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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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爱的喜悦和惊奇之中，让生命中的一切都充满了爱意。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让我体味世间一切事物的美，她每时每刻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我的生活变得美好和更有意义。她认识到孩子的心灵就像溪水沿着河床千回百转，一会儿映出花朵，一会儿映出灌木，一会儿映出朵朵轻云，佳境不绝。她用尽心思给我引路，因为她明白，孩子的心灵和小溪一样，还需要山涧泉水来补充，汇合成长江大河，在那平静如镜的河面上映出连绵起伏的山峰，映出灿烂耀眼的树影和蓝天，映出花朵的美丽面庞。每个老师都能把孩子领进教室，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使孩子学到真正的东西。我的老师与我相亲相爱，密不可分，我永远也分不清，我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喜爱，有多少是自己内心固有的，有多少是她赐予给我的。她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是沿着她的足迹前进的。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属于她，我的才能、抱负和欢乐，无不由她的爱所点化而成。    

学会说话（1）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来。对任何声音，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听到猫叫、狗吠，我都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学说话是很快的，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只有一个字，在我发病后依然能记得，那就是“水”（water），我经常发成“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小姐开始来教导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在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1890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们从1890年3月26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很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L这6个字母。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是何等惊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且期期艾艾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从灵魂的枷锁中释放出来，用这些断续的语言记号，掌握完整的知识并获得信仰。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内心是何等喜悦。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再也不需要别人帮我翻译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就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倘若没有莎莉文老师的天才，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会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只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孩童说话的人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所必须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感觉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的：我用触觉来把握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习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准了为止。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笑容。“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说话容易得多时，真是惊讶不已。为此，我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但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依然用这种方式同我交谈，因为同唇读法相比，手语字母更方便些，我理解得更快些。    

学会说话（2）
在这里，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对手语有些困惑不解。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所使用的一般方法，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的字母。同我谈话的人由于手指经常运动，因而手指运用得灵活自如，有些人字母拼写得非常快，就像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机上打字一样。当然，熟练的拼写同写字一样，也成了我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站了，只见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默默无声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一字音。小妹妹米珠丽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世界博览会
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后来又去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们是在3月份去尼亚加拉的。站立在瀑布边的高崖上，只觉得空气颤动，大地震抖，此时此地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许多人都感到奇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的人怎么也能领略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胜景。他们老是这样问我：“你既看不见波涛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很明显的，它们对我的意义重大极了。正像“爱”、“宗教”和“善良”不能以斤称以斗量一样，它们的意义也是无法估量的。这年夏季，我和莎莉文小姐以及贝尔博士一道，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许多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美妙的现实，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我每天都在想像着周游世界。今天；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万国馆，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各种新奇的事物。那里有陈列着欢乐神和象神的奇特市场，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里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列队而行的骆驼，再过去是威尼斯的环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喷泉灯光的照耀下，我们泛舟湖中。我还上过一艘北欧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时，我曾登上一艘兵舰，不过使我感兴趣的是这只海盗船，因为这只船上只有一个水手，他总管一切，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一面高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与大海搏斗，表现出无比的自信和高昂的斗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人只对人感兴趣”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距离这艘船不远，有一个“圣玛利亚”船的模型，我也仔细参观了一番。船长领我参观了当年哥伦布住的船舱，舱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沙漏。这个小小的仪器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它勾起了我一连串的想像：当他绝望的伙伴们企图反叛的时候，这位英勇无畏的航海家看着一粒粒沙子往下漏，一定也感到焦躁不安吧？世界博览会主席希尔博特姆先生特别照顾我，允许我抚摸展品，我就像当年皮扎罗掠夺秘鲁的财宝那样，迫不及待而又贪得无厌地用手指去触摸。每件展品都让我着魔，尤其是那些法国铜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疑惑他们是天使下凡，被艺术家们捉住而还以人形。在好望角展览厅，我了解了许多开采钻石的过程。一有机会，我便用手去摸正在开动着的机器，以便清楚地了解人们是怎样称金刚石的重量，怎样切削和磨光宝石的。我在淘洗槽中摸着了一块钻石，人们连声称赞，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惟一的一块真钻石。贝尔博士一直陪着我们，向我描述那些有趣的事物。在电器展览大厅里，我们参观了电话机、留声机及其它发明。贝尔博士使我们了解了金属线为什么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传递信息，为什么它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人类从天上取火。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厅，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那个时代中留下来的惟一记录——粗糙的石器。石器往往是远古时代的惟一见证，是为那些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的大自然的子孙竖立的丰碑，它们将永世长存。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我对它敬而远之，没有敢用手去碰一碰。从古代遗物上，我了解到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种种知识，其中许许多多都是我以前未曾听说过，或未曾在书中读到过的。博览会上度过的这3个星期，使我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从童话故事和玩具迈到了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而平凡事物的热爱。    

求　学
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刚刚学会的文字，来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和感情更美的了。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我有一本凸字版的法语语法书。我已经懂得了一点点法语，常常用所学到的新词在脑子里做练习，自娱自乐，对于语法规则或其它用语不很注意。那本语法书对一些词注了音，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我试着去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困难了，就好比企图以微弱的力量去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却使我在雨天总算有点事可做，而且确实学会了一些语法，使我兴趣盎然地读拉·芳登的《寓言》和拉昔姆的《被强迫的医生》。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提高说话的能力。我摸着书高声朗读给莎莉文小姐听，并且能背诵几段自己最喜欢的诗句。她不断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上课，学习固定的课程。那时，莎莉文老师和我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市，我们专程去探访韦德先生一家人。他们的邻居艾伦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拉丁语学家。所以，我就在他的门下开始学习拉丁文。我仍然记得他是一位温和且博学的人，主要教我拉丁语的语法，但有时偶尔也教我算术。我觉得算术既困难又乏味。艾伦先生和我一起阅读坦尼森的《回忆》一书，我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了解一位作者，识别其文风，这种感觉就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亲切又温和。最初，我不怎么愿意学拉丁语语法。因为学语法得浪费时间去分析每一个字，什么名词、所有格、单数、阴性等等，真是烦琐死了。我想，也许我该用生物学的分类法来了解我养的那只猫吧。目：脊椎动物；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种：猫。具体到我那只，则名叫塔比。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兴趣则越来越浓，拉丁文的优美使我陶醉了。我常常念拉丁文的文章来做消遣，有时则利用认识的单词造句。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放弃享受这种消遣。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刚刚学会的文字，来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和感情更美的了。就像让变化多端的幻想，去塑造掠过心灵空洞的观念，并且为它涂上多样的色彩。当我返回亚拉巴马州的时候，修学的拉丁文，刚好用来阅读凯撒的《高卢战记》。    

信心与希望
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在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上学。1894年10月，我由莎莉文小姐陪同前往就读。我特别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为了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懂得手语。我稍稍学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差不多能全部明白她所说的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威廉·泰尔》这部小说了。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字母，只能以口头教导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动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结果法语比德语进步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虽然很有意思，但还比不上《威廉·泰尔》。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想像得那么大。我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说话，而且老师也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尽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满信心苦练，依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虽然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绪沮丧，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怡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9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春天里，我们到处漫游，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睡谷”穿行而过。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这些光明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凄惨的黑云突然笼罩天空——我陷入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P·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是这样一种人——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对我们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剑桥女子学校（1）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