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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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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少年维特的矫情，这个东方少年更舒畅地进入了我的心灵。阅读这篇文字时，我14岁，似乎也正处于类似的情感中。我找来杭州的地图，我看着那条弯曲的富春江如何蜿蜒地流过那个叫富阳的小城。我拼命地将自己的身份转化成那个羞涩的13岁少年，在北京凛冽并搀杂着大量黄沙的春风里，我幻想着自己流淌在缓慢的富春江水里，也幻想着那个赵姓的姑娘。不知为什么，我还固执地认为，那个女孩脸上一定点缀着浅浅的雀斑。尽管整篇文章的叙述是那么缓慢，它在结尾处还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刺激。
在临走前的晚上，喝了少量酒的郁达夫走进了姑娘的家，正好家里没人。蜡烛在这时灭了，只有月光溜进了屋内。少年趁着酒神对于他的挑逗，大胆地握住了姑娘纤弱的手。经过犹豫或者说象征性的拒绝后，少女的手安静地躺在少年的手中。
这两只手的纠缠，也纠缠了我的心。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了怎样的惊心动魄。在三个少年人心中同样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两个当事人被一种极度的喜悦与刺激所左右着，而作为阅读者的我，似乎同样参与了这场重大的阴谋，当然，在阅读的紧张之时，我还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失落感——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少年。
在很长时间里，我陷入了水样的春愁。我被一种紧张与忧伤包围着。我时刻在期待着，出现那只让我盈握的小手，在偶尔晴朗的月空下，想像着那个细微却惊险的动作。今天看来，这个动作已经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我的整个成长被蒙上了现实的羞涩与内心世界渴望激情的双重幕布。
距离郁达夫的春愁将近一个世纪了。那种纯净的情感，被今天的现实映衬得更加可贵。这是一个少年们拒绝含蓄的时代，同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早已不满足仅仅是拉一下手，更不会理解那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着怎样地惊险与快乐。当然，我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无限地怀念那忧伤与羞涩，它是我们心灵依旧敏感而非麻木的标志。
电子时代的阅读
你们还会读书吗？这是上一代对我们的忧虑。比起印刷媒体，我们读的更多的是电视与计算机的显示屏。我们阅读的更多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所谓泛着油墨香的书籍不感兴趣，甚至觉得那有点脏。梭罗希望我们把清晨的时光献给《伊利亚特》，献给《圣经》。可是每天早晨，我们在努力睁开双眼之后，是打开电脑，去“新浪网”上看一看今天的新闻。这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信息会伴随着早餐的结束而被消化掉。但是，我们似乎又不能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因为阅读新闻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确立自己存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方式，我们怕睁眼醒来突然已被这个发疯了前进的世界遗忘。
阅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还无法确定它的优劣。印刷品的文字出现速率，铅字对于我们的眼睛与大脑的刺激程度，都证明了它是一种适合思考的，它给予大脑以足够的从容去解构它。电子媒体似乎颠覆了这一切，跳跃的文字，不断出现的画面，它在抑制我们的思考机制吗？一个有关电视的实验，让我们这些被电视哺育大的人忧虑。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讲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的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克卢格曼早在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而电视是与我们的右脑交流，而左脑通常是负责理智的部分，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电视使我们肤浅，为了迎合我们短暂的注意力，电视节目必须抛弃深度。一位评论家傲慢的结论无疑正戳中了我们的痛处：“电视正在向我们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有文化修养的精神气质发起挑战，并代之以自身触觉的和集体的口语状态。它威胁到了我们通过读写获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主权。”
阅读是高贵的，这已经是上千年的传统了。在中世纪，高高的城墙将教土的生活与民众区分开，那些高贵的教士知道如何阅读，如何直接与上帝的训诫沟通。阅读的能力象征着权利。很难说，谷登堡的发明打破了这一切。经过谷登堡印刷术印刷出漂亮整洁的《圣经》，打破了教会对于上帝的专一的诠解权。它或许还直接促进了中世纪的结束。但是阅读的高贵性和会阅读者自以为是的特权却保留了下来。无疑这种自以为是的特权传统是重要的，它保持了我们历史中最精华的东西得以流传下来。
如今，电视正对这种传统进行一场几乎是颠覆性的嘲讽，并且大获成功。电视是一种口语化的，是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也是更琐碎的。我们靠着“还珠格格”这样的东西成长，这是一个快乐却令人忧虑的成长过程。而接着呢，计算机将培养我们新的阅读习惯。这是世界上空前强大的图书馆，你可以找到各种五花八门的资料。它们参差不齐，同时你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鉴别它。比我们更小的孩子将依靠这些庞杂的资料成长。据说，计算机是对电视的一次逆反，计算机是互动的，它不像电视一样单向的流通信息，它可以让使用者有所反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上的阅读是传统意义上阅读的一次真正革命，它融人了参与性。但这一切变化的前提依旧是，我们正从占支配地位的识字文化返回到口语文化。而传播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则更加推断，在未来的电子社会中，对于由口语控制的信息体系来说，无知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因为无知者更具有可塑性，他们不受过去的规范来限制，所以他们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更容易地学习新技术。
我们习惯上的阅读可能即将被唾弃。尽管，我们可能依旧在昏黄的灯光下，懒懒地躺在床上，拿着一本印刷精美的书籍，去享受印刷文字的快乐。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幅动人的图景可能即将像那些已经消失的古董一样让我们留恋。而我们的那些孩子们呢？我们还可能理直气壮地去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古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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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新世界
“但是，我喜欢不舒适的生活。我要上帝，我需要诗歌，我需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变老、变丑，甚至变得性无能的权利，我要犯罪，我要痛苦、忧虑……”
发出这声音的是伯纳德·马克斯，一个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却不知满足的人。在这个世界里，福特的《我的生活和事业》取代了圣经，孩子的儿歌是“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这个世界推崇的是“共有、划一、安定”，一切犯罪都彻底从这里消失，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类是通过无性繁殖的。一个叫“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人口，他制造着肩负不同任务的人种，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他们的智力水平逐级下降，如艾普西龙，他是作为国家劳动力的需求和制造的，几乎不需要智力，而中心可以这个需求使他的智力程度保持低水平。
由于这个世界是被技术严密设计的，这里的人从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他们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从不会有自发的情感
这是阿尔多斯·赫胥黎营造的《美丽的新世界》，这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尽管有个崇拜科学的爷爷托马斯·赫胥黎，但显然他对当时正在流行的“科技崇拜症”抱有明显地不信任感，他似乎同样鄙夷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莫尔的《乌托邦》。于是在1932年，他催生出了这样一个将高度发达的科技与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一年，福特的T型车已经在世界广为流传，而他发明的装配线正在不停歇地上演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而斯大林正在把那些与他理念不同的人驱赶到古拉格群岛，有理由相信，技术至上主义与专制主义正在世界肆无忌惮地展开……
于是秉承着英国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38岁的赫胥黎以他特有的尖刻词语，冷漠地猜想了这个“美好的未来社会”。然后，借助这个叫伯纳德·马克斯贝塔人种，锐利地撕破了技术时代表面的美丽面纱。故事从参观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开始，而这个马克斯先生是由于无形繁殖的流程中的一个不幸的疏忽造成的——他在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他的血液循环。于是这位先生显然与幸福的时代不合拍，他甚至用老掉牙的方式爱上了一位莲娜·克罗尼的阿尔法女人，并放弃了“新世界”中流行的xing爱游戏规则，而想与她成为那种早已消失的“恋人”。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的原始保护区。生活在原始保护区的“野人”看起来很痛苦，生活的环境肮脏，女人要忍受分娩的痛苦，他们会得病，会变老，会有让人讨厌的争斗……但是，这一切却让骨子流着酒精的马克斯激动不已，于是他喊出了开头的话。
故事的结局让人悲哀，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元首害怕“野人”来破坏他们统一的思想。像后来的乔治·奥威尔一样，赫胥黎对于未来世界是悲观的。只不过奥威尔对于世界的恐惧语言更多地是针对极权主义，而赫胥黎则是技术。这种对于技术的恐慌让人想起了施宾格勒在《西方地没落》里对于技术的描述：“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上帝的信服，是因为它能迅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快乐，汽车、电话、计算机，而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整天祈祷是为了缥缈地来生的幸福。技术是一个功利化的见效快的上帝，并且毫不拒绝地让我们纵欲。于是最终，我们必然被技术本身所异化，让自己丢失掉人类最重要的特征，就像《美丽的新世界》中元首所说的：“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而他们永远也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富有，他们安全，他们不惧怕死亡，他们幸运地对激情和老迈一无所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的快乐永远产生于强烈的对比之中。所以，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美丽的新世界，美丽得不适合居住。几十年来，没有谁比赫胥黎更成功地对技术进行质疑，于是在克隆羊出现时，这本书被广泛地引用着。我们有理由感谢赫胥黎先生的想像力与阴冷的文风，尽管他营造的世界有点滑稽，离我们依旧遥远，但是，他却以他对于“人”的关注来不断提醒我们，技术给我们带来偏差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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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的激情
我在快速地翻阅本雅明的文集时，歌德的一句话从密密麻麻的字符中跳跃出来，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我。这个德国老人说道：“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我不知道这句话的语境，但语言的动人正在于它具有穿越历史的力量。
“静谧的激情”，这个短语完美地解释了我心中一直以来隐隐刺痛的原因。对于每一个成长于90年代的少年来讲，不管是“静谧”还是“激情”都是被遗忘的词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比起每一代中国青年，我们都获得了一种空前的视野。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任何我们渴望的东西，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青春在一个没有禁区的环境中度过。但是，这种铺面而来的丰富，也一下子让我们年轻的灵魂不知所措。
我们的生活就像网页上永远没有穷尽的链接一样，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我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一点上，而青春与才情就消耗在这没完没了的跳跃过程中。我们的周围是如此喧嚣，我们的偶像是互联网世界风起云涌的惊世富豪们，而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偶然造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失去了让自己静谧的能力。我们必须不断让自己置身于吵闹声中，不管这种吵闹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感到安全。因为没有静谧，我们必然也就失去了获得激情的环境。激情是以全部身心的力量，选择狭窄的突破点，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的肉体与心灵上带有了太多的接触点，有了太多的兴奋带，所以，我们最终丧失了激情的可能。我们可能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可能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
所以，我们快乐，却不幸福。幸福需要的是一种心灵的力量，它让你如此地专注你的兴趣，它可能是爱情，可能是理想，甚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具。于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最终沦为了浮士德。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知识与技能，却惟独没有了灵魂。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丰满，却没有脊梁来支撑。
欲望的声音（1）
“人们听到肉体的声音，我会说欲望的声音，总之是内心的狂热，听到肉体能叫得这么响，或者能使周围的一切鸦雀无声，过着完整的生活，夜里、白天都这样。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绝对服从身体的欲望的必要性，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体验过激情，你在生活就什么也体验不到。”那个总是左手拿着烟，在18岁就已经老去的玛格丽塔·杜拉斯用她特有的黄昏式的口．吻这样说着。这个似乎永远陷入欲望中挣扎与绝望的法国女人揭示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主题——对真正的爱的渴望。
三年后（1980年），已经66岁的杜拉斯与小她40多岁的大学生安德烈·扬坠人爱河。无疑，从外表来看，这已经不是那个在湄公河畔，穿着安南服装的15岁少女，也不是《广岛之恋》中的那个迷人的法国女人，66年的心灵上的巨大起伏与不断酗酒已经让这个女人脸的确正如她自称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她那双躲在宽阔的黑色镜框后面的眼睛还有神采吗？但是，她的心无疑依旧强烈地跳跃着，并随时准备迎接可以击倒一切的剧烈的爱情的到来。
杜拉斯的朋友米歇尔·芒索在记述这段罕见的爱情时写道：“大学生让她把自己带到任何地方，他爱上了一部小说，他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强迫他爱她，就像爱她的作品一样。完全爱她，在肉体上爱她……这个身躯在请求，在享受，几乎是在恳求：吻我吧……”无疑，杜拉斯打破了现实与小说的界限，她几乎把自己的一生投人到情感冒险之中，她不断地体验着内心的狂热，肉体的声音从她的灵魂深处撕心裂肺地传出——“爱要么是激情，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她的惊世骇俗式而不由反驳的论断，每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为此而陷入忧虑或者喜悦的思考——我们又爱过吗？这个残酷的法国女人已经锐利地刺破了我们生活的虚伪，她几乎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屑地问我们：“你体验过真正的爱吗。”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爱”的模样了，爱要么像一个美丽酌甜品点缀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以慰藉，在快乐的时候提供容器。在经典的描述中，爱情是那些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互相搀扶走过的身影，是所谓的生锈了般岁月的长久的“牵手”，是一个被亲情充斥，而没有欲望声音的平庸生活，是有着太多的精神上的思念，却排斥了肉体声音的想像的情节……爱，被加入了太多文化的成分，被注入了太多精神意义，爱变成一种间接行为，它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媒介来完成，它似乎已经不是两个生命之间赤裸裸地交流了，它被繁琐所包围着。不断地被这些平淡稀释成一个平面化的词语，一个丧失了立体感与强劲热量的符号……而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毫无顾忌的生理反应。这一点，惠特曼似乎表达得更清楚，在《歌唱带电的肉体》中，他几乎是肆无忌惮地用他那底气充足的西部口音叫喊道：“而假如身体不是灵魂，那什么是灵魂呢？”而在《一个女人等着我》中，他则更直接地写道：“一个女人等着我，她拥有一切，什么也不缺何是如果缺少了性，或者缺少了健壮男人的水分，就缺少了一切……如今我要拒不接近那些缺乏热情的妇女，/我要去跟那个等着我的人，跟那些热情的/可以满足我的女人们同住，/我看她们了解我，也不拒绝我，我看她们值得我爱，我要做那些女人的强壮的丈夫。”这个粗壮的美国的内心独白，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感撞击着我，爱情是一种力量的交流，是毫无阻碍的直白。
杜拉斯无意中已经渲染了“肉欲主义”，但是普通的纵欲者其实仅仅是一种更深层的无能，他们仅仅是让自己投入一种数量之中，甚至让自己产生了麻木。而真正的爱，或者说真正的肉欲主义者，应该是对于质上的无限追求，每一次身体的颤抖都直通向幸福的宫殿，那耀眼的晕旋——正如杜拉斯所说：“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
欲望的声音（2）
杜拉斯所渴望的“叫声”，正是对于福柯观点的回应。这位哲学家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性的欲望已经被工业机器所压迫殆尽，三百年来，我们始终处于无法高声尖叫的压抑之中。没有比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论述更让人辛酸的了，这个墨西哥诗人说，在20世纪的各项伟大起义中，爱情是缺席的，爱情与性被政治所歪曲，它已经不是激情，而仅仅是一种权利。而到了马尔库塞那里，爱情与性甚至变成了一项消费品，快感成为工业机器的一部分。以致于弗洛姆要大声疾呼：“爱，是一种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解放自己。我们学者们不是正在鼓吹一种全新的文明“信息文明”正在到来，人类将被从机器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的性呢？结果我们失望地看到，性在信息文明的代表工具互联网上泛滥着。我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它，把潜藏的欲望变本加厉地诉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对象只是显示器后虚幻的对象，我们在无情地欺骗自己。我们甚至让自己的本能陷入一种不真实，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能呢？
天哪，我们正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身上最原始的激情的消失，我们变得如此麻木，或许可能无法逃脱杜拉斯的蔑视“我们什么也体验不到！”由于缺失，我为电影《玛戈皇后》中的场景激动不已。玛戈与他的情人在街头初次相遇的片段。两颗陌生的灵魂在黎明的街头相逢，真正的爱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靠在巴黎街头的墙壁进行生命中最本质的交流。那墙壁一定冰冷吧，同时又是粗糙与生硬的吧。但是，玛戈那张如此沉醉的脸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的爱是不需要那些间接的方式来传达的。而在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遭遇她的情人斯博韦利时，这位平日狂傲的女王让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疯狂之中，深刻洞悉人性的茨威格用饱含着激情的笔触来描写这个被情感所征服的女人，在不能自己的情欲面前，女王的身份消失了，她是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在等待着男人。而这位斯博韦利爵士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精神层面丰富的家伙，他有的是他狂暴的欲望和一个雄性动物的征服欲。
100年前，埃米利·狄金森在一首名叫《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中写道：“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他们说，这是市价。／他们称了我的份量／锱铢比计，毫厘不爽，燃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一滴，幸福的琼浆！”我宁愿相信，这一滴芳醇是杜拉斯所说的“欲望的声音”、“肉体的狂热”、“身体绝对，服从欲望的感觉”，是惠特曼歌唱的“那带电的身体”，而这是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世间的最重要原因，也只有它能够证明我们曾经作为人而生活过。
行动者海明威
1951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第一次见到欧内斯特·海明威时，这个28岁的新闻记者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远远地扯着嗓门，用着拉丁美洲味道的西班牙语喊道：“大师！”这个词几乎概括了几代青年对于这个用全部生命来历险的人的绝对崇拜的情感。海明威那张宽宽的脸绽放着孩子气的笑容，似乎永远倔强的胡子乱乱地堆在他的脸上，一张温暖却坚毅的面孔，那上面记满了酗酒、斗牛、打猎、追求女人的痕迹。它们几乎完美地混合在一起，让这副面孔充满了蛊惑人心的魅力。这是本世纪最著名的符号之一，它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广告画面中，几乎就意味着那个单词——作家。
尽管不断有学者在质疑海明威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海明威在用那支无与伦比的笔营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人是在炮火中救助战友的英雄，是不怕死的斗牛士，是无畏的记者，一位酒精爱好者，当然最重要还有——位在女性世界中无艰不摧的性感人物……传记作家肯尼斯S．林恩把这原因归结于海明威幼年所受的心理伤害，于是成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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