毫不客气。那时南方的佛教高僧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智，④隋文帝的长子杨广——即未来的隋炀帝（公元605—617年在位）——对他礼貌有加。杨广娶了一位南方的公主；590年他当上了扬州总管，事实上就是整个中国东南部的总督。我们现在拥有这位赫赫人物和可尊敬的和尚之间的通信，知道智本人很有保留态度，但最后还是去建康给这位皇子受了菩萨戒。他后来便隐居到江西的庐山；公元593到595年他再度到建康，此后便返回他在天台山（浙江）的隐居处。598年初在这里圆寂。
从教义方面来看，隋代的两位佛教伟大人物是吉藏和智；他们都是南方人。吉藏（公元549—623年）出生于建康，但其家庭的先世却是出自伊朗（安息：Arsak），通过（安南）东京和广州流寓到了中国。①他在南朝的陈王朝（公元557—589年）开始他的佛教徒生涯，隋军南下时他逃往会稽（浙江），住嘉祥寺中；他在这里获得了“嘉祥大师”称号，并且跟智有往来。隋炀帝登极（605年）以后，先召吉藏到建康就职，后又召他到长安就职；唐朝初年他就在长安去世。
吉藏长于研习中观学派，被认为是三论宗集大成的大师。②我们得益于他对这些论的注释以及他自己的著作；比起僧肇来，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印度真正的教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还有一篇《二谛义》的文章。其中俗谛和真谛之分仍然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有”和“无”的思想；俗谛和真谛之分是一个透光孔，中观学派即借此来解决它的矛盾。佛教的印度化在隋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那个时期在长安和洛阳的少数翻译家③在中国译本的梵文经典中并没有增添什么重要的东西。
智（又名“智者大师”）在公元538年生于今天的河南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④他是南朝梁（公元502—556年）的一位官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建康于554年遭西魏劫掠时被杀。智在青年时代云游北方时成了慧思（公元515—577年）的弟子，①从他学习《妙法莲华经》、《般若波罗密多经》和《大般涅槃经》；这些经文影响了他往后的思想。在南朝的陈王朝时期的公元567年，智住在建康，575年他再从这里前往天台山。这里是古代道家的栖隐地，位于今浙江省内宁波之北，高3000英尺以上。②智或许是害怕北周王朝的灭佛运动也会在同一年（公元575年）最终要波及到南方。但是10年以后（585年）他被召往建康，在陈王朝宫廷里讲法，并与朝廷的大人先生们比肩而坐，跟他们搞“清谈”，就这样以佛教思潮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南方文人学士中间的活动。在隋军于587年南下时他逃离了建康，但是在他们的坚持下，他不得不于591年重返建康，后来才回到天台，卒于598年。
智的思想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他开了后来许多世纪宗教调和论的先河。他的思想不再是从前时代那种合释、道为一的哲学综合论，虽然我们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道教的某些内容，而宁可认为是关于印度教义的哲学综合论，因为印度哲学在那时已被人们了解得更深入了。他进行了“教判”工作，这种工作部分地是年代学的（这种历史上的关心是中国人所喜爱的），部分地则纯粹是教义上的。他企图在教判工作中首先说明“五时”，即据认为是佛祖证道的时间。这五时依其顺序为“华严时”（Avatamsaka）；“小乘（鹿苑）时”（Mrgadavatā）；“方等时”（vaipulya，大乘）；“般若时”（Praj■āPārami） ；“法华时（Sadharmapu■ar■ka）以及最后的“法华湼槃时”（MahāParinirvāasūtra。其次他想阐明“八教”，它们又分属两小组：1。化法四教：即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
2。化仪四教：即顿教；渐教；秘密教；显教。
这种判教分类法是借助于枚举数字的图推导出来的，是中国人所喜欢的，但它的最终产品是中印合璧的解经学的一种殊难理解的大杂烩。智的一句名言就是说“一念三千”；此即和旧的道家辩证法所教导的那种一与多的一致，绝对与经验的一致；但它在思想上的突出之点却是地地道道的佛教思想。这句话出现在智的主要著作中，它讲的是控制思想的方法，一用“止”（梵文为■amatha）法，一用“观”（梵文为vipa■yana）法——这有些象我们西方神秘论中的via Purgativa和via illuminativa。这一著作名《摩诃止观》，“摩诃”为梵文mahā（大）的音译；另有一个“小”止观。天台宗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复存在，但它一直在日本继续流布，且有所发展，当然它的形式是经过相当的修改的。
① 芮沃寿：《隋炀帝：个性与陈规旧矩》，载芮沃寿编：《儒教信仰》（加州斯坦福，1960），第54、56页；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94—209页；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剑桥，1979），第75页以下。
① 关于道教的“劫”，见《隋书》卷五三，第1091页。
② 见芮沃寿：《隋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公元581—604年》，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86页。
③ 见吴其昱编：《本际经，7世纪编辑的道教著作，敦煌手稿写本》（巴黎，1960）。
④ 见前《公元3世纪哲学的振兴》和《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⑤ “数十百倍”，见《隋书》卷三五，第1099页。
① 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② 见山崎宏：《隋唐佛教史研究》（京都，1967），第45—46页。
③ 此即梵文Ckrvrtirāj。
④ 见下文。
① 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357—369页；以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2卷，第294—299页。
② “三论宗”：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③ 其中有来自犍陀罗的阇那崛多（公元523—600年）；来自南印度的达摩笈多（卒于619年）；来自乌耆延那（在犍陀罗之北，今西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的那黎提拏耶舍和毗尼多流支等人。
④ 见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智凯卒于公元598年初。
① 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② 关于天台山和智凯，见马伯乐：《浙江考古队考古简报》，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 14∶8（1914），第58页以下。
第16章 跋
第16章所讲汉唐之间中国哲学和宗教发展的研究是戴密微（公元1894—1979年）晚年主要著作之一，这项研究工作从沙畹和伯希和时代开始一直进行到晚近巴黎中国宗教研究的极盛时期。这里所显示的知识的广博在戴密微的学术工作中是有典型意义的，虽然它写于70年代初期，但这一章在10年以后仍然能作为杰出地总结这个时期知识史的代表作。
可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对于这一章讨论题目的某些方面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些改变。了不起的是，戴密微关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哲学传统（在这个题目上他是当然的权威）的关系的研究不需要再作任何重大的修改，虽然我们现在显然已经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致使有朝一日会给我们一幅图景，即佛教不仅为少数有哲学爱好的人们所理解，而且也能被许多不太关心微言大义的教义的人们所理解。①就道教来说，早已有必要对戴密微的一些说法进行进一步的评论了。
由于我们对道教理解的迅速进步，由此产生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使人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如何贴道教标签的问题。在今天80年代的初期，学者们比以往更有戒心地分给这种标签，特别是自从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从历史上说，虽然中国人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未必总是准确地使用这个名词术语，但他们却比许多近代的西方中国学家们更能清楚地知道谁是道教人物，谁不是。特别是，戴密微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正对已被汉代分类为“道家”的古代典籍进行重新解释。由于这种解释（上面已表述为《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标志着完全脱离了——甚至完全改变了——早先某些人对这些典籍的理解，同时还有另外一些注释家仍在继续奉行汉代的故实，所以很难把这个时期的东西看做是任何一种知识传统的财产。勿宁说，不管某位思想家有何哲学倾向，他都可以自由地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使用它们——甚至极而言之，也可以改变它们的古代意义使之产生佛教的启示。
在这同时，由于这些著作的参考材料很显然已不能用来作为支持（如果它确曾这样用过的话）某一学派，或者甚至支持那种值得称之为道教的倾向的试金石，中国宗教中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一种可以明确地以道教称呼自己的宗教传统的出现。这就是戴密微所说的道教教会的传统。虽然这只是很不严密的西方关于教会的概念，但它的信徒们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教义的一致性和制度上的特殊性，从而（象戴密微清楚地指出的那样）赢得中国的南朝和北朝双方的承认。所以，不管六朝的道教与从前任何事物的关系怎样，最近学术界有限制地把“道教”一词使用到这种传统的倾向，它只不过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那个时期的中国人理解此词的意义的方式越来越明白了。
然而，道教作为一个特殊传统的出现，其过程决不是简简单单的。戴密微在这里只能肯定地指出，道教教会是脱胎于他所谓的“汉末的民间道教”。我们现在关于这个过程的某些阶段已知道得比他多得多了；对于别的事情，我们几乎并不比10年以前知道得更多。
自从戴密微用来研究的作品问世以后，关于黄巾军和五斗米道已有许多中文和日文的著作编写出来，但事实证明，它们基本上不可能提出新材料来解决这些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官修正史对它们抱有偏见，揭示的东西很少，而那些能够讲述这些运动参加者的教义的资料又都或多或少地因其真实性可疑而使人感到困扰。戴密微研究了三种这样的史料，它们都是在这个世纪以前不为人所知或基本上被人们忽视的东西，这就是《太平经》、《老子变化经》，以及《老子想尔注》。
戴密微曾经假定，《太平经》的现存部分是六朝末期版本的经文，①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对此没有增添什么新的内容。虽然这本经文的某些部分可能属于汉代，但是尚不能准确地说明它们的上下限，或者说明它们属于该资料早期发展中的哪一个阶段。甚至对此经文详细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关于《太平经》和黄巾军领袖张角的教导之间究竟有多大联系还是有很大疑问的。的确，最近的中国学术研究倾向于不去理会围绕《太平经》的书目上的困难，但也任凭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激烈的争论，虽然多数争论只是限定在流行的历史编纂学规范以内。被人们确定的联系的程度主要地取决于在这一著作中唯物主义的哲学被察知到什么程度。②同样地，虽然反对《老子变化经》出于汉代之说尚不足以使人非相信不可而使学术界转而反对戴密微所持断限的意见，但他认为这部经文“必然出自西部叛乱者之手”的说法，如果是指它是五斗米道的产品，则可能有误。③事实上，他引用的那一部研究这一经书的专著固然认为它出于中国西部，但它特别反对把它和五斗米道联系起来；勿宁说它象是某一敌对教派的产物。④不容置疑，他是明确地把《想尔注》和五斗米道联系了起来。仅仅戴密微的“通常归之于张鲁的名下”（见上面《汉代末年的民间道教》）这句话，就正确地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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