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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清白于毛泽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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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的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ll、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中，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二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受到问题的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人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谈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的李产，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书记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招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委、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于病中
附：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　路石摘录
（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二）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三）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风，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四）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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