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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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
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
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
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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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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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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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弓虽。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弓虽。女干，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他的家书透露出他是那么一个感情纤细的人，当他在包围列宁格勒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被围的城里头的人，发生什么事？
我联想到另一个小规模的围城。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那个时候，距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还有十年的光阴，围城的共军本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
持久的营养不良症状是这样的：你会变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肿。你的皮肤逐渐出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质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什么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若是用一个指头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凹洞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你的头发，变得很细，还稍微有点卷，轻轻一扯，头发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你的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很酸。
你的牙龈，开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