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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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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成就有多大，李欧梵教授已在他处不厌其烦地再三陈辩，用不着我补充。还是说回那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根据杜尔，原来印尼最有名的中国故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印尼也有类似传说，只不过背景不同，梁祝是民间创造，而印尼的故事却是出自宫廷。杜尔不愧是左翼作家，有跨国界的“阶级感情”，他似乎认为来自中国的平民版梁祝要比印尼本土贵族货还要受到当地人欢迎，乃至于连里的印尼国乐甘美朗乐剧也把梁祝改成主要剧目！
这位“国际友人”为中文的左倾刊物撰稿，难免要特别强调郭若、艾青、臧克家甚至《李有才板话》在印尼翻译流布的情况。更叫人惊讶的，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印译本竟是杜尔本人动手的，以前可从未听说他会中文。除了鲁迅，他选译了贺敬之的《白毛女》，这就可惜了，一个一流作家跑去翻译这种作品，不知是什么心理什么滋味呢？我边看边想，实在捉摸不透。
我就这么站在许先生家里如获至宝地狠狠啃读杜尔这篇短文，生怕记不住资料，几乎连访问都不想做了，电视台导演一定觉得情形很不妙。好在我早说了，许先生既和蔼又热情，看我欢喜的模样，就叫我别急。他回头到另一个柜子里翻弄书刊，居然找出另一册登了杜尔这小文章的《文艺世纪》，放在我的手上说要送我。哈哈！这下*，亏我是戏子，还装了老半天不胜惶恐的样子，才万分勉强地把它好好装进书包。嘿，然后访问又能做了，还做得特别好。
陈老师的病——《探幽途中》
沪上小游，当然要拜见文坛大佬。幸蒙曾经迷倒不少大学才女，如今更见倜傥的孙甘露请饭，小宝大爷、沈宏非大爷、陆灏等俱在席上，你调侃我两句，我揭你老底，一夕胡言，不在话下。但不知怎的，大伙慢慢都把损人的话招呼到一个人身上了，反正他也不大反抗，那人就是陈子善老师。
毛尖在《探幽途中》的代序《子善老师》里说：“有时候真是怀疑，这些年一批批见天日的珍贵史料，真是鲁迅真是张爱玲真是台静农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写的吗？为什么全中国这么多人，就陈老师一个人看得出来？……说起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叶灵凤、郭建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戚，可他怎么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还多呢？”那天夜里，怀疑开始成了指控，有人问陈老师带领的那个什么现代文学史研究室其实是不是现代文学史“创作室”，还夸他和他的弟子们功夫好，学谁像谁，三不五时就又替张爱玲完成了篇她本来也很想写的“佚文”。于是我笑着问陈老师：“怎么样，最近又有什么新发现？”
没想到他竟然很正经地答道：“有篇张爱玲的东西，刚发在最新的《印刻》上了”，立刻我就哑了。见我玩笑开不下去了，毛尖迅速补位：“陈老师对学生很亲切的，那些女孩子都去他家上课。到了他家又没地方坐，陈老师只好被迫要她们坐在床边。”一天夜访陈老师那闻名的“梅川书舍”，我发现原来学生真的只能坐床边，因为满屋子书，连一张好好的床都给书占得只剩许空格。
回到旅店，翻阅陈老师两部新著《探幽途中》和《素描》的毛边本，一边裁一边读我一边想，原来陈老师有病。
在文学研究全是理论天下的今天，陈子善干的活格外不讨好。当其他行家在努力读懂吓人的术语的时候，陈老师就会在图书馆里泡旧报纸，一日一日地看，一页一页地翻。说好听点，这叫做为文学史钩沉索隐添砖加瓦；有人瞧不起他，就说这叫怪僻，甚至无聊。但你真能说他的兴趣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孤陋寡闻，是看了陈老师的书话之后，才晓得民国三大才子之一的吴兴华原来这么厉害，一生没出过国，但“他在燕京大学的导师谢迪克（HShedick）就曾表示，吴兴华是他在燕大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他的另一位高足，美国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陈子善不只善于发掘名作家的散佚作品，他更喜欢重新发现那些被冷落被遗忘的优秀作家，觉得这些人的作品不是不好，而是时运不济，后人的偏见亏待了他们。例如陆小曼，在文学史上可说是臭名远播，直到近年很红火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都还把她描述为害死了徐志摩的狐狸；可陈老师偏要说她才高八斗，散文真切，评论有见地，一切诬言纯属传传统大男人中心思想做怪。他还带点傻气地说：“也许是偏见，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选择，笔者是宁取陆小曼而弃张幼仪和林徽因的。”看来日后大伙又多一个笑话了：“陈子善？不就是那个喜欢陆小曼的家伙吗。”
为什么我觉得陈子善的工作很重要，你从我是个香港人的角度理解就行了。在《王家卫的文学老师》里面，陈子善向大陆读者热烈推介刘以鬯，说他当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来香港主编《香港文学》的功劳，更称他的《酒徒》真正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我们喜欢文学的香港人来说，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内地知道刘以鬯的人有多少呢？从前在还没接触到港台文坛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以为比《酒徒》晚了二十年的王蒙《蝴蝶》才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呢。你说陈老师这篇文章是不是替我们香港文坛洗冤呢？且想象你是个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海归”学人，温源宁自然是你这圈子里闻名的大人物，知道他的作品根本是种常识。要是发现数十年后原来已没人听过这号人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虽然陈子善不爱碰理论，但他这种看似琐碎的细活却往往起到了比理论还厉害的启发作用，因为他正在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新大陆，而每一趟发现都能引来自省：忽视刘以鬯是不是中原中心的偏见？歧视陆小曼是不是大男人主义的错？不想碰“汉奸”胡兰成是不是我们搞混了政治与文学？
陈老师的病，是文学材料饥渴症，起于无书可读的运动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时凡是禁书都坏不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了不轻信传统偏见的习惯，再不受主流重视的东西都要拿来看上一眼。又由于禁书总是要费一番力气去寻觅的，所以他练就了一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本事。难怪当年内地门禁才开，他就迅速和港台接了轨，两个岛屿的一切对他来讲都和以前的禁书一样，是被埋没了的宝。半生埋藏故纸堆中，他的心胸却是最开阔的。对着这种人，我们自叹不如，只好常常取笑他的傻劲，他也不在意，总跟着我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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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辑的藏品——《东写西读》
其实报刊编辑和作者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作家；如果真有什么不同的话，差别或许就在于作者用键盘和笔书写，而编辑则利用作者来替自己书写。一个编辑用不着自己动笔，他只需调动不同的作者，开发他们的潜能，形塑他们的风格，再组合并装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当然我们可以争辩，作者创作如臂使指，手到心到；编辑就没有这份控制作品的能力了，他不可能完全掌握每一个作者要写的东西。所以编辑的作品永远是不完整的，它永远失控。然而，又有哪一个作者真能达到令每一字都处在自己严密蓝图之中，恰如其分刚好到位的地步呢？如果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编辑的作品，那么好杂志就应该要风格鲜明气息强烈了，让人一看就感到在这芸芸作者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其手艺抢眼，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近几年大陆芸芸文化刊物之中，编辑的作家性格最突出的就是《万象》了。很多人说它“海派”、“小资”，比起北京的《读书》多了几分闲情，多了几分旧时颜色，更多了故事。其作者有现成名家如董桥、黄裳、迈克、林行止、刘绍铭和舒国治，也有许多在这里头养出来的新秀像恺蒂、毛尖和娜斯；但不论成名与否，是老或少，大家都出奇地协调，合作酿出了一股浓淡有致的清雅韵味。这本杂志背后的作家叫做陆灏，有“沪上美男子，当代邵洵美”之称，可是《万象》没有他的玉照，甚至看不见他的署名，更别提什么编者前言或后记了，实在是低调得很有性格的编辑。他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万象》，转眼就出了一本雅致的小集《东写西读》。一个惯于躲在幕后的编辑要是亲自下笔，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呢？一打开《东写西读》就见引文，陆灏放在书里的第一篇文章是《读〈容安馆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现代中国作者中最擅长引经据典、摘字取词的钱钟书的晚年笔记，全书除了引文还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觉得钱先生只不过博学，总是东抄西抄，没甚么自己见解。后来我才理解这样的书最难写，虽旁征博引，却环环相扣，让不同的文章和书籍在自己书出来的范围里相互发明相互碰撞。就像一个指挥正在驾御庞大的管弦乐团一样，你能说一个指挥不玩乐器就不算音乐家吗？整个乐团就是他的乐器。
陆灏这本集子也是他的读书札记，记的都是他读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类喜欢毁书的读书人（专有名词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达尔文，喜欢把一本厚书撕成两半，放进外套上的两个口袋，“认为这样方便携带”。大诗人华兹华斯要是进了朋友的书房，“就好像把狗熊放进了郁金香花园，他会用一把满是牛油的刀，裁开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书中每一页都留下油渍”。同是诗家，雪莱的行动就诗意得多了。他喜欢摺纸船，每见池塘，必从书中撕下几页摺成小船下水，看它们浮游徜徉。
我想起二十世纪德国大思想家本雅明，他一生痴迷收藏，不只写过许多谈收藏的文章，还为了藏书的嗜好犯穷。其最大心愿就是要“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早逝的他当然成就不了这等伟大的宏图，唯钱先生庶几近之。至于年轻的陆灏，来日方长，不妨继续革命，这种写书的态度很像一个编辑，问题是它有意思吗？也是本雅明的话，碎屑散漫的收藏集合起来会产生“新的宏发性关系”，引述回来的故事也会爆发意想不到的力量。在《举人算得了什么》一文里，陆灏先讲了一堆民国学人的逸闻趣事，最后终于说到“*”：“听朋友说，*中造反派找王瑶先生训话，不知什么原因，造反派就要动手打他。王先生一边绕着桌子逃，一边哀求：大王饶命！”。此情此景，当然可笑，但它爆发出来的那股力量欲又不是“笑话”二字可以道尽的了。
壮哉万圣
几天前才谈到，现下要禁书可不容易了，不止盗版横行，连正当的出版商和书店也都各有神通，懂得用法律的盾牌与法外的渠道左右周旋。没想到过不了数日，我就差点在北京目睹了一幕禁书秀。地点是北大附近的万圣书园，主角是老板刘苏里夫妇。听他俩说，那一天我要是早点到就能够赶上了，台湾出版界名人郝明义先生看了一下午，频呼过瘾长见识，让我很羡慕。原来今年（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几位文化管理执法人员上了万圣书园，硬要没收一本谈反右历史的书。刘老板夫妇俩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么多年以来，哪一个“主管单位”的人都晓得到了这个知识分子圣地得客客气气，好言相劝，不可硬干。偏偏这些执法人员平常大概捉惯了“小姐”据说卡拉OK和书店都是“文件事业”，属于这批执法人员的管理范围，没有闯书局的经验，于是一上来就要拿营业执照（类似香港警察去夜场“查牌”）。结果惹毛了刘老板，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要出动当地官员调解……。
说起来刘老板也是个京城闻人，经历了八十年代的风起云涌，九十年代初刘苏里在京开书店让青年学子走向世界。由于他的背景独特，有些搞“修宪”维权的就喜欢聚到万圣的加啡店里聊天，据说很令“有关部门”注意。其实这真是误会，刘苏里不涉政事久矣，他现在专心老实做生意，一门心思全在书店上。于是万圣书园就成了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不止附近的教授学生喜欢光顾，连我这等游客每回去了北京也一定要去报到。你可别以为它像台湾的诚品，咖啡店里充满了精致的摆设优雅的桌椅，空气中还有高级的乐声。不，刘太太很强调他们拒绝“小资”，一切以平实为尚。最夸张的是他们偶而还会客气请走霸着座位喁喁谈情的情侣，因为“这是一个给人讨论问题交流思想的地方”。万圣到底好在什么地方？简单地讲，就是我从来没在那里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书。尽管以大陆标准而言，它的地方不大。但是很奇怪，它摆出来的书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却一本也见不着。不像好些超级书城，你略过垃圾的时间要比真正看书的时间还多。而且不只我有这种感觉，北京“圈子里”的朋友人人都有同感。要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在万圣，任何一本书想要进门都得经过三重审核，不入流的根本上不了架。何谓不入流？为免得罪人，名字我就不说了，总之某些声震神州的文化大师全集，和包赚不赔的全国畅销书就不是他们的那杯茶。不看面子不讲关系，任你是大发行商在出版社，东西不行就是不行，凭什么你出过一百本好书那第一百零一本就一定好呢？难免有出版商给红包推书上畅销榜，也难免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为什么自己的杰作你们不懂得欣赏；更有不识时务的作者在店里吵闹，不满书的位置不够当眼。你把我们刘老板当是什么人啦？他连执法大队的面子都不给，何况你这臭老九？刘苏里说他有回火了，结果就大骂一个恬不知耻的家伙：“这么次的书，还好意思叫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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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进一步
想要认识香港的独立出版社“进一步”，你可以从它的朋友开始，也就是所谓的“进一步之友”。有一天，人称“江总”的“进一步”总编辑江琼珠很高兴地通知我：“恭喜你，我们的股东一致决定，正式接纳你成为‘进一步之友'。”听她的语气，似乎这是天大的恩典。可是我早就从古琼诗和吕大乐那里了解到了“进一步之友”的真相，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划算的事。就拿吕大乐来说吧，他替“进一步”写书，不只拿不到分毫版税，甚至还要出一笔“赞助费”。意思就是你出书的成本得由你自己负担，万一（只是万一）书卖得不错，竟然赚钱，那么这笔钱就该捐给“进一步”。你先别问这是为什么，我还没讲完呢。
据说有一次百事缠身的吕大教授迟交书稿，只是迟了一天，江总就电告他：“由于你没有按时交稿，导致我们损失惨重，所以我们一致决定你要缴交罚款，以作赔偿”。虽然吕教授位居学院厅堂，薪高粮准，但他平日奉公守法，实在没有随时交罚金的预备，于是他只好以实物代替现金。没多久，“进一步”的办公室就多了一座挺巨大的冰箱，上面贴了一张纸，写着“吕大乐敬赠”。这就叫做“进一步之友”了。不要以为“进一步”是个专门坑害友好的层压式诈骗传销机构，他们的股东不只严以律人，自己也很交足货。
为了庆贺“进一步”成立十周年而不倒之喜，他们不只在2007年一口气推出了“一步十年”系列的十本小书，还在相当高尚的中环SOHO区找了家法国餐馆祝捷。这天晚上除了十本书的作者，庄陈友社长暨全体股东，座中还有我等一众“进一步之友”，全场任食任饮，豪到你唔信。请吃饭的是大导演邱礼涛，在港片“滥拍王”雅号的背后，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进一步”股东。请喝酒的是梁柏康，平常拿药房东主的职业做掩饰，实际上也是热衷各项示威*的“进一步”股东。这两人不得了，平常再忙，也不忘“进一步”进步大业，随传随到，花钱如流水。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家应该捱得了十年的出版社。我想不出什么精确简洁的解释；答案，或许就在“一步十年”这套书里。平常圈里人谈起这家独立出版社，想起的就是它很“关心社会”，爱出一些其他人不大愿出的书，胸怀天下，鼓吹运动。果然，“一步十年”本本硬桥硬马，绝无废话，没有无病呻吟，更不讲市场噱头，一派孤身走我路的风范。就算其中有个人感怀，那也是铁汉柔情。看张炳良指点江山，在《管治香港的难题》里痛思回归十年路，身在行政会议，心是学人本色。再看许迪锵《老师没有告诉我，我也无从告诉学生的历史与文学片断及其思考》，他开宗明义地说自己从小的志愿就是当老师，至今不悔，这等豪言现在又有谁吐得出口？更厉害的是这十本书里起码有七本可以算作社运见证，从七十年代的女工夜校到内地民工的劫后余生，由轰动一时的保钓和艇户上岸，直到方兴未艾的独立媒体，加起来简直就是“四代香港社运人”的故事（正好吕大乐也贡献了一本《四代香港人》）。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内地媒体，如果今天香港有任何值得他们称羡的好处，那都是香港人自己争取回来的。这套书就是这个争取过程的侧记与见证了。为什么“进一步之友”老是引颈就戮？为什么“进一步”股东总是开开心心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进一步”还撑得下去？理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参与者有理想有热情，但又足够成熟宽容，始终相信大伙纵有分歧却还是道上的同志。遇到风浪，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彼此扶上一把。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很多人批评香港社运成果不彰力量不大，但请回首来时路，其程何以道里计？我们又岂能妄自菲薄？才走了十年，前路正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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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老板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出版社老板。把公司设在吉隆坡市内的中产住宅区，太阳之下，一幢平房，几棵果树，悠闲得没有一点做生意的意思，但是马来西亚华人圈子里的社运搞手和进步知识分子还是管他叫“老板”。于是我们来到了“老板”的基地，推开纱门，换了拖鞋，一走进去就听到他说：“先等一下，我得先安排好这位朋友的事”，然后他就继续和他的菲律宾朋友交谈。原来这菲律宾人曾是菲共游击队员，出狱之后虽然放下了机枪，从事性质和平的社会运动，但菲国政府还是不放过他。比方说这回他从香港串运归来，入不了菲律宾国境，只好取道马来西亚，找“老板”帮忙。“老板”要安排的就是他秘密归国的路线了。没错，这真是一家出版社，满房子的书和坐在地上正在包书籍的工人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只不过“老板”张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岁的年纪了，仍然充满年轻人的气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闲散地放在木椅上，说话的时候一边用脚轻踢地上的拖鞋，一边晃动夹着香烟的右手。我听他说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来的都是*，大家每天读书讨论，不知学到多少东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时候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难道坐牢不苦吗？“最要紧的是专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着外头，日子自然很难过。可是你若是用心坐牢，好好学习，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我换了三次拘留营，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八年了”。然后他又解释：“我们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罪犯，他们能拿我们怎样？至于吃，反正我本来就穷，牢里的饭比我以前吃的还要好。”
“老板”原名张永新，他这家出版社叫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不只自行出了一批另类的好书，还是各国左翼出版社的大马代理（我在他的货架上就看到印尼翻译的阿尔杜塞《保卫*》）。虽然他在五十岁那年才转行做书，虽然马来西亚的政治气氛很不妙，但还是给张老板找到了一条生路，如此一家小型出版社居然愈做愈兴旺。他想到一种“微型的全球化贸易”，串连了几个国家的左翼出版商（例如英国的Zedbooks），一齐推出大家同感兴趣的书目，然后你这里卖几百本，我那里卖几百本，环球一圈绕下来就是几千本了。原本没什么市场的另类书籍这下子不只有机会面市，甚至还能为这些出版社带来满足理想之外的金钱报答。为什么出版社的名字是“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呢？那是“老板”的终极理想，赚了钱之后要赞助学者研究马来西亚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为社会运动奠下坚实基础。他说：“其实也不用太多钱，我会找那些退了休的学者，一来他们有退休金，可以养活自己有余；二来他们也不用再受政府的限制，能够研究敏感的课题。”他轻松愉快地说了一句：“人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对不对？这样子才快乐。”其实他这间小房子老早就是个中心了。
同行的朋友也曾当过“问题学生”，他们在“老板”还没开业之前就来这地方混，关心社会策划行动，夜了就横七竖八地睡满一地。“老板”的院子停了一辆红色的生锈破车，就在其中一棵果树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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