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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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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惶趺泶钤谘希彼咴谙缂涞男÷飞鲜保砭突岚揉揉卮蛟谒钠ü缮稀Ｎ叶哉舛位跋不恫灰眩蚁肽歉�20岁的余华一定感受到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的让人陶醉的自由精神。我没有让自己置身于田野之中，我不太喜欢那些农田里的肥料味道。我喜欢穿着脱鞋进入教室，踏人食堂，游弋在未名湖边。我喜欢那种厚底的拖鞋，它让我的脚跟很舒服，同时由于重量原因，它可以与地板发生更强烈的撞击声响。这种声响比起单薄的毛巾来，显得雄浑有力，余华肯定会自叹弗如。
于是，我常年累月地以这种姿态在校园内行走着，乐此不疲地倾听着这种声音。我的脚趾自由自在地舒展着自己。对于拖鞋的普遍钟情是大学内的一种情结。在夏日的中午，食堂刚刚开门的时候，在通往每一个食堂的路上，各种花色与尺寸的拖鞋混杂在一起，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节奏发出不同质地的声响，不悦耳动听，但是却亲切得要命。置身其中，我总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属于这里。在敏感的人的心中，一丝气息、一种声音或者仅仅是一种味道，会把他的灵魂拽入另一个空间。而每当我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备感疲倦时，一旦跨人校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这拖鞋的声音。
对于这点，在各所大学校园内都有着我的同好。我清晰地记忆着，在一个夏天，我漫无目的地在广州街头游荡，炎热与喧闹让我疲倦不堪。很偶然，我撞人暨南大学的校园。这是一座一点也不美丽的学校，正在施工的工地给校园带来飞扬的尘土。但是，迎面走来两个拿着破烂饭盒的学生，肥大的T恤衫上面甚至沾染了油渍，两双色彩暗淡的拖鞋在水泥路面上有节奏地蹭着。这一刻让我激动无比，我就像一个久在旅途的流浪者猛然回到家乡。
细微的物品往往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那位文学批评家，翻阅了汗牛充栋的材料，最终证明“香烟”是现代文明的最主要标志，因为这个小小的可以燃烧的东西，反映了人类由古典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焦虑症状。因为烟草的最初来源是美洲，那位雄心勃勃的意大利骗子哥伦布告诉自以为是的欧洲人，乘着船一直向西走，那里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世界原来如此广袤，欧洲人生出了一种迷惘之情，同时他们惊喜地发现随船带回来的可以嚼的苦涩的烟草可以暂时抑制迷惘的悲观。于是这短短不过10公分的香烟，蕴藏了近代文明史。
我无法考证拖鞋的历史，但我本能地意识到，拖鞋所蕴涵的气质与大学本身的精神有某种相通之处。拖鞋只适合两个场所——浴室与校园。·浴室是人类可以最本质地暴露自己的场所，在这里你无需掩饰，赤条条地面对世界，它也让你感受到一种没有束缚的放松。那么大学校园呢？这里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无限自由，而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当然带来了肉体上的放松。热爱自由的希腊学者的装束是肥大的长袍，而这种装束在最初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同样盛行。在这些古老大学的历史上，学生都曾经是一个无比放肆的团体。他们可以在精神上肆无忌惮地诋毁宗教传统，更会在私人作风上酗酒并狂热地迷恋女人。
这种混乱的方式当然无法被我们接受，但是我们至少明确一点，大学需要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既然西装与皮鞋已经与严密的行政体制联系起来，那么拖鞋有理由与自由的空气联系起来。一个习惯穿着拖鞋，在安静的校园内行走的人，是无法不思考的，而且思考的会是那些缺乏功利色彩的稀奇古怪的问题。那位苏格拉底不就是在希腊的街头闲逛时思考哲学问题的吗？
愚蠢的人无法理解拖鞋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更不会欣赏那种动人的声响。学校里的“着装整齐”意味着什么，各种场所对于拖鞋的封杀意味着什么？大学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机构，这里的人也不需要为一个统一的目标而努力。一些教育者在感慨拖鞋学士的邋遢与不合规范。北大的一位学生穿着拖鞋就去应聘，满脸的散漫不经。这则故事在成为每年的毕业分配会上的经典反面教材，校方强调毕业生应该如何包装自己。然而我却感谢这位可爱的师兄，他出色地继承了北大的藐视社会规范的自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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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 鞋（2）
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偌大的校园同样是着装一丝不苟，看不到各种颜色的拖鞋在以各种不同节奏拍打地板，这才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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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酒馆（1）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善良的酒鬼”……
这是12世纪的巴黎大学流传的诗句，它代表了那些新生的大学生如何无情地唾弃教会所倡导的生活规范。在这样的酒醉的歌唱之中，巴黎大学逐渐发展成欧洲的知识中心。每一所伟大的大学似乎都被小酒馆包围着，一位去剑桥访问的中国学者发现剑桥周围的小酒馆里总是挤满了不刮胡子的学生、不修边幅的学生，他们在那里热情地谈论着各种问题。尼采不是说伟大的希腊文明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共同塑造的吗？或许所有伟大的大学也必须含有强烈的酒神精神，那是一种激发我们的生命能量的精神，让我们全身心投入创造的精神，它与大学的功用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它肯定不仅仅是一个高晓松所说的“让兄弟们哭泣的地方”，它或许隐藏着更伟大的目的。校园外的小酒馆正是隐藏了大学风格与创造力的场所，至少局部如此。
北大南门外一条小巷挤满了廉价、低档却亲切无比的小酒馆。当我路过那条混乱肮脏的小路时，我无法不扭头看着那些熟悉的、丑陋的桌子，那熟悉的混乱的布局，还有似乎永远暖哄哄的气氛。这条街上的小酒馆的数量有了空前地跃升，然而气氛却同样空前地下坠。在那熟悉的空间里，空空荡荡。我想起了最初的“未名酒家”。
1996年，我大二那一年。28楼的广告牌上，我们看到了一张由难看的毛笔字写在廉洁的白纸上的广告，大意是说，一位刚毕业的北大校友开了一家叫未名的酒馆，上面8折优惠被大大地突出来。我想是那8折的优惠培养起来我们夜间喝酒的习惯的。从此每周总要有那么几天，一位同学会在熄灯后无心地说道：我们喝酒去吧。然后，这句不经意的话在漆黑的宿舍里被迅速捕捉到，几个声音会同时响应。然后，再敲敲邻居们的门，队伍中再加入几个。几双拖鞋开始在昏暗的楼道里，劈里啪啦地摩擦地面。此时，楼门已经锁上，我们要在一楼的水房里，依次翻窗而出。夜晚的空气如此动人，尤其是在校园里和这么一群熟悉的家伙一起大声说话，甚至呼喊。而此时，校园内也相当热闹，到处游荡着像我们这样的小规模队伍。夜晚的校园里，一群还没有度过躁动期的小伙子们散发出一股过剩男性荷尔蒙的气息，或许还搀杂着少许没有洗过的脚的味道，这种味道和那喧嚣的声音，把夜晚的校园搅动起来。此时的路灯的光线是那种暗红黄色的，我们被裹在这暗黄色中。我一直觉得，这是北大最美的时候。
我们如在赶赴一场约会般心情舒畅，或许还有尼采所说的酒神式的狂欢气息。未名酒家，我们来了。那些铺了一层手感很差的塑料布的桌子，那些有缺口的茶杯，还有劣质的茶叶，这一切让我们感到亲切无比。坐下来，照例是啤酒还有干煸扁豆。我不习惯喝酒，甚至一杯都让我痛苦不堪。但是，我是如此地热爱那种氛围，我们坐在那里，一杯杯黄色的液体顺着喉管向下流。然后，有人的脸开始红了，然后我们的话开始多起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话题交替地出现，它们比那些菜肴有味道得多。最频繁的依旧是我们的理想，这是个似乎永远无法褪色的话题。尽管我们已经身不由己地滑人了这个消费时代，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装做对这个世界毫不在乎，或者干脆把自己弄成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我们也会喜欢谈论那些后现代的东西，偶尔也会听听那些punk音乐。但是，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内心世界依旧是留给那些也许已经过时的情感。未名酒家，也许是我在四年大学期间谈论人生意义的主要场所，在微醉之后，我们似乎才有足够的勇气撕去我们“伪颓废”的面纱，我们相互发现，原来对于世界对于未来，我们都抱有如此的热忱。
当然，关于那些姑娘的话题依旧是主旋律，那些校园里漂亮姑娘的名字一遍遍地被啤酒淹得花容失色，一次大醉之后，L说出了一直的心愿，他希望编一本北大女生年鉴，评选最漂亮的姑娘。可惜这个理想终于还是没有实现。酒总是可以激发出我们的想像力，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比吃辣椒。干煸扁豆中那些大量的红色辣椒，成了我们获得生命高峰体验的手段。W决定体验一次被辣到极致的感觉，他一颗颗地把那些干干红红的东西经过反复咀嚼地咽下去，他的话渐渐地少了，然后他的脸色越来越红。在经过十颗的洗礼之后，W说，他觉得自己已经飞起来。直到我们走出未名酒家，W依旧坚持自己是在飞。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飞翔呢？我时他满是羡慕。一点钟过后，校园逐渐寂静下来。作为最后一批喝酒归来的人，我们享受着独自占有这寂静与空旷的快乐。此时，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校园，我们是多么热爱。
小酒馆（2）
未名酒家与旁边的重庆酒家还有玛佳丽，这三家小酒馆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夜生活，它们与三教、36楼，农园食堂还有图书馆一样成为95级男生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它们记录了我们的成长、激情与荒唐。再次走入那条小巷时，酒馆的数量平添了一倍，它们全都冷冷清清的，“未名”已经显露出明显的衰落之气。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老板说，你们很久没来了吧，他还记得我们，这真让我高兴。
现在的生意越来越冷清了，让生意冷清的当然不是竞争。早些时候，我们常常需要等待才能得到座位。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愿意出来了，他们不习惯半夜爬出楼，不习惯在夜晚呼吸校园的空气，也不习惯让自己喝醉。他们更注重的是明天是否可以按时起床去上课，这样喝酒是否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或者，他们干脆已经不习惯谈论理想。我无法抑制悲哀，我一直以为，95级已经沦为时代的牺牲品。89级以前的学生已经通过《北大往事》鲜明地刻入历史了，他们对于酒似乎都有一种无法压抑的迷恋之情，他们可以把夹克卖了去买醉，或者干脆醉卧在风雪之中，而那是北大历史上难得的活跃年代，充满了理想和激情。尼采有关酒神的论断是如此的正确，只有通过酒神迷醉的力量，人才能爆发出力量，所以80年代是一个创造的年代，也是一个可以在“小酒馆里哭泣”的年代。92级或许是另一个分水岭，这几级的学生还可以接触到那些没有毕业的80年代的同志，他们还可以感受到那些不灭的生命力，当然还有酒的魅力，夜晚的校园到处都有酒瓶撞击的声音。95级似乎是最后一个保持这种延续的群体了。而到96级以后，这些被考试制度完全驯化的孩子们，这些对于生活缺乏热情，这些无比功利的孩子们，他们已经自觉地放弃了青春的挥霍，他们目标明确，却缺乏趣味。他们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在夜晚寻找啤酒，他们“健康”而不颓废地成长。他们当然不知道尼采曾这样说道：“当酒神歌队的炽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恍如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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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的记忆（1）
我越来越不喜欢校园，她逐渐放弃了曾经固守的许多品质——特立独行、热情激昂，这些大学本来最尊贵的东西已经从校园的角落中撤退了，剩下的是世俗和麻木。我试着记述一些燕园内的那些可爱的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已经永远迦地消失了。
永远的大讲堂
站在已经是一片瓦砾的大讲堂的遗址边上，我的两跟被灰土所模糊，我的心也随着起重机的一上一下而起伏，我知道这拆除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拆除的是所有北大人心中甜蜜的记忆和北大文化内涵。
我报到时就是在这个外表很破的建筑内，我在这里拿到了第一张北大的饭票，我还记得当时是一个阴雨的天气，上千人的队伍在大讲堂前蜿蜒着，每个面孔都是新鲜、喜悦、好奇的，他们等待着在大讲堂内登记成为一名真正的北大人。
然后，就是开学典礼，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置身于这个空间之内感到了一阵阵前所未有的亲和力，我总觉得这个建筑会与我的一生产生某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我在这里看了大学第一场电影，欣赏了第一场演出，第一次听到了北大著名的嘘声，也第一次学会了嘘别人，我在这里第一次有意地搂了姑娘的腰，我也第一次领悟了北大还残存的精神。我想还有太多的人和我具有相似的体验，大讲堂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刚入学的时候最喜欢听师兄们讲关于北大的传说，而这其中大讲堂总是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我听他们讲崔健来到北大演出的那一天，原本容纳两千人的大讲堂了挤满了三干人，每个人都试图去跳去唱，但是空间只容许他们在那里乱喊和流泪。据说那一次的场面，让崔健永远感激了北大，因为是北大第一个承认了他的音乐。金庸先生94年在大讲堂做讲演时，据说那一天像是过节，整个北大沸腾一般，在大讲堂任何一个可以塞下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门外还有许多试图拥进来的人。大讲堂的嘘声是中国最著名的声音，这里把嘘声作为武器直接捍卫每一个北大人听的权利，在高高的讲台上，被嘘走过多少沽名钓誉之人。北大利用嘘声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争。小提琴家盛中国来做专场音乐会时，由于大讲堂又习惯被叫做大饭堂的缘故，在临演出前很诧异地说，邀请我的人在电话里说来大饭堂做演出，我的心一惊，北大架子太大了，我只能在饭堂里演奏，现在来了才知道，原来北大连饭堂都修得这么好。
其实关于类似的事情在大讲堂出现得很多，这些只是增添了大讲堂的传奇色彩，而大讲堂对于北大的学生有着更为亲切的意味。大讲堂是中国大学中最好的电影院，看电影也是北大学生最钟情的爱好。中文系的某位博士有句名言：与其好好读四年书，不如好好看四年电影，读书是读不出才气的。或许这句话深得人心，北大人对电影是万分的痴爱。每天两部的电影，从经典名片到卖座影片到前卫风格，两三块钱的票价总是充满了神奇的诱惑力。心情愉快时看电影以庆祝，心情沮丧时看电影足以遣怀。而且大讲堂永远是恋爱最好的掩体。装作很随意的样子和你暗恋的女孩坐在大讲堂的后几排，在巨大的屏幕下，一切都是充满了温馨和可隐藏性，况且四周又都是那么多或夸张或含蓄的相拥的男女，一片黑暗中，你似乎就可以很自然地握住她的手，然后当情节紧张刺激之时，又很自然地握紧她，如果电影足够长，你或许就可以搂住她的柔腰，当然如果电影太短，你大可邀请她下次再来。我不知大讲堂里那么多对的偶数是否都是这种由来。
当然，你一个人来看，也会找到足够的乐趣。每次电影开映前的场景都是极有趣味的。在昏暗的黄晕灯光下，大讲堂里是乱轰轰与热气腾腾的景象。拿着饭盒正在大口大口表现着其坚强的咀嚼肌肉的人有之，手捧TOFEL单词，很吃力地默记的人有之，和恋人在肆无忌惮地交换热情的人有之，东张西望地寻找漂亮女孩的人有之，大声吆喝、呼唤狐朋狗友的人有之；在大讲堂中，你就开始略有领悟北大的兼容并包。
燕园的记忆（2）
换片之间，倘若在冬天，你就会看到、听到极有趣的现象。所有的人都会因为寒冷或者兴奋或者好玩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卖力地跺起双脚。皮鞋、胶鞋、运动鞋乃至拖鞋共同发出的与地板有节奏的接触的声音是极悦耳的，而且身处其中你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跺动双脚，然后大讲堂里就会有或会心或狂热或扭曲的笑声。在此情此景中，你就会从内心深处生出一很是奇怪且强烈的情感：北大真好。我怀疑那些对北大有着至情至爱的人并不是因为北大有多少名师或者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因为生活中这么多琐碎却亲切的北大所独有的现象使他们在很多年后依旧充满依恋。
除了电影，校园演出也是大讲堂最常见的用途。校园内的通俗音乐演出水准当然是成问题的，但气氛实在是有趣。北大的十佳歌手是每年评比一次的，也是那次演出，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嘘声。我不知是怎样从狭窄的门口拥挤进讲堂内的，只记得人很多，有票的和没票的人都试图通过查票员那一关，我还记得一旁有人喊：有没有共产党员，去和看门的人商量商量，把门全打开。所有的人都哄笑。大家就开始使劲地撞击门口，每个人似乎在这期间已经找到了比演出更有趣的事。最终人还是如潮水般冲破了一切阻碍。在人潮涌人大讲堂内的瞬间，我想这一定比西进运动更为壮观。演出开始时，我就开始听到了嘘声，开始是零星的，但当校领导开始他的祝贺词时，嘘声就变成一片海洋了，每个人都表现出莫大的反感。我在这第一次听到用两片嘴唇发出的如此奇妙而且壮观的声音时，我竟有第一次听到崔健的音乐那种强烈的兴奋，我怀疑北大人其实并不喜欢嘘声，只是愿意沉浸其抒发个人意志与情感的放纵之中。
在一片嘘声和乱轰轰的吵闹声中，我看完了演出，其实从始至终，我根本就没有留心过歌手在唱什么，我只是用我的心随着人群的欢呼而叫喊，随着他们的站起而站起，随着他们的嘘声而嘘声，自始至终，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喧嚣感。在大讲堂中的感觉就如置身于强烈的摇滚乐演出场所里，你始终是躁动不安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年轻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中原始的活力与冲动。我想北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很多人抱着和我类似的看法，我也常觉得大讲堂内的躁动与嘘声也暗示着北大还是充满着生命、抗争和希望的。倘若有一天在大讲堂内看演出，却是四周一片僵死的寂静，该发出与不该发出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不敢想像北大此时已经是一个什么样子了。当然。大讲堂内也会有高水平的演出，比如盛中国的专场，那时的大讲堂内也是一片专注与倾心聆听的，穿着很破的夹克衫和运动服的年青人有着衣冠楚楚的音乐会上所具有的一切礼貌和修养，北大是在该安静的时候就能表现出安静。
大讲堂拆迁前夜，似乎是一场什么告别演出，海报是极煽情的标题“告别大讲堂”。我看到题目时，怅然若失，我在北大仅仅呆了一年，大讲堂却好像已经成为我心中的某种标志。我想我已经习惯了看到三角地最东边的海报上所贴的影讯了，我也习惯于每周在那个舒适的空间里并不舒适的椅子上看一部老片子，我甚至开始喜欢了那个精神上有些问题却总是热情地向你介绍最新电影的疯癫的老人……
遗憾的是那场演出我没机会看了，我在物理大楼边摆弄着天平边想那里会不会有人哭……
未名湖的诗人，###的歌声
传说中未名湖是以淹死诗人著名的。在那些才情卓越的时代有很多才情卓越的诗人，他们喜欢在未名湖边散步，他们的眼光是迷离的，他们的举止是痴狂的，他们的心是敏感脆弱的，他们可以感受到常人无法感受到的美……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的未名湖是诗意的。但是这是一个饿死诗人的年代，北大里已经没有诗人了，北大里只有写诗的人。写诗的人往往是穿着干净得体甚至奢华的，他们一点也不诗意，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很现实乃至现世的，他们的油滑令我害怕，他们不懂得欣赏美丽和诗意，他们也不喜欢诗意的流浪，他们的精神安定懒散，他们只是喜欢卖弄文字，喜欢把自己包围在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圈内，固执地摒弃圈外人士。他们已经把诗歌变成了一种专业术语，有点像我看的物理公式，非专家是吃不消的。
燕园的记忆（3）
所以我开始害怕诗歌，不自觉地排斥诗歌。我也坚信，这个滑稽喜剧的时代和周围死般的寂静是孕育不了诗人的。况且我向来认为诗人必然是充满流浪气质的，安定的人是成为不了诗人的。
我的楼上住着两位据说是诗人的中文系才子。我听说他们都喜欢喝酒，他们喜欢在傍晚时坐在窗台上迎着落山的夕阳，手里拿着啤酒与一块钱一袋的花生米，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我觉得那样是挺有诗意的。我后来看见他抱着一箱子啤酒瓶子下楼，我问起他是否有这种经历，他笑笑说那是大一的时候了，他现在在写畅销书，以每天两万字的速度制造文字商品。我开始对诗人失望了。
再后来，我参加了一回未名湖诗会，那次是纪念戈麦的。在当时还没有拆掉的一间二教的教室里，我看到了前二十年加在一起都没那么多的怪人，很多人的面孔让我想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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