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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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亲属照顾的关系吧。不过，上海还是为他们保留了一方小小的泥土。许多这样的小石碑一起躺着，一块块地，被忍冬墨绿地围着。那是一百多年以来，死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墓地。从欧洲漂洋过海到上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两个孩子，是因为父母来了上海，他们才来的。

这应该是个法国传教士的相册。照片里常常能看到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新建的教堂，它们一定是刚刚造好，一砖一木都在天光下闪着光。还可以看到当时驻扎在徐家汇的法国兵营，照片上一队队戴着无檐小帽的军人在帐篷前站着，仔细看，能看到队列里有些黧黑的人，让人想起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雇佣军。操场中间，有一个没有光着头的黑人，挺着肥大的肚鬼赶着一帐篷上搭着草草晾在太阳里的衣裤。

相册里有不少照片是和中国老百姓一起拍的，有坚毅皱纹的太太和一个光着两腿的农民一起站在坡上的中国式白房子前，那是刚刚去拜访了一户人家。也许他的家信了天主；一个小脚女人，坐在木头纺车前纺线，她手里拿着白色的线团，温和自如地看着照相的人，还带着一些新奇和天真。以那个时代中国女子的腼腆与拘谨，她和照相的人，应该熟若家人。也许这也是一个信了上帝的教徒；还看到盛装的旗人贵妇轻盈地站在高高的木头鞋上，依着花团锦簇的花园月亮门而立一个年轻英武的红顶官吏与凤冠霞披，遍体罗绮的夫人在家里的合影；甚至还看到上海名妓在房中抚筝，圆圆的脸上有一种灵动的神情，眼光温柔如水，眼角像中国亭子的飞檐一样，高高地向鬓发挑过去，接下来的一张，是她倚在一张法国卧榻上，像拿破仑妹妹一样的姿势。可她更宁静，看不见恣肆的欲望，也没有风尘气，她应该是卖艺不卖身的书寓。要是她就是因为偏好接触洋人，而渐渐学会说英语的陆兰芬，外国人那时称她为〃支那美人〃，是没有叫错。

当时，大概传教士是在中国真正接触中国民众的外国人了，听说他们传教不光是在教堂里，而常常走到教徒家里，走到中国人生活的地区里去。有书上说，在女孩子出嫁的第一夜，传教士常常会和女孩子单独呆上一夜，向她传教，并让她把上帝带到婆家去。当时的江南竹枝词，对外国传教士的这种作为，多有讥讽。而在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早早地设法建立了一个海外的欧洲，把自己小心躲在里面。一个爷爷在上海度过青年时代的德国女子告诉我说，她的爷爷晚年回忆上海时曾非常怀念上海，可是他不喜欢豫园周围的中国城，他说那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去那地方，因为觉得在中国的街区中国人的文化里，不那么自在，也不那么安全。也许就因为他的传教士身份，才在这本相册里有不同阶级的中国人很私人化的生活照片。他甚至还领着一大堆朋友去了豫园，他们在假山上照了相，像中国的中学生去豫园玩常常会做的那样，大家在湖石假山上各自站好，留下的照片，像一群猴子在猴山上，即使他们庄严地穿了齐膝的礼服，还拿着手杖。

在差不多相隔了两个世纪的上海，那个下着冻雨的下午，我小心翻着偶尔保留下来的相册，想象着从前用照相机留下这些照片的那个人，那个传教士。我老是看到那个穿旧式长裙的女子，渐渐地开始想象那个为她照相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

从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长满了野草的京城大殿和坚实的长城；看到了木头铺的上海城隍庙的九曲桥；看到满街挂着娟秀毛笔字幌子的南京路上，一个大汉肩扛着年轻的妓女出局，现在这张照片可以在各种版本的上海史书里看到，原来是出于这里；看到了一台崭新的燃气火车头在中国大地上像刚擦好油的新皮鞋一样闪闪发光，下面有个穿马褂垂小辫子的男人默默地看着它放出大团白色的气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设想的那样膛目结舌；还有长江上的小扁舟海上面立着一些缩着肩膀的鱼鹰，撑着船的，是面容古朴的男人，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穿着斯文的大襟褂子；甚至还有一架美丽的花轿和花轿下的新娘在乡野的阳光下活泼地站着，后面乱乱地跟着一队人，拿着东西，抬着东西，远远地从一片田地的垄上走来。在他眼睛里的中国不那么满目创伤，而有一种风尘仆仆里的安详无争以及伟岸，实在是像一个久睡的狮子。那时的天空好像比现在要清朗许多，万物都那么清晰，河水清亮地倒映着太阳光，植物的表面发着油亮的光。他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喜欢宏大的构图，很少有特写，北方的一殷长城在画面上游龙走蛇，雄壮而飞扬。在一百多年以前，是什么样的传教士，受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有这样好的照相机，这样好的摄影技术？我想，他并不是一个仇视中国的人，他的镜头很严谨，没有贬意。

相册里的照片，渐渐多了一条平静的大江，江上有帆船。然后里面有了红顶的官吏带着听差在路口迎候的照片。那年轻的官吏严肃而谦恭地看着前方，四个听差举着托盘，里面装满了中国古代的金银宝贝，我看不懂那些到底是什么。这次旅行一定是受到了中国官府的礼遇，以后，他为祈年殿照了相，甚至还去了颐和园，那是老佛爷的花园，他远远地为湖边的铜牛照了相，还有许多高官迎送的场面，那些清朝的高官，穿着貂皮斗篷，沉着色厉内荏的脸。这是照片里面出现过的最难看的脸色。甚至还有进了皇宫的照片，他用闪光灯照了高悬着〃正大光明〃的大殿，还有汉白玉石阶中间的盘龙浮雕。他参加了许多列强与清朝政府接触的场合，这也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在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外国公使晋见皇上的情形，从那些背影看，公使们的仪态远比电影里的文雅有礼，皇上看上去也不那么懦弱。

历史书上说，上海的徐家汇天主教区，是西教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重要基地，我想这该是没有说错。他们从上海去了北方，照片上沿江的新教堂上，有一个在法国的北部常常可以看到的彩色玻璃大花窗，和麦茨的教堂玻璃花窗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去了日本，印度，还有朝鲜和台湾。他们还去了中国的庙。因为有许多张照片是寺庙，其中有一张，是隆重地披着袈裟的和尚和许多年轻的小和尚，看上去他们迎在大殿外面的空地上，他们双手合十，望着镜头，或坦然，或逼视，或戒备，或诸问，他们的眼睛不那么友好，可是有礼有节，姿势谦和。那是中国传统的含蓄。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以前面对外来文化的眼神，他们全然没有同时代中国民众面对同一架相机的那种天真。

这个传教士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时的一部分中国，一页页地翻着照片，好像渐渐地就感到了他的角度和他的眼光，他从来不用人为的仰视或者俯视的角度，他构图精良，他对眼前的事物有一种发现的惊奇，就像隔了许多时代，又翻开了他的照相本的我，面对他的照片的心情。他虽然死去多年，可他那时看中国的目光，还在相册里活生生地闪烁着。

又是一个阴雨的下午，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画册，关于上海历史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在一个中国庭院里围桌而坐的两对男女，一对是中国人，另一对是外国人，那个女人穿着深色的长裙，她的脸让我熟悉，她的眉心里有一些细小而坚毅的皱纹向额头爬去。然后我想起来她就是从法国教区流落出来的照相本里的那个女子。然后我看到她身边的那个人，穿着教士的黑色长袍，腰上拖着有流苏的带子，细高个子，留着络腮大胡子，长长的脸上，有一对大张着的眼睛。照片下有一小条说明：〃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夫妇和上海地方官员〃。因为相册上的女子，我终于见到了他。他放在桌上的手指是细长的，就是它们为了那本相册。按动了许多次的快门吧。可这张照片又是谁照的呢？

　

　　
　
　　　

　　上海人杜尔纳

　　杜尔纳先生坐在露天的咖啡桌子前，抱着他那高大的狗。他很老了，他老得眼角向下重重地落下去，显得那犹太大鼻子更像悬挂在脸上似的，从前看欧洲战争的小说，纳粹杀人的时候，常常说：〃一看你的鼻子就知道你是犹太人。〃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在上面用中文写下自己的名字：〃杜尔纳〃。难为他，那个〃尔〃，还是用繁体字写的。

他看到和我一起去的皮克夫人，便用奥地利德语问她是不是去了萨尔茨堡的会议，那是上海犹太人的一次重聚活动，一九三七年以后，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坐意大利船逃往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上海接纳了二万五千个犹太难民，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大难民人数的总和。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国际犹大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回到欧洲。他也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

他是奥地利人，欧洲排犹开始的时候，他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一九四○年经历了从奥地利翻过雪山逃向瑞士，在当时的中立国他找不到地方住，找不到地方工作，瑞士没有把他送给纳粹，但不给他生活下去的可能，它像雪山一样美丽晶莹而寒冷地旁观他的挣扎。于是他从瑞士再逃往上海，在当时的法国租界里一条高尚的街区落了脚，弄堂里的中国孩子在他上街的时候常常迫着他叫〃大鼻头伯伯〃，那是种孩子温和的戏慝，惹他注意他们。一九四三年他被日本军从复兴中路的住宅赶进虹口犹太人隔都居住，直到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他离开虹口犹太人隔都，和中国妻子一起住在徐家汇，他在上海结了婚，有了家，学会写中国字，喜欢吃上海的家乡小吃。一九五二年，他随最后一批犹太人离开上海，他和妻子去日本，在日本生活七年以后离开日本去美国，在美国生活了三年，离开美国回到故乡奥地利。所以，他会说奥地利德语，日语，美国英语，卷着他的舌头。他说着说着，突然对我说：〃不过，伲是上海人。〃

他说了一句老式的上海话，然后，他说起了上海。

有时夜里做梦，又好像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法国梧桐树，在夏天的时候把太阳全都遮住了。复兴中路上有一个法国公园，里面的玫瑰园在黄昏时候香到园子外面来。拉都路上有一个犹太新会堂，里面有高背木头椅子，听拉比传教的时候可以很安静，听说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发生了火灾，把会堂烧毁了。

我说新从法那是我中学时代的大礼堂，我们排着队到大礼堂去听报告，总是把身体缩到高背椅子里面，这样，老师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有时我们到礼堂的楼上去唱歌，楼上全是褐色的护壁板，一走动，老地板就吱吱地响，尘土飞扬。当时我们都知道原来这是个教堂，可不知道是犹太人的。同学们都不敢一个人上楼，觉得的些幽暗的角落下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说沿着那条路走不远，就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餐馆，老板也是从奥地利逃过来的，里面的东西好吃，所以在上海很有名，听说那时在上海很红的宋家姐妹，也去那里吃过饭。在窗台上，逢犹太节日，就点上犹太人的九枝蜡的铜烛台。周围还有一个犹太人医院，有从欧洲来的最好的医生。还有一个犹太人俱乐部，即使是在战时的上海，遇到节日，犹太人也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用水梳齐自己的头发，到这里来开舞会，那里的地板是细条子的，房屋高大，窗外有花坛。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忘记这里是上海的什么地方。

我说是的，现在那个餐馆找不到了。那时的医院，现在是上海五官科医院，当时的房子，现在还在用着，刷成了白色。那犹太人俱乐部，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栋楼。风尘仆仆，细条子的地板现在仍旧平滑如初。外面的花坛现在也还是花坛，只不过里面的玫瑰花，现在又瘦又小，种已经退化了。有犹太人留下来教中国人小提琴，成为音乐学院的提琴教授，而上海音乐学院的提琴，一直是强项。一九九四年上海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上海重聚的时候，他们还特地回犹太人俱乐部参观，当年的人拿着照片回来，照片上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在上海长大的孩子，在上海有了爱情的青年，现在平安地生活着。

〃跳舞的时候也会有惊险的，那时晚上上海灯火管制的，开灯要先拉黑布窗帘，要是忘记了，外面就有宪兵叫，将电灯暗掉。〃杜尔纳先生说。

我很吃力地听着他的话，他常常不自禁地把德语、英语和上海话混在一起说，我说：〃那时候已经有了英特电脑了？〃

他说：〃没有。〃

我说：〃那怎么说暗掉呢？〃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上海话？我是说要把电灯暗掉。〃

啊，是的，那是老式上海话里，灭掉电灯光的意思。

他说到虹口，纳粹德国特地派员来上海督促日本占领军在崇明岛建立死亡营，可日本人没有听，他们将红口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犹太难民隔都。那是些红色的老楼房，紧紧挤在一起，那是教会的房子吧，上面有十字架。小巷子又长又窄，只能过一个人。周围有舟山路的集市，从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中国人和犹太人挤在一起卖所有日常的东西。中国人的生煎馒头，在油里炸着小葱，香透了一整条街道，犹太人开的路意斯咖啡馆里，可以买到最好吃的掼奶油。

我说是的，我去过虹口的犹太人隔都旧址，现在那些红砖的大房子里还住满了人，我去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灿烂的，隔都的围墙上，当时日本人造的铁栅栏门，现在生了厚厚的锈，可还用着。走到里面，小巷子仍旧很挤，窄小的水泥空地上有人用钢丝床晒着棉被，那是从前犹太人搭着木头桌子做饭的地方，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当时住在这里的犹太人保留下来的，有一个女子，穿着长大衣和皮鞋，站在一个正忙着的男人边上，她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搭在木头桌子角上，和四周的拥挤窘迫格格不入，就像一粒灰尘落在豆腐上一样。

现在那些房子几乎和犹太人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更老，更旧了，一九九四年有一个夫人回到这里，发现那时她家贴上去的犹太人密苏扎门饰，还留在当年她出生的房间门上。她用手去摸，里面有一些陈年的灰尘，再摸进去，好像就和小时候她的手指印子合上了。推得门进去，里面雕了菱形花纹的楼梯扶手上全是灰尘，在天晴干燥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走，它们也会兀自发出一些声响。斜斜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不知道哪个关着的门里传出细小的音乐声，站在那里，会突然感到一种宁静的感伤，就像在波兰的那些空空的犹太人隔都里可以感到的一样，那是一种与犹太人紧紧相随的东西。

隔都外面的舟山路，现在还是一样的拥挤，找不到路意斯咖啡馆了，可街上还有生煎馒头的香味。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老人，和他说起了犹太人，他从小就住在这里，他说那时候犹太人在集市里摆小摊卖肥皂，价钱便宜。为了快一点卖掉，他们常常说自己这是快要离开了，才压低价钱的。〃犹太人会做生意，会吃苦。〃老人说。这里还有许多老人记得犹太人，有过犹太孩子做童年朋友。

他说犹太孩子在上海，是动荡的，也是安全地长大了。就是在隔都里，还是有一个儿童公园，妇女带着小孩子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也有几个学校，孩子在这里学习意第绪语，每年都有孩子从学校毕业。还有一个公墓和一个摩西会堂。死在上海了，可以睡在同胞中间安息，还可以在墓碑的正中间刻一个六角的犹太星星。墓地虽然小，可不必像布拉格的那个一样三层四层地将棺材堆上去。在活着的时候，则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那四百个从欧洲奇迹般地集体逃亡上海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在上海保持了犹太教。常常还有上海女孩子做了犹太青年的女友，穿着花旗袍到隔都里来，大家就一起去维也纳咖啡馆坐坐，许多人是从奥地利来的，后来，就把虹口叫小维也纳。犹太人在上海又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容易，可是有尊严和快乐。

我说的那个儿童公园，现在还是一个儿童公园，站在人口的地方就能听到孩子在旋转木马上的尖叫声。只是多了一个黑色的纪念碑，是一九九四年回来的那一批犹太人在的时候落成的，当时他们都去参加了揭幕仪式。

维也纳咖啡馆已经不在了，中国人不习惯露天坐着喝什么。不远处的维也纳皮鞋店还在，连墙上的幌子都是原来的样子，写着〃维也纳的鞋〃，画着一个世纪初的欧洲鞋子。

摩西会堂现在是一个犹太人隔都的小博物馆。陈列着可以收集到的当年的照片，来上海的犹太人，都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费肖夫先生在这里看到了当年自己在虹口的难民身份证。这里比维也纳的犹太人纪念馆，纽约的犹太人博物馆，就像一间乡下的故居，老木头地板，很少的照片，自然的天光照亮室内的一切，一到黄昏，屋角落满了阴影，你好像能看到从俄国来的白胡子大拉比多年以前在这里走动的影子，可以闻到香油被燃烧时的气味。

战后，在隔都的墙上贴过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让上海犹太人可以找到亲人的下落，现在在那墙上，不知哪个孩子用从教室地上拾来的粉笔写着〃春天，紫红色的，大义凛然，张红是好人，武晨是坏蛋〃。

公墓现在也成了一个平淡的小公园，看不出从前公墓的样子，可听说前几年，偶尔还能在公园的某一块石头上发现刻着一个六角星星，退休了的老人们在那里下棋。只是站在薄薄的发黄的草地上，望着对面深绿的忍冬林子，能感到一些什么。那些葬身上海的犹太人，能说这里是异乡吗？在上海出生的卡拉斯诺说，不说国籍的话，上海是她生子斯长于斯的故乡。而上海又当真是他们的故乡？这就是无乡可归的犹太人呐。

他说：〃我把自己当成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全世界我觉得上海人是最好的。上海人懂得Tolerance。他们会为别人让出一块空地出来，他们是最好的人。〃

杜尔纳先生摩着他的大狗，说：〃我想回上海去啊，我不喜欢维也纳，可是我要死在这里。〃他摇着头，〃欧洲人是多么小气啊，他们真的小气，连你门外的擦脚垫子都不能移过去一分。战争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什么。上海人不是这样的，〃听他说真的十分困难，他不知什么时候就从英语变成了德语，又夹着上海话。我和朋友小心听着，然后把话复述一遍，我告诉朋友她所不懂的上海话的意思，而她告诉我德语的意思。

傍晚时候，我们在咖啡馆分手，杜尔纳先生把他的大狗放下来，一身摇摇欲坠的狗毛，狗也老了。他身后的歌剧院灯火明亮，发黑的雕像雄壮地站在屋顶上，被灯照亮了，大街上的花坛里开满了大朵的郁金香。我大声用上海话说：〃当心一点，大鼻头伯伯。〃

　

　
　
　　　

　　台唱队老师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满街全是上海春天看上去仿佛有雾的阳光，我去华亭路做一个采访，短短的一条华亭路，满目都是对旧屋和旧事的发现，令我惊奇。

小时候看惯的旧而安静与秋天老黄的梧桐树混成一体的街区里，突然出现了一栋华丽的大屋，完全的欧陆式样，世纪初欧洲最流行的明黄色，漆得雪白的木百叶门窗，阳台上三张古欧洲人严肃脸容的浮雕，像一朵落在阴雨黑湿的梧桐败枝叶中的鲜花一样，在四周的旧屋子里，散发花香一样散发着修整的强烈油漆气味。汽车飞快地掠过，但我却步步退回到从前，小时候攀进院子里去采别人院子里五月盛开的花，小小的紫色的，可是盛开在五月欧洲土地上的丁香？小时候常站在大屋对面的街角等约好的人，那用孵石嵌起的墙面，紧贴地面的地方，常出现一扇深陷的窗，窗里有时会有一个人在拉琴，我曾把它称为海顿的窗子，因为那架大提琴永远是在拉海顿，深陷入地下的窗，散发着居家的食物和家具的气味和音乐，像一个童话中的洞穴。那个式样的房子，可是来自法国？和在斯特拉斯堡的安静广场边的房子，去除了中国多年风尘和法国孩子涂得五颜六色的鬼脸图画，有完全的相似。

突然就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的是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华亭路被法国人强占为租界，外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什么更多的吗？记起来小时候，常在华亭路上的旧货店里玩，那是一排用生锈的洋铁皮盖起来的房子，里面有旧旧的白陶咖啡杯，又小又浅的那一种，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上，人们也有用这样的咖啡具喝着淡而清澈的欧洲咖啡。还有旧旧的藤摇椅，放在洋铁皮屋子的昏暗角落里，它的旁边有一旧钟，咯啦咯啦，响亮地走着。旧货店里的店员，在我的记忆里是最和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