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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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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生活，是耻辱的。
〃有些事大概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干校翻译连的人不能想象的，那时的环境对他们的伤害，还有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含蓄地解释，〃请你就让他们安静吧，大概不会有人愿意回忆这些事了。〃
于是我称他们无名氏。那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回忆自己被迫害的往事，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多人回忆自己在那时对人的帮助与体恤，那么深情。伤痕文学成为一个文学时段，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回忆？
姚以恩：俄文专家
我自己没有做白皮书的翻译工作，我知道这事，在当时能算是大事了吧。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套白皮书留着。当时也是要那些在〃四人帮〃看来没什么大问题的人、也可以用用的人才能参加翻译工作，那是不得了的政治任务，说起来也是光荣的事啊，是他们看得起你了呢。只是他们具体的事我不知道。当时我们都是同行，都认识，但不敢串门，什么都是自己管好自己就算了，怕人说我们反革命串连。
我当时在高校的干校里，我们在凤阳，苦得不得了。劳动繁重，生活很苦，没有肉吃，而我是不吃素菜的，我只吃肉，所以我在那里更苦。食堂的老师傅都知道，到了吃肉的那一天，总是在我的碗底下先放上一块肉，再在面上给我一块。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差不多是白皮书出来的那时候，工宣队来找我回上海，一路上什么也不对我说，把我吓得半死，我以为我又有什么罪过查出来，要斗我了呢。后来是让我回学校去把《俄汉大词典》最后审完，好出版。那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开始的工作，现在重新起动了。
所以我只去了很短的干校，就回上海，做本职工作了。这一点是比较幸运的，也让留在那里的人最羡慕。凤阳那地方实在是太苦了。
我的工作是看词典，说起来比翻译白皮书要好，除了词典里的例句有时会有什么政治性错误的可能以外，还是很安全。那时候做什么事，都如履薄冰，让人扣了什么帽子，不得了的事。他们翻译就危险了，那可是白纸黑字，你自己写下来的，他们那种战战兢兢的日子我觉得是不好过。
要说那时候是在做自己的事业，没错。可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抱负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吧。后来我去参加《列宁全集》的修定工作，一生就是这些了，而我从来喜欢的，其实是翻译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我做了四十年，全是业余时间。
李天钢：上海史专家
我是十四岁左右时读到这批书的，哎哟好看好看。
那时候有一部分书是我家楼上的邻居从他工作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他借给我的时候总是叮嘱我一声，不要到外面去乱说，因为那些书总不算是当时提倡的书，有一点点地下色彩的，就是说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还有一部分是我父亲从他工作的纺织科学院的资料室里借回来的，当时好像这些书单位可以到书店的内部供应点去买。我父亲给我看这些书是觉得那时候男孩子看了书，可以不到外面去交坏朋友，拿书来把我关在家里。
当时我曾经很希望自己将来是打篮球的，我是中学的篮球队长。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书比我同时陆续借到的古典外国文学作品要好看，因为那些书里有许多贴近我们生活的地方，而中国的小说里从来不会像《落角》那样写我们的青年，还有腐败阶层的产生，那时我在中学的学哲学小组里天天学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看到《人世间》里那贪污又读职的经理，我也想，难怪要说他们是修正主义。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过《多雪的冬天》、《人世间》，那里面的惆怅给了我很大的震动。而古典作品则离开我们的生活太远了。我以为白皮书比屠格涅夫要好看。
我知道出版这些书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也许也是为了〃四人帮〃巩固自己地位以及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用的吧。当时在上海出了一大批白皮书类的书，我觉得不光是为了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用的，他用不了这么多。
后来我还看过美国的《爱情故事》，那是我看了杰克·伦敦以后第一次接触到美国现代作品。听说那是因为尼克松推荐这部小说，中国要和美国建交了，也翻译出来看看。我还记得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情形，那时学校都放了假，告诫学生都呆在家里不要出门。而我正好在学校打球，就回不去了。在学校里，看到车队经过，许多黑色的小轿车，无声地飞快地开过窗子前。
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白皮书里的历史书。我看了《朱可大元帅回忆录》。我非常激动，那种对元帅的英雄主义的记录，战争，个人生活，我觉得这部书直接影响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和好感。从此我喜欢看历史书。
我父母都是科学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我父亲在七四年去世，他对我的遗愿，是希望我将来有可能的话，就做工科的事。可是一到〃四人帮〃粉碎，可以考大学，我选择的即是复旦的历史系。
现在我做上海史的〃文化大革命〃阶段的研究，我以为白皮书对上海七十年代的读书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读书和思想都没有完全被阻断，包括那时被写作组用的翻译家和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他们至少是没有完全与自己从前的专业隔离，到一九七六年以后，他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而不需要恢复。
我是感谢白皮书的。
张献：剧作家
我是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看到白皮书的，当时我已经在工厂工作了，管着厂里的图书馆和广播站。新华书店每个月来单子，在上面画勾，然后就可以去买。我对当时的历史书最有兴趣，看到《欧洲简史》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如痴如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可以把历史说得这么精彩的书，我大概看了有七、八遍，可以背了。还有美国的三本《世界史》。
我的童年有一段很长的被孩子孤立的经历，有几年，我只能在家里，出不了门。生活很迷惘，对生活也很不满。在看《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就觉得亲切。在那时我记得自己的感觉是看到了精致和有智力的说法，可以这样来谈论人的生活和精神。看到了对这样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聪明的见解，那使我对修正主义刮目相看，觉得修正主义是聪明人。当时我还有些不解，这些书看起来有点异端的，怎么会流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没有被清洗出去呢？
其实我觉得那些书让我们思考的是共产主义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要向何处去，这样的政治化的问题，所以后来对它的兴趣就不大了。记得那些书当时许多青年都看过，后来我上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非常热衷讨论青年问题，有人在讨论中会大吼一声：〃你们到底要什么？〃
现在仍旧留下好的印象的，只是当时对青年的灰涩情绪的描写。
我的对译文的亲切感在白皮书时代的初期就形成了，不光是白皮书的影响，那些书的文字真的不错，是我当时能看到的最好的文字。当时还有一张报纸对我文字的影响力很大，就是《参考消息》。每天我爸爸下班把报纸带回来，所以他回家以后，我总很着急去翻他的包，找《参考消息》看。我的中文是从那上面学来的。还有《共产党宣言》。那是我的文字基础，而到了可以看到加缪和卡夫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找到了影响自己的文学，那是在十年以后了。
我天生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不喜欢《红楼梦》，我不知道拿起来多少次，可看不完，我总想要把它留到老了再看。实际上也不喜欢外国古典文学，不能忍受莎士比亚的那种造作，对中国传统的隔膜，我不知道是不是与童年时代所经历过的险恶环境有关系，总是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在什么地方与自己的精神需求不相宜。对的，就是不相宜，合不拢。
回想起来，对我的情感成长影响最大的，在那个时代，是《斯巴达克斯》，而白皮书是影响了我精神上的成熟。
那个时代，对西方的东西真的是如饥似渴的。不光是书，还有音乐。我在广播站工作，能够找到旧唱片来听，真的是不得了的大事。提前约好了人，然后拉好窗帘，关上所有的门窗，屏息听夏威夷吉他。对性的体验很奇怪，是在那吉他声里体会到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许多人回想起来也是一样，是那柔软的吉他声带来的。对我来说，还有绘画，那时我学了绘画，看到建筑学的书也会如获至宝，因为那里面总会有一些图片，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精致优美的东西，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我并没有少读书，只是不那么方便而已，可还是非常饥渴，每一次找到了什么，都很激动，都是生命中的大事件。
草婴：翻译家
那是七一年的时候，我因为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成为大牛鬼蛇神，被关了起来，我的妻子也被关起来了，家没有了，书全部被抄走了，我的小女儿那时不到十岁，一度一个人生活。后来就是我的胃大出血，动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差一点死了。等我的病好一点以后，就去了奉贤干校。我种菜。住集体宿舍，是草棚棚。
我没有参加《多雪的冬天》的翻译，参加了后面的书的翻译，那时大概因为我在上海编译所的时候是学习组长，所以翻译连的时候，我也做了大家的小头头，所谓最终通稿。
当时是上海图书馆308房间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小组，都是〃四人帮〃信得过的人，懂外文，他们可以去看外报外刊和最新的外文书目，由他们选择了翻译什么样的书，当时主要是俄文的，然后送到干校来，让翻译连翻译。所谓翻译连，是十五个人，从大田劳动中抽出来的，做翻译工作的，来翻译。我们这些人，不能看那种外报外刊，只能是叫做什么做什么。当时没有地方翻译，因为干校连大点的房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是在集体浴室里工作的，那里最大了。
三个人一组，一共五组。将一本书拆开来，让大家分头看，然后在一起讲故事，用这样可笑的办法了解整本书的故事，统一人名地名的译法。然后分头开始。然后一个人汇拢大家的译稿先通一遍，再传到我手里，我最后通稿。一旦完成，马上送走。干校里连字典都没有，工宣队的人逼我们要在二十天里交四十万字的翻译稿出来，他根本不懂，瞎指挥，说：〃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嘛。〃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呢。后来的《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后面的一些书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工作很繁重，精神很不愉快。其实在那时我真的愿意回去种菜的，那样精神上没有那么紧张。不管怎么说，这还是脑力劳动。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修万里长城的奴隶，不是我们要做，不是做我们想要做的，我的心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翻译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那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不因为自己翻译了它们而觉得自豪，它们浪费了我的生命，在我不得已的情况下。那些书的出版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轮不到我们来说、来想，你说，这怎么可能让一个搞翻译的人接受？从前我翻译肖洛霍夫，就是吃了那么大的苦，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是自己选择，而且喜欢的。
我们当的是翻译机器，他们要的是我们翻译，而不要我们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我们在做自己的翻译专业的愉快心情。现在，我们那些人的确都不那么愿意说起那些事，我家里连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心很痛。
要是实在要说在翻译连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后来在下面实在无法工作，于是我们比大部队早了半年回上海，天天可以回家，看到家里人。
直到〃四人帮〃粉碎，上海要把放在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拿出来，成立上海译文社，本来想要我去做总编辑，我没有去，因为我那时真的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就是翻译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我做一辈子俄文翻译，这是我的心愿，此后二十年，我就做这件事，现在完成了。
周克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我是九二年才到译文社来做编辑的，在此以前，我做了二十八年的数学教授，是因为我一直喜欢，而且实在喜欢翻译，才在中年改行。
白皮书我在印象中看过《落角》，是母亲从出版社拿回来的，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甚至也不记得故事，只是还记得它的译文，那是相当清新流畅的译文，比现在许多翻译者要出色得多。能看出来出自当时的翻译好手。说起来，是像草婴的那种清新的文风。在那样的年代读到，心里觉得很愉快，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我才记得优美的译文。
影响我的外国文学肯定不是这些白皮书，而是更早，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六四年以前读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只是在那个什么书也找不到的时代，白皮书总还是你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子，比起当时的中国文学来，它们总是好些。
刘绪源：作家
那时我已经在工厂了，非常喜爱文字，那时候凡是看到一点点好看的文字，心里都会激动起来。我还记得那时在街上看大字报，看到写得有理有据、文字干净的大字报，会很高兴。
那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书，只是渠道不同了，我看的许多文学名著都是在红卫兵组织里打了介绍信，说是为了批判用，然后到上海图书馆去借出来的。我那张介绍信的日期写了三十天，所以我在三十天里看了许多书，那时我实在喜欢茹志鹃的小说，想起来，是因为喜欢她小说里当时在中国小说里少有的心理描写吧。
在工厂时，我已经非常热衷小说。
后来就出了白皮书，对我来说，也许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向外国文学打开眼睛，从前看过一些古典的作品，但是也是泛泛而看，没有震憾我。这次不同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摘译丛书，叫《苏修短篇小说选》，什么时候看到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总是在〃四人帮〃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书里有一篇小说，写了两个兄弟，总是被人欺负，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被人打了，另一个追上打人的壮汉，要打还他，可那孩子不是壮汉的对手，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上了。那人向前走了不久，孩子从地上爬起来又追上去，再打，再被打倒在地。反复了几次，孩子已经伤痕遍体，比自己的兄弟伤得重多了，可他还是一次次追上去，再打。后来一直追到那人的家里，那个人最后跪下来求他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后来，那孩子打上了壮汉几下，也没能怎么样，但孩子心里的那种怒火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就走开了。
我当时非常震动，这种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描写，在中国小说里非常少，几乎没有到达这样的精确和有力。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些文艺摘译，当时是期刊，那里面作品的心理描写总是给我许多启发。
我想，在八十年代以后，在读到大量的西方心理学和现代哲学时，会很快接受，像弗洛依德的心理学，是白皮书时代打下的基础。
孙甘露：作家
我没有印象了，那时我应该是十二、十三岁的样子，我想我是看到过它们的，因为我对书名有模糊的印象，大概是在朋友家看到过，或者翻过。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它们是些什么样的故事了。也许因为时间太急，那时候问别人借书看，是以天来记的，总是一晚上还，或者一天就还，大概是怕别人不还，还有就是怕传来传去惹出事情来。
我还记得那些书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中间的，不是公开出版物，后面打着〃内部发行〃的小字，让人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来路不明。
那个年龄我读的是自己家里留下来的书，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什么的。要是我看到过它们，也好像是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一扇窗子，从窗子望出去看到了一些什么，我瞥了一眼，就算了。也许它们对我精神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可我看不到那种戏剧化的巨变，要是有，也是在不知不觉中。
那个时代，我有印象的是在提篮桥的小书店里买到一本康德的《宇宙论》。我喜欢这本书，可这不证明我懂得它，可能现在我也没有懂得它，别说那时候是个孩子。我常常会在房间里大声读它，是朗读，它听上去很好听。
而我最热衷读的，是当时的电影广告，报屁股上的，现在我对它们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些书，是我喜欢而且记得的，《人，岁月，生活》，《近于无透明的蓝色》，可我不能确定是白皮书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初，它们已经被混在一起。
荣如德：翻译家
我是三四年出生的，是靠稿费生活的翻译者。老实说，到六六年以后，就没打算再干老本行了，当时觉得等发疯的运动过去以后，随便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就可以了。
我参加了《多雪的冬天》的翻译，我记得那是白皮书里的第一本。但实际上这种内部发行的书在反修时代就有了。在六四年的时候我翻译了《军人不是天生的》，那时也是内部发行的，那时也是要快，也是大家一起翻译的。当时的纸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本。当时还没有成立翻译连，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工宣队抽了五六个人，翻译这本书。当时他们选择的标准，一是不是敌我矛盾的人，二当然也要是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当时不用整天下地劳动，好像又做上面交下来的事，在干校里的地位就有点特别。在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一些波澜，人们的眼光不那么友好，那时在囚犯一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内心很不光明，这是一定的，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那种围绕着你的气氛。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白皮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你敢说你不想干吗？我们翻译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劳动。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后来就成立了翻译连。那时我没有回去翻译小说，而是开始翻译历史。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译历史书，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历史，我翻译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的西苏旦史。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来找我问问，在他们翻译《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翻译了科契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对这个作家算是比较熟悉。当时他们一个人分到的都是没头没尾的几章，翻译起来很不顺手。
后来我翻译了《爱情故事》。那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本翻译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很短的时间，就送走了。我只知道是上面要，为什么要，谁要，我不知道。他们说要我们翻译大毒草，可是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去问了王老师，他告诉我是尼克松向美国青年推荐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这是我永远要记住的教训。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译的书，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干校的翻译连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里。所以我走的时候还是从干校走的，可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干校了。这件事在干校里震动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翻译连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见到家里人，是生活在一个私人空间里了，这了不得。从集中营里出来了。因为从此我就没回干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实说，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也不能说翻译白皮书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我有太强的机器感。而从此可以离开干校，这是好事。
高志仁：综合文艺节目监制人
现在我家里还留着许多白皮书，包括《爱情故事》的大字本，就是给毛他们看的那种版本。当时我在市委写作组，他们翻译组的书，出一本就送给我们一本，所以我有一套全的。
当时的白皮书，主要是苏联的，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要了解苏修的社会状况，还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需要。当时那些书好像印得并不多，《落角》印了五万册，现在看起来是大数字了，可当时的书，哪个印起来不是十几万册一印的呢。
当时在上海图书馆负责翻译组的是一个我们叫他王老师的人。他们负责选书，参加的人很多，社会科学院，大学，都有专家在做。能够用的人当时都用了，戴厚英在负责联系《文艺摘译》。当时他们出了许多书，像康德的《宇宙论》也是那时候出版发行的，那还不是白皮书，是正式发行，在书店里的书。当时对这些书的选择，有些是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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