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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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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他又对熊向晖说：斯大林是一位很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蒙哥马利作了调查，又同熊向晖谈这些涉及到接班人问题，很明显，是在调查中国继毛泽东之后，谁会是接班人？
蒙哥马利称之为“战略性调查”。
这一情况，陪同蒙哥马利参观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这一情况，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本来没有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的活动，他就临时和刘少奇商量。
因为周恩来作为党内高层领导人，对接班人的问题很早就有所认识。是否安排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就是想让蒙哥马利看一看：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让蒙哥马利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是否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
22日下午，刘少奇就会见了蒙哥马利。
9月23日，熊向晖同浦寿昌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蒙哥马利在猜测谁是主席的继承人。”熊向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蒙哥马利参观访问的情况后说。
“继承人？这个用英语怎么说？”毛泽东问。“Successor”熊向晖答。
“这个词我认识，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了继承者了？”毛泽东饶有兴味地沉吟，“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没有土地，二没有财产，继承我什么呀？这是资产阶级的用法，无产阶级只有思想理论、路线政策，没有什么继承，‘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叫‘接班人’更好。”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说：可能是。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也没有写遗嘱，没有明确，这就乱了。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无人拉缰，肯定要乱。我们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在七大就已经明确了，到八大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党派、兄弟党都参加，完完全全、自始至终公开，毫无秘密。八大新党章中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来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来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一共有5个中央副主席，排头的是谁呀？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在此之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第二天，蒙哥马利到武汉东湖会见毛泽东，从晚上6点半谈到9点半仍未谈完。但是，这一次蒙哥马利没有问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主动说“接班人”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第二天另有安排，蒙哥马利说明晚再谈时，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自始至终没有涉及到“接班人”问题。
但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转机来了。毛泽东可能想当面向蒙哥马利谈清楚自己的“接班人”问题，让这位元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第三天下午，蒙哥马利又见毛泽东。
毛泽东说：“元帅，你是特殊人物，你身体很好。可以活到100岁。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过5年就见马克思了。”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笑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再过5年就满73了……”
“我访问了许多国家，很多领导人不愿谈自己的继承人……”蒙哥马利犹豫一下，借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主席是否现在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很明确，早就定了，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是我的接班人。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大手一挥，毫不犹豫地说。
“刘少奇之后呢？是周恩来吗？”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吸一口烟，悠然道。
毛泽东选定了“接班人”。而在“接班人”刘少奇面前，国民经济的形势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严重困难。
然而，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怎样去解决面临的困难？
“接班人”怎样对待调整？刘少奇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励精图治，开始了扭转困难局势的历程。
刘少奇也开始了他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治国历程。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1）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揭底，要对困难估计够、估计透，“还它个本来面目”
冬日的北京，寒风刺骨；长安街上，人来车往；天安门在皑皑白雪中伫立，人民大会堂里却是已经有了融融的暖意。
1962年1月2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刘少奇那特有的铿锵有力的话语：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会议的规模、参加的人数，都超过了历次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包括中央负责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各省、地、县、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扩大到7118人。因此，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为什么要召开一次这样规模空前的大会？
各路诸侯，一方水土的“父母官”，都希望听一听中央的声音，更希望听一听毛主席的声音。
形势的确困难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工业滑坡也已停止。但是，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境地：长期以来的“打破平衡”，“大跃进”，使各条战线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供应紧张的局势仍很严峻。同时，由于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形势的认识还不统一，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战略转变准备不充分，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严重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很多地区和部门仍然徘徊观望，影响了调整政策的贯彻执行。
虽然中央下了决心，但全党的决心还没有最后下，还没有使全党统一思想，全力投入到调整中来。
因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会议上宣布说：根据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见，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调整工作。政治局要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个报告。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12月11日，邓小平作国内形势的报告。
在邓小平作报告时，刘少奇插话说：
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后如果再搞这种事情，要开除党籍，或者至少要受纪律处分。
刘少奇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就否定了上半段。
自此，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61年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的第一稿后，找参加起草报告的陈伯达、吴冷西和胡绳谈话。
刘少奇劈头就说了自己的意见：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地说就是：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不反“左”只反右、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纠正。
刘少奇嘱咐说：你们这些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错了政治局负责。
1962年1月9日，报告形成了第一稿，刘少奇当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几易其稿，自1962年1月17日至24日，他就先后主持了8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修改。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明确说：
现在有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么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的确如刘少奇所说，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何等容易？
这是中央的想法：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力进行调整。
但是，各路诸侯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想听一听中央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各县的负责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毛泽东怎样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这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毛泽东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轨道。
毛泽东后来在无锡同华东几个省的负责人说：明年（1962）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次会议（七千人大会）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薄一波回忆说：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回忆说：
我带领江苏的省、地（市）、县及部分重点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赴京参加了会议。当时大家曾想：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呢？……我领会，中央请全国几级干部都来参加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来认真总结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统一思想，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这毕竟是比较上层的领导干部的心情，相对而言，来自最基层的干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当时普遍的心情。
他们毕竟是最基层的“父母官”，面对困难形势，他们的心情在没有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当时，有很多县委书记从未到过北京，当他们入住高级宾馆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中共龙山县委书记王福彬回忆说：
当时，我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也是如此。全县农业生产已经连续三年歉收，农作物收获面积由1958年的92万亩下降到78万亩左右，粮食产量由1。65亿斤下降到1。25亿斤左右，粮食平均亩产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于1958年“大跃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兴起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做法，使整个工作十分被动。1961年，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工作中“左”的错误还在延续，干部作风问题也不少，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现象时有发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恐怕也是高层领导人所听不到的吧！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上下通气”。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齐心协力找出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分发到与会者手中，要他们集中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的反映。同时，成立了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
从各方面对报告反映的情况看，与会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疑问，比较集中的是：“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问题。“左”和右，实际上是根本。
根据反映，1月17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初步修改。来自上海的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称之为“柯老”的人物，作为“大跃进”的鼓动者和力行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代表们就“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了担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办法鼓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几种地区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亿斤的指标。
柯庆施说，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针是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看问题向来是很透彻的，这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庐山会议后，全党上下怕右，“宁左勿右”，以至于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都是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
彭真披肝沥胆，直话直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顺着彭真的思路，邓小平接下来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觉到，有毛泽东这个表态，就更无顾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0。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这番话，实际上后来毛泽东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将会议延期，开了一个“出气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说：《农业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刘少奇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柯庆施的发言中，存在的还要肯定《农业纲要四十条》，看来还要来个“继续大跃进”而说的。可见，统一党内的思想还是要经过争论的。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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