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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清白于毛泽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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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1956年6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6月13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8页）
在当时中央领导层，毛泽东是少数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搞指标。”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第158页）
毛泽东这—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其他什么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煸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关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
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少奇、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想法是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马林科夫没有时间和机遇获得成熟的经验，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公开，而是以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为由而提出：“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国家主席党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规定，就是为有一天毛泽东从党的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为毛泽东设立的荣誉职务。
自从苏联赫鲁晓夫举行宫庭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为选拔培养接班人费尽了心机。他胸怀大局，谦光自抑，选贤让贤，谦卑退让，实为全党楷模。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夙愿终未实现。这是毛泽东的憾事！中国共产党的憾事！中国人民的憾事！
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等到一线，而他自己则居于二线。到了8月间，事态表明刘少奇、邓小平头脑发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种种“左”倾错误，搅乱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进行整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招致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对他们则仍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从错误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协助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推向前进，以实现中国历史的跃进。故而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决心不变，尽量给予刘少奇、邓小平以更多的实践机会，以使他们在不断的锻炼中成熟起来，而于适当机会把权力交给他们。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对属下的宽厚、关爱和信赖，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倚重，全党同志都是十分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些别有用心，对毛泽东恶意中伤的人，他们除了暴露了自己的肮脏嘴脸，决不会收获别的什么。
六、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刘少奇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试典工作及其许多讲话，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主要责任人邓小平在舆论宣传工作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日报》登了许多坏文章、坏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主要问题是：其一，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二，是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其三，大刮“共产风”，穷富拉平，剥夺农民；第四，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开始，首先由毛泽东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接着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义》（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一个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1、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我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2、讨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泽东千辛万苦力纠“左”倾错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要点：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指出人民公社，要么亡，要么不亡 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本书第11页。）。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虽然压缩了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但仍然偏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五、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有用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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