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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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摇摇欲坠的地板上了。他摸出来一个小小的碗，一个我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青花碗。

他说：

〃少了一千，我是不卖的。我是湖南古墓里盗墓盗来的。你知道吗，要是政府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我说：

〃就怕你拿了碗去自首，警察都不愿意关你到中午，还多给你吃一顿饭。〃我们为各自的一肚子气，气得笑出来。

不一会，又有人来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脸瘦而且黄渣渣的男人。他瘦而黄的手上，托了一个发黑的银茶托。他说：

〃这是正宗的俄国茶托子，全是银丝编起来的。〃那时候天光大亮，阳光从旧旧的房子间隙里射出来，照亮了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银丝，〃你知道的呀，罗宋革命的时候，有钱人都逃到这边来，介远的路，把这样的茶托子带过来，多少珍贵。那时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还是从彼得堡来的有钱人，还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说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语，彼得堡口音的。〃

我说：〃真的啊？〃

他说：〃真的。那家的女人，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用茶托子换钱，买酒喝。到酒吧里去陪舞，连短裤都不穿。〃

我说：〃说得那么吓人。〃

他说：〃你们这种年轻人，知道什么，一共只有一本《旧上海的故事》看看。你买了它，将来还要感谢我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说，你说好了。〃

我翻起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从心里面，我不觉得外国旧货也可以算得上古董，这种东西，说不定到俄国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厨房里腌菜头的瓷缸子，上面也画了中国山水古亭子，外国人看着希奇，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

他说：〃你说好了，我也是来玩玩的，不一定要卖，这种东西不比中国古董，这里没有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东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像白求恩一样，永远不会再有了。〃

〃你要多少钱？〃我问。

他伸出细细的三根手指。

三千，这天杀的奸商。

他说：〃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应该是个读书人，才给你看的。〃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机放在一起，像考古学家在雅典地下挖出来的碎片一样。而由什么小工厂加工了十几件同样的假货，放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卖着。也没有人再轻轻地拉你一下，告诉你什么他有要杀头的东西，一动，他拿出一张生产证明来证明自己不是批发来的东西。

再去旧货街，发现那里的老房子上，个个被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拆〃字，那个街区要改建了，老房子将没有了，市场当然也要没有了。那次去，带着一架照相机，爬到一个高处，想为流水一样失去着的地方照一张相，从镜头里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红色的〃拆〃字。



　　　
　
　
　　　

　　弄堂里的春光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人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临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蹋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一八七二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像里面还有许多小国家一样，就像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人，仔细地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地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脸相。所以，在上海从小到大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是了解上海的某一块地方。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中层阶级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可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可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的娱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他们定定心心地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可一眼一眼地膘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阉的成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城市镜子里的家乡人

　　一个人无法自己看见自己，只有站在镜子前面，才靠着本来和自己没有相干的玻璃和水银，发现自己的眼睛原来不是书上写的黑色的眼睛，而是深棕色的，只有瞳仁是黑色的。

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到本来没有相干的外国去了，然后就会像站在镜子前一样，从陌生的城市里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穿着一双北方的红皮靴子到上海，在上海成长，可并不了解上海，也不喜欢了解它，我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过路人，早早晚晚是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可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歌里唱着的那故乡的小河，我没有。那小红皮靴子早穿白了鞋头，送给了收旧货的安徽老头子，我把它当成故乡来怀念。就这样忽视着自己天天生活着的地方，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结束了，我有了自己的褐色护照，飞机斜着飞上了天，越过了山，越过了海，越过了许多城市和树以及红绿灯。飞机比地球转得快，它一直往西飞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多过一个夜晚。我以为自己从此是到广阔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去找自己的故乡，其实却找到了镜子，看到的是那镜中的家乡。

对我来说，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生活二十年而对它视而不见，又可以让这个人把三十岁以后的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它的探索上，在咖啡馆里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和疑问。每次拖着箱子回来，总是再去找笔记里问题的答案。它就是那个能够让一个人把这样的旅行延续一年又一年，将一年年辛苦挣来的钱大半用光在旅途中的城市，它对我来说真了不起，每次虹桥国际机场那白色的大飞机大吼着冲进沾着污染的白云，我大多是去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带着不同的计划，可是看到的，还是它。只是它有所不同，就像在一个人的心里发生了新的爱情，那样的不同和那样的惊喜。


　　　
　　
　
　　　

　　圣彼得堡与上海红色都市的浪漫

　　彼得堡有一种只有红色国家都市才会有的浪漫，凋败的、梦幻的、稍微过了时的古典，洋溢着孩子式的激情，单纯而固执，就像上海。

在圣彼得堡期间，我住在一栋绿色的大房子里，楼厅的四角有巨大的雕像，男人和女人，裸体的，很大块的肌肉和卷发，雕像低头抵着天篷，像是用力撑着天篷，他们的颊，鼻子，肩膀，乳防，脚趾，一切隆起的地方都落满了灰。那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宅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倒了，贵族跑了，他家的房子被不相干的人住了快一百年，从来没有维修过。楼厅里有一个老式的电梯，用的是拉门，黑色的铸铁纹饰里结满了灰尘。那种灰尘腐蚀着生铁的甜腥气味，那种日久失修的电梯井里随着拉索吊上来的咸湿气味，我从德国去的圣彼得堡，这德国电梯里断断没有的气味，在我是那么熟悉，那是上海老公寓里电梯的气味。在头顶上吱吱呀呀的钢索声，让人担心下一分钟它就会断了，那是在老公寓的电梯里天天担心的事。

我住的房间原来是一大间起居室，后来的房客用木板分隔大起居室，一间做卧室，一间做画室，还有一半做客厅。躺在沙发上，能看到天篷四周那精巧的纹饰，用薄木板做的墙只做到它的下面为止，为了省事以外，一定也是不舍得遮了它。还有走廊灯照亮的门玻璃，刻花的玻璃在门上闪闪发光，像从前的钻石一样。现在门上的木头被磨毛了边，又胡乱钉了门锁、插销和挂锁，那玻璃像灰堆里的豆腐一样。

外面是长长的走廊，要是出去以前不把自家的灯打开，就比照相店的暗房还要黑，走廊里堆着木箱子、纸箱子，每一扇关着的门里面都有不同的气味，那是不同人家的不同气味，门上挂着布幔，那是竭力想要保护隐私的关系。我住的屋子要穿过整条走廊才能到厨房和浴室去，总是听到身体压在弹簧床上的吱扭声，孩子短短的笑声，电视机里的说话声，还有许多门后面繁琐而莫名的声响。走进浴室，关上门，看到一个老式的浴缸，靠水龙头的地方有长长一大条黄色的水锈。因为是公用的，所以能看到一些可疑的污痕。

它们让我想起上海租界里的那些精美的老房子，我们在这样的老房子里生活，去老房子里看朋友，那些失修的水龙头长年滴着水；屋顶废弃不用多年的暖水管子还包着一九三○年的《字林西报》；新艺术时代的黑色铸铁栏杆上生了锈，锈上又落了灰，灰没有人擦，在雨季潮湿的空气里变成了烂棉絮般的物质；从前客厅门上挂着布帘，从前起居室的门前也挂着布帘，因为现在住着不同的家庭；所有的房子里都有着堆满了废物的黑暗走廊和走廊上雕花的漂亮木楼梯。

一个城市不被赞同的历史就用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中，用自己凋败的凄美温润着他们的空想。于是在圣彼得堡，有了无边无际的忧郁，而在上海，有了无穷无尽的怀旧。

在这样的城市里，会有许多人特别喜欢晚上出去散步的，因为夜色掩去杂乱凋零和烟尘，那些过去的轮廓突然栩栩如生，整座城市蓦然回到昨天。在冬宫博物馆里，我买到一本印刷粗糙的黑白摄影画册，那是个黑衣男子的作品，大都是圣彼得堡的夜景，它们让我想到了我在上海的朋友，那个最爱深夜骑自行车、在法国城街道上乱逛的男子，他们是这样相似地怜爱晚上的老城，还有那些远比他们年长的房子。上海隆冬的深夜，常常有雾气在黑色的梧桐枝上徘徊，无风，潮湿，路灯被雾气放大，黄黄的，蒲公英花似的一大团。经过了许多失修的老房子，英式的扁烟囱，歌特式的尖顶，梧桐树干上那斑驳的颜色让人想到法国的那些印象派画，旧自行车单调的声音里，它们慢慢退去，像那个曾经是新的时代。而在春天里，旱芙蓉树下常常落满了淡紫色的花朵，遗香缭绕，远远的都能听到高处有花落到街面上的轻响。街道在静默之中好像就要开口叹息。他们在那样的晚上怀着感伤，就像追忆少年时代就失去联系的一个女孩子。

在德国准备去俄罗斯的时候，去过圣彼得堡旅行的朋友也曾赞叹它的美，他说在那城市能看到一个老欧洲，那是在德国已经消失于十全十美的修复中的老欧洲。可这细心而敏感的人也不曾提到它那忧凄的浪漫，我想他是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也许只有生活在有过西方背景的红色国家都市里的人，能够体会到那种凋败局促之中忧凄的美。

我这才发现原来上海的大街小巷里，也弥漫着那样一种阴郁的情调。它使我觉得圣彼得堡是我熟悉和亲切的，在涅瓦大街的新彼得教堂旧址，我上了楼，突然看到那革命前著名的大教堂，现在成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没有水的大池子贴着教堂四周的墙壁，可那些窄长的东正教堂的窗子，仍旧圣洁地站在墙上，彩色玻璃还像天堂的裂缝一样长长地把影子拖到池底，那里有一只蓝色的拖鞋，很凄凉地留在那里。那时我想起来，上海近着淮海路的东正教圣母大堂，从前是在上海的俄侨造的，现在成了一家证券交易所大厅。教堂的昏暗本来是为了显现烛光里白色花朵后的圣母面容，东正教的圣母像常常是画在长长的木板上，有着黑色的微微倾斜的大眼睛。现在那昏暗正好使红绿两色的股票指数更加显眼。蓝色的拱顶高高地弓着，本来是为了让唱诗班的歌声能高高地升上去，再柔和地撒下来，像是从天上撒下来的圣音。现在人们面对浮动指数发出的声音从上面撒下来，也是空旷和飘渺的声音。

华美老城那面目全非里的那一种无望的温和的咯然若失，是圣彼得堡的，也是上海的，夜雾似的隐显在红色国家的旧都市里。

我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带着人到了似曾相识的地方的那种好奇。许多在中国人中间流传的危险谣言，并没有真正吓住我，就像当初决定转道俄罗斯回上海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发生枪战、全国戒严的时候。德国报纸的头条刊载着大幅照片，有人死在流血的大街上。看着那张报纸我也没有真正害怕。在慕尼黑圣母广场啤酒花园的桌子上谈到要去流血的地方做旅游者，是不可思议的。但对我来说，是回家。

我去看了一些博物馆，就像所有的旅游者都要做的那样。在那里大多数博物馆像上海一样，对本地人和外国人是不同的票价，我第一次体会在看同样的东西却付不同的钱时，一个外国人心里小小的不平。我对那小窗口说：〃这是不公平的。〃

里面的人没有表情：〃不说英语。〃

这时有一个女人转过身来，她帮我买了本地人的票。然后对我说：〃不要争辩。〃她的眼睛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是淡淡的褐色，像黎明时的星星。然后我和她在一起通过检票口，顺利地走了进去。

她说了一口好英语，我吃惊地望着她，问她是从哪里学的，她说就在圣彼得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有去过外国。她说圣彼得堡不像莫斯科，有许多人喜欢学英文，大多数年轻人会说英语。

她站在那里，微微扬着下巴，戴着一顶深绿色的古典的帽子，像画里的圣彼得堡贵妇，还有绿色的紧身大衣、胸针、精巧的靴子和手袋，她说着一口好英语。

我以为自己遇见了圣彼得堡的老贵族，就像在湖南路上可以遇到大资本家的小姐，在红宝石的咖啡小桌子前可以看到头发如雪的二十年代绅士。从前的上海在他们的嘴边活着，像一个传奇。然而她大声笑起来，她提醒了我，我才意识到圣彼得堡是曾经有许多贵族，可那是七十三年以前的事，而在上海是五十年以前的事，遗少尚存。而她，不是贵族，甚至也不是贵族的后代，在圣彼得堡有贵族的时代，她的祖上在涅瓦大街上开过一个小店铺，卖皮草。她是平民的后代，在繁华过后的大街上长大。

可她还是与众不同，手袋优雅地挽在手上，还有脸上礼貌的神情。我在莫斯科的房东是出名的美丽女作家，她用作家代表团在德国访问时带回来的科隆香水，吃在莫斯科传销的美国减肥药，可走起路来将身上的长大衣雄赳赳地鼓出一阵风来，是红军女军官的本色。而她，像是泊来的。

他说帽子是在涅瓦大街的百货店里买到的，她常常到商店里去逛，常常可以在一个让人不注意的小角落里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一个奇遇。帽子上的羽毛自己配上。然后自己买了布料做大衣，因为不可能再买到和它相配的大衣。手袋是从一家小店里找到，然后自己改造过的，靴子则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鞋厂里，找到相熟的厂长，按照外国画报上的式样，便宜定做来的，几个朋友，一人一双。

是的，就像七十年代中以后，在淮海路上散步的上海女子一样，是自制的时髦版本，从想象到品味都相似：有一点古典的花哨，紧紧的收腰，拖地的长裙，领口许多蕾丝，金饰衬托白到透明的皮肤，那是过去一个繁华都市在被简朴为荣的新时代淹没以前的时尚，也是她们如今心仪的时尚。但她们所做的不过分，因陋就简的衣服与世道不可能太精致。聪明的女子将它的式样简单化，生活化，是为了掩盖局促。预防真的捉襟见时。她们苦心经营自己衣裳的过程也相似：面对粗糙商品那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一双锻炼出来的巧手，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友，还有对私人喜好的珍重。她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