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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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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帝在履历片批语中用了许多大白话,以记录对所接见官员的印象,诸如“苍苍儿的”,“太聪明伶俐人”,“恐软些”,“可怜见儿的人”,“似夯些”,“似婆婆妈妈的,好人”,“似内少藏鬼”,“油气些的”,“里性儿大汉子”,“浊胖子”,“丫头是(似)的一个人”,“气局少卑寒些”,“一脸酒气”,“人扪些”,“似呆气”,“周钟宣一案之老贼”,“聪明乖巧人,乾清宫引见,吓着了”,“性急,公子哥儿,良心似有”,“谈语呜噜呜噜的,不真,非诚人也”,“人似混账”,“只恐福寿差些”,“好福相”,“尚性的老头子”,“瘦小身材,而不寒陋”,等等。这些话在皇帝的上谕里、御制集里绝对见不到。在那些正式发布的文献中,皇帝板着面孔教训臣民,行文庄重,词语典雅,扮演的是威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角色,而在这里却充斥着民间流行的俗语、俏皮话、大白话,把对人的看法,从长相、秉赋、性格、能力各方面表达出来。这种场合里的君主是一个通达民情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是一个人,而不是人神之间的怪物(所谓真龙天子)。    
    总之,从引见活动中的待人接物及朱批的行文遣字,表现出雍正帝凡人的一面,即他也有人性,也讲家人亲情、君臣感情,深知民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臣民之情,所以我们说雍正帝虽然赋性严酷,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


帝王趣话第3节 雍正帝与道士贾士芳

    雍正帝与佛教关系密切,前已说过,其他记述者亦颇多;而他和道教也大有瓜葛,然介绍者较少,这里略述一二。    
    康熙五十五年(1716)秋天,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接到门下人戴铎的书启,信中写他往福建上任路经武夷山时,看见一个道士,“行径甚怪,与之交谈,言语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并不离奇的话,却使胤禛像吃了一副兴奋剂,满有兴趣地在书启批语中追问戴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戴铎遵命回禀,说他见到道士的时候,暗中问主子的前程如何?道士回说:“乃是一个‘万’字命。”戴铎又说详细情形等将来到京时再行禀告。胤禛见信后异常高兴,在信上批道:“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他把道士看作异人,能先知先觉,能言人的祸福,能预卜人的未来,得与这种人交往,当然是福大命大有造化的人了。道人说胤禛是“万”字命,就是说胤禛将离开雍亲王府邸,龙飞九五,进入大内,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胤禛在欢快之余,也还有点不满足,就是戴铎没有把道士的话详尽写出来。他急于知道究竟,等不得戴铎回京,就命令他将道人所说的话“细细写来”。胤禛对武夷山道士的话,如此关心、重视,无非是因为有“万”字命的内容。这可是当时胤禛哥儿们都关注的事!胤禛的八弟允禩在京中,请相命人张明德看相,张奉承他是“贵相”,必将“福寿绵长”。胤禛的另一个弟弟抚远大将军允在西北军前让张恺算命,张献媚地说他:“元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皇子与三教九流结缘,都希望有朝一日应了术士的话登基称孤。他们的父皇康熙帝认为张明德是教唆允禩夺嫡,而将他处死,允禩也因此落了不是。可见这种算命是犯罪的行为。戴铎对武夷山道士的话总是不敢详述,也正是怕泄漏出去获罪。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中,出世的道士并没有超凡脱俗,也成了皇子们的谋臣策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件雍正帝手书的给地方大吏的密谕,他亲自抄了好几份。内容如下: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个朱谕没有署年月,然雍正八年(1730),他身患重病,这个密谕大约是为此而发,他急需高明的医生。正由于这种需求,道士贾士芳与雍正帝再结缘法,并因而丧命。贾士芳原是京中最有名的道家圣地白云观的道士,怡亲王允祥认为他“精通医术”,把他荐给皇兄。雍正帝召见后,感到他虚诈不实,就打发出去了。    
    贾士芳于是浪迹河南,很有名气。浙江总督李卫慕其名声,为执行雍正帝的密谕,再次把他推荐过来。雍正帝命河东总督田文镜将贾士芳送到首都。贾士芳开始给雍正帝治病,大显身手,疗效甚高。雍正帝十分高兴,寄字给宠臣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一变为受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那知九月间皇帝突然将他下狱议罪,十月即行处斩,连家属也遭到惩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贾道士给雍正帝治病,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诵经咒,只听念道:“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雍正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心想:我这个至尊的皇帝,不过是老天的骄子,还听命于天地神祇,你一个方外的道士,居然要天地神鬼听你摆布,这不是亵渎神明吗!你不就是大逆不忠的反贼吗!当然要捉拿问斩了。其实雍正帝的恼怒,更在于他认为贾士芳的治病,目的在操纵皇帝的健康:“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贾士芳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开这种控制皇帝龙体健康的玩笑,他给雍正帝治病,当然要竭尽全力将皇帝龙体治愈,可是雍正帝的感觉也不是发神经病得来的。事情可能是贾士芳综合使用催眠术、按摩术和气功给雍正帝    
    治疗,而自身功力不济,令雍正帝时而有疗效感又时而失望,因此认为其欲操纵龙体康宁。贾士芳行“以手按摩之术”,无疑施行按摩术,同时“口诵经咒”,装神弄鬼,以“驱神”为皇帝疗疾,而他本人也可能会点气功术,在向皇帝发功。按摩术、念经咒,诱导皇帝进入睡眠状态,以便得到休息。按摩术、催眠术、气功施行疗效如何,要视施术人的功力来定,还要被施术者的配合,因为被施术者的心理、情绪和精神状态同样影响治疗效果。    
    看来,贾士芳多少有点功力而又有限,他从河南初进宫时,雍正帝对他期望甚高,与他配合得好,因而有些疗效,待后功力不济,以装神弄鬼欺骗皇帝,为雍正帝识破,要了他的性命。贾道士未卜自家生死,当然算不得什么异人;雍正帝大耍君威,喜怒无常,也绝非厚道之君。贾道士的遭遇,倒是正合“伴君如伴虎”的俗谚。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1)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在世之时,都被民间指责有十大罪过,指斥雍正帝的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如此咒骂皇帝的文件,赖有雍正帝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予以保存(《大义觉迷录》;收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乾隆帝登基将《大义觉迷录》作为禁毁书,不许流传。而辱骂他的是“五不可解、十大过”,是民间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写的所谓“奏稿”,乾隆帝于十六年(1751)兴起大狱,而文献今则无存,令后人只能知道他的两条罪状:南巡;杀大臣讷钦。同样是责难皇帝有十大罪状,一个是公布,一个是销毁,于此让我们看到两个皇帝有相异的心态,不同的政治作风和性格,必定会有不同的政治举措,是以我们有兴趣研讨乾隆帝继位之初的政事,并由此窥视乾隆帝的政治理念和性格。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所谓去烦苛,施仁政,暂停贪官的追赔,起用废员,为政治犯及其家属作某种程度的平反,不许报垦荒、报路不拾遗及献祥瑞,但有的初政反对的事情,过后又肯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初政是在翻前朝的案,只是制度性的政事未作更动。乾隆帝在施行宽严相济的方针和宽平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产生,除了乾隆帝赋性宽仁因素之外,是在皇孙、皇子时代逐渐形成的,他接受康熙帝的宽仁思想熏陶,鉴于雍正朝严猛政治的某些不良影响,以及他在谋求美誉(好谀邀誉),树立个人的权威所导致。    
    现在我们来看乾隆帝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乾隆帝继位的第五天颁布大行皇帝遗诏,就其内容来看,自然有的是雍正帝遗愿,有的则是乾隆帝的愿望,下引的一番话应当是乾隆帝的意见:    
    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例者,仍照旧例行。(《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十三年八月己丑,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乾隆帝借用雍正帝的名义,在这里提出治理天下的宽严交替使用问题,初步表示改严从宽意向。一个多月后,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交待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2)

    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的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和谐。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十七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乾隆帝说:“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元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同月训饬陈奏诸臣,所言之事“不能适合厥中”。四月殿试策论,以执中问于贡士:“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于严,则非中也。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清高宗实录》卷十六)话休叙繁,征引就到这里。乾隆帝的意思,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不可偏废一方,应当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说他施行惇大宽政不久,臣下“渐错会朕旨,而趋于废弛之意,朕滋惧焉”(《清高宗实录》卷十二)。让宽与严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偏于一边。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清高宗实录》卷十四)。    
    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政治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帝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讲到康雍两朝为什么会有相异的治理方针:“圣祖时,疮痍初复,非遍复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但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来“廓清厘剔,大为之防,其流将溢漫而不可以长久”,因此进行整顿改制(《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他讲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自施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呢?他不好细说乃父的坏话,惟说臣下奉行不善,出现烦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变,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雍正帝的严猛政治,令许多官僚不安不满,将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来讽刺,讥笑他是“爱银皇帝”;对他的打击允禩党人,就有官员谏议他“亲骨肉”。乾隆帝将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所以继位就对官员和宗室成员施恩。    
    乾隆帝的赋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着温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遗诏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话(《清高宗实录》卷一),应当是雍正帝的原意。乾隆帝自谓皇考屡次教训他,说他“赋性宽缓”(《清高宗实录》卷四)。礼亲王允礼说在雍正朝,作为皇子的乾隆帝“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谕教”(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允礼《序》)。大学士鄂尔泰在雍正朝经筵会讲中,见皇子乾隆帝“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乐善堂全集》允礼《序》)。这些人都说乾隆帝性格仁慈、好善、温和而严肃,同宽严相济的政治观相吻合,而尤近于宽仁。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3)

    乾隆帝自身,在皇子时代,将自家的居室命名为“乐善堂”,雍正八年(1730)汇编诗文集,名曰《乐善堂文钞》,乾隆元年编订成《乐善堂全集》。以“乐善”为名,反映他的一种理想,自云取这种堂名,是予人以善的意思,因为给人以善,所以最为欢乐;而善是什么?是孝弟仁义,是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乐善堂全集》卷八)。作为皇帝,主要是仁以恤下了。在文论中,乾隆帝阐发宽平之政的政治理想,他在论述唐太宗、宋太祖时,赞扬他们“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为何实行宽平之政,乃因它能赢得众人之心,他理解孔子的“宽则得众”观点,是“自古帝王受命安邦,遐迩向风,熏德沐义,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惟宽能并育兼容”。他的结论是宽能得众,而宽是仁的体现。如果不行宽仁之政,“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乐善堂全集》卷一),又有何益?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针对乃父政治而言。宽仁的对立面是刻薄,因为刻薄失掉民心,故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尽于锱铢,掊克罔不在位,于是民心已瓦解矣”(《乐善堂全集》卷六)。    
    乾隆帝宽仁思想的产生,受康熙帝的影响。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天起被康熙帝抚养于宫中,深受宠爱。他非常感恩,无论是在皇孙、皇子还是在皇帝时期,都对康熙帝异常崇敬。他是善于自律的皇孙,虽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如其自云:“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乐善堂全集》卷八)。他接受了康熙帝宽容的政治观念,所以在讲到康雍两朝政治的时候,对乃父总是用整风饬纪来概括,而对乃祖则是推崇他的宽仁。如云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惟务以深仁厚泽,沦浃中外,俾涵泳优游,四方从欲”,民得其乐(《清高宗实录》卷五十)。又说康熙帝的包容:“皇祖临御日久,天复海涵,臣工贤否,无不洞悉。晚年多所优容,大臣中或有徇情纳贿之弊,岂能逃皇祖之圣鉴,但不欲深究以保全之”。(《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五)包容贪官,本来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乾隆帝却是有条件地予以赞    
    扬,可见他对乃祖崇拜的程度。    
    总之,乾隆帝少年时代从乃祖康熙帝那里接受宽平之政的理念,有着仁善的政治观念,向往宽平之治,以宽为表,以仁为实,希望用宽恤获取众心,营造太平之世;成年后鉴于乃父雍正帝的严猛政治的弊端,深明利弊相循的道理,更加明了实行宽平之政的必要,即位后决意施行宽严相济的理想。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4)

    上面从政治观念考察乾隆帝的施政思想及其来源,但是还有一点不宜忽略,这就是他的邀誉意识,而且在初政期间有其强烈性。乾隆帝爱听赞扬、奉承话。左都御史孙嘉淦于乾隆元年上半年上“三习一弊”疏,谓人君“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孙文定公事略》)。孙嘉淦的上书属于谏议性,并非说乾隆帝犯了三习一弊的毛病,提出来加以警惕,乾隆帝也表示赞赏他的见解。但是任何谏言都不会无的放矢,孙嘉淦看出乾隆帝有喜谀喜柔的问题,故而提请皇帝注意。二年(1737)十一月,乾隆帝刚刚释服,御史陈其凝疏陈“二欲宜克,三私当省”,三私中有一私,是“好谀”(《清高宗实录》五十七)。他同孙嘉淦一样,提请皇上警惕好谀等毛病。乾隆帝好谀对初政的某些决策,不能说不起作用,他需要标新立异,要与乃父有所不同,改动前朝的政事,以显示他的才华和仁爱品格,树立自身的新朝的形象。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不一定在初政时期急急忙忙地去做,如对宗室政治犯的宽贷,前几朝都是慢慢进行的,多尔衮的事,顺治帝不许变,康熙帝维持不动,直到乾隆后期才作出改正。    
    乾隆帝这时忙什么,不能说不同邀誉有关。为着邀誉,他不自觉地说一些过头话,过多地否定前朝的业绩,而后慢慢地把其中的一些话收回来,恢复到前朝的状态。对于他的改变政策及心理,藩属国朝鲜使者将耳闻目睹的情形及搜集到的情报,汇总起来,对继位初年的乾隆帝及其政事作出这样一些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三),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1965年版)。“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政令皆出要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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