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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苣芽�发和利用南洋物资来挽救它目前经济上的困境。相反，日军在南洋作战中消耗沉重，得不偿失。所以，日军目前的物资来源更加短缺，经济困难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军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就不得不变本加厉，不得不提出“确保华北”作为其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兵站基地”的口号。　
敌人要确保华北，须先确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是华北主要产棉区与产粮地。军事上冀中是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与北岳山区唇齿相依。　
故敌人把冀中平原与八路军的关系比之如滇缅对于中国，乌克兰对于苏联一样。因此，这次日寇对冀中的“扫荡”，既在于置我边区军民于死地，又为了从冀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以解决它由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使战争能够维持下去。　　　
从冀中开刀（9）　　　
如果把华北日军比作一群饿狼，那么冀中就是一块最让他们垂涎欲滴的肥肉。　
既然首选作战地区已定了下来，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办法，使这一“非治安区”迅速转化为“治安区”？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提出不搞“扫荡”，而是多安据点。他说：像一阵风似的讨伐，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讨伐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旦接到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　
所谓“居座战术”，就是日军稳坐据点中，一旦发现敌情，再猛扑过去。日本人当时曾得意地把这种作法又称作“猫扑鼠”战术。如果冀中地区敌人的钉子越安越多，据点里的兵力越来越大，无疑将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不过，这一次，冈村宁次却没有采取这个建议，他认为“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必须“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然后方可照110师团所建议的那样做，如此“经过长期努力”，“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方可达到目的。如此“以压倒共军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冈村宁次坚持像多田骏“扫荡”十分区那样先集中兵力“讨伐”，然后再分散兵力“治安”。先予对手以猛烈的军事打击，然后再实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进攻。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冈村宁次的选择已为1942年的“讨伐”作战证实是正确的。相反，冈村宁次对41师团提出的“撒网”战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采纳。这种战术的具体做法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显然，这种后来被冀中百姓称为“拉大网”的做法，是不适用于山地的。据称，这是日军为此次“扫荡”专门研究的战术，并为此进行了训练。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几十颗留着平头或是光头的脑袋，几十双戴着眼镜或不戴眼镜的眼睛，都在望着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这时，他或许要对他的部下们简洁地说道：“如能全部控制冀中，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剿共’工作可谓初步完成。”　
石家庄会议后，驻华北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　
箭在弓上，已是不得不发。　
头狼已经下定了决心，整个狼群跃跃欲试。　
3月28日，日军人事局长富永专程来到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和授勋证书。并对冈村宁次说，此军功章本只能授予大将，这是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3月30日，是冈村宁次很得意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同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东亚总动员之参战体制下，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务，以剿灭‘共匪’，确保‘治安’。”　
参考文献：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1期、第50期、第2期、第12期、第22期、第9期、第23期、第39期、第24期、第30期、第10期、第44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②《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日）井本熊南著，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③《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卷。　
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⑥《星火燎原》选编之五、选编之六、选编之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⑦《冀中抗战简史》，河北省军区编写，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⑨《反战士兵手记》，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⑩《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炎黄春秋》，1989年第5期。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我在之光县坚持抗战的岁月》，窦森瑜，石家庄1989年油印本。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从冀中开刀（10）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第四章　等待狼群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1）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人要“扫荡”什么地方，是会有种种迹象的。　
从大的形势来说，日本人要“扫荡”某个根据地，一定要先千方百计地进行“蚕食”，压缩我们的活动地盘。冀中“五一”大“扫荡”自然也不例外。聂荣臻指出：“日本侵略军从1941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2/3。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日方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冀中地区敌情要图（1942年3月中旬）》一图。据老人们说，这张图反映的情况，大体上还比较客观。从这张图看，在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　
冀中根据地南北两侧，被敌人“蚕食”得尤其严重。北边大清河北十分区所辖地区，1941年6月大“扫荡”后，已基本沦为敌占区，成建制的部队已难已立足。南边石德路两侧的六分区所辖地区，也被“蚕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东部不大的一块地方。西边“宁晋、赵元宁、栾城、藁正获等地区则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除有少数游击队从事隐藏活动外”只能不定期的派小部队（一、二个连）深入“赵元宁”地区进行短期的隐藏活动，大半也变为日本人的天下。靠近平汉线的九分区，潴龙河以西沿铁路线的高阳、蠡县、清苑一带，已是岗楼林立，公路深沟如网。日本人且已越过潴龙河，向肃宁北部一带“蚕食”。靠近津浦路的八分区，据老人们讲，当年在几个分区中，是顶敌人的“蚕食”顶得比较硬的，子牙河以东地区也仍遭敌“蚕食”。位于冀中腹心的七分区，也被“‘蚕食’了450个村庄，”连同安有据点的村子，占全分区村庄的1/3。只剩下约千把个村子（有的人甚至说最多只剩几百个村子）那么一块地盘，还算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在深武饶　
日方资料载“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地区形势要图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带像点样的村子，不是住着队伍，就是住着机关。可见，当时我们的回旋余地已是相当狭小了。　
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除了从大的形势判断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外，敌人要“扫荡”，还一定会有许多具体的征兆，如修路、抓伕、屯粮、调兵，等等。正如聂荣臻指出的：“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囤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伕，为它承担给养运输。”　
敌人各个据点抓夫、屯粮、调兵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中国人的。这分散的情况层层汇报上来，冀中军区的领导人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某某地区的敌人是否增兵了，某某地区的敌人又要了多少民伕。等等。或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吕正操指出：“‘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是比较清楚的，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　
不过，从大的形势分析也好，从具体的征兆推测也好，都只能是我方的一种判断。要想知道敌方的具体部署、计划，则必须靠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　
■石门情报站，一段历史悬案　
日军是有重视谍报工作的传统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本军队却是兵马未动，间谍先行。要进攻了，先派遣许多特务潜入进行侦察、配合。　
土肥源、本庄繁、川岛芳子等谍报之“星”，与指挥作战的日军将领一样有名。而八路军缺少谍报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在城市开展针对异民族军队的谍报工作的经验。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侦察科长的原星回忆，冀中真正有了称得上是谍报的工作，那已是1941年的事，他说：“面对新的形势，给军事侦察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了军事侦察工作的效率，确保军事情报的质量，引起军事侦察工作组织上、方式上、手段上的一系列变化。”　
愈来愈残酷的敌我斗争，使得八路军将领们懂得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懂得了情报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防备敌特打入我军内部，或是仅仅停留在优待俘虏的工作水平上，这些工作，严格地说，应当属保卫工作、敌军工作，而不是谍报工作。1941年初，晋察冀军区召开军事侦察工作会议，会上专门提出冀中要成立情报委员会，以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统一领导。并要求冀中迅速建立各级情报站，以获悉日军战略性的战役情报为根本任务。随后，冀中军区又新成立了情报处，开展谍报工作。　
在此之前，冀中没有一个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2）　　　
各地区、各系统各自为战，同一处据点里，可能有这个军分区的“关系”，又有那个军分区的“关系”。同一个军分区或地区，又有党、政、军各个不同系统各自为战，同一个县城里，可能有城工部系统的活动，又可能有政府的公安系统的活动，还可能有军队的情报部门的活动，十分混乱。有的“关系”，既为军队系统工作，又和别的什么系统打进去的人拉上了线。如此一旦这个“关系”被捕，就很可能暴露、破坏我方几个系统的工作。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们说，各自为战还带来这样的弊病：一个重要的“关系”，好几个部门、好几个系统都去争，结果我们自己人倒先争起来了。这些，都表明一直到1941年，冀中的情报工作，还比较简单，未走上正轨。　
在此之前，冀中主要还是针对附近的敌伪据点开展工作，通过敌人调动、屯粮等迹象来判断敌人的行动。还少有针对敌人的战略、战役企图而进行的工作。帅容在谈到1941年春十分区遭受从远处用大车拉来的日伪军的突然“扫荡”时，曾很有感触地提到：“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侦察工作有点近视，战略侦察不够，只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不知道远处敌人的动态。如果在地委统一领导下，设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总侦察机构，从战略到战术对敌实行侦察，时刻掌握敌军动态，做到知己知彼，我们就更主动了。”　
其实，帅容这个愿望，在“五一”大“扫荡”以前就已实现，只是因为十分区斗争残酷，未能如愿罢了。　
原星说：“整个军区的情报网，在‘五一’反‘扫荡’前，除第十军分区由于1941年区内敌我斗争形势已发生了严重变化，仅建立了局部情报站外，已经基本形成全区网络，就是说冀中全区城市、乡镇和大村落敌已设点者均建立了情报站，各个情报站都在隐蔽地积极地有效地工作着，有些情报站的工作相当出色。”从仅重视邻近据点敌军的动向，到注意交通线上及更远处敌军的动态，这是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有的地区，没有冀中那么多“扫荡”，这一步走的就更迟一些，像冀南，是在1942年“四二九”、“六一一”两次大“扫荡”后，才提出注重战役情报。原星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冀中军区本应建立情报总站，底下各军分区建立总分站，每个总分站下又有若干个情报站。形成情报总站——总分站——情报站三级情报组织。考虑到冀中地处平原，敌情变化快，部队游动性大，又被敌点线分割的实际情况，冀中军区未建情报总站，只是成立了情报处，主管情报业务，底下各军分区则都成立了情报分站（十分区除外），形成情报分站——情报站这样的二级情报组织，与别的地区略有不同。当时，各部队都指派专人每天去军分区的情报分站去领取当日敌情动态情报。原星又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军区和各情报分站都十分注重搞日军的战略、战役情报。他说：“战略战役和重要战术据点，如当时的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德州、沧县等是情报站的主突目标，但又容许两个以上军分区各自进行重复性的情报工作，如石家庄（当时叫石门）我之六、七军分区和太行一军分区、冀西三、四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内外线工作活动。”　
像石门、保定这些城市，都是敌伪的统治中心，要想打进去并站住脚，是十分困难的。说到冀中的情报工作，不少人可能会想起冀中作家李英儒创作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及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小说，就是李英儒根据他在保定情报站工作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李英儒去保定，已是“五一”大“扫荡”以后的事情。1942年底始任冀中区党委敌伪军工作部部长的史立德同志，回忆起派遣李英儒去保定的情况，说：英儒同志接受任务后，很快带爱人张淑文同志进入保定，在他姐姐家落户，办好一切居住证明后，即迁入极为隐蔽的民房。于1943年春，在淑文同志协助下开始了保定站的工作。地下工作生活条件极艰苦，在此期间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不敢请接生员和进医院助产，不得已英儒把老母亲从农村接来照顾他爱人，孩子出生后衣、被都是英儒从他家拿来的。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1943年，到保定去从事情报工作，且如此艰难，“五一”大“扫荡”以前，就更为困难了。因而原星说，在1941年以后，虽开始重视派遣、情报工作，但“冀中军事谍报工作，建立时间较短，虽为当时对日斗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是根底较浅，还未形成显著力量。”　
在抗战期间，冀中谍报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获取了日军即将大规模“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　
除了保定工作站获取了日军即将“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外，据说石门情报站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原星回忆说，当年有一位名叫王格非的同志，受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的派遣，潜入石门。据说该同志先由一般职业掩蔽站住脚后，经过努力，最后打入敌宪兵特务系统，曾在1943年日寇对冀西山区（北岳区）要进行秋季“大扫荡”　
时的重要情报，提前一周作了报告。　
可见，在1943年时，冀中的谍报工作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已经能够准确地提供日军战役性行动的情报了。如此人们不禁会想，如果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情报部门能够像1943年时一样，提前获取敌人即将发动大“扫荡”的情报，历史，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在1942年，冀中的谍报工作的水平比1943年要差一大截子，打入日伪核心机密部门的人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打入日伪的外围组织，像七分区情报人员孟鱼，打入正定伪警察局当了特务队长，另一名情报人员谷再兴，打入无极的特务队。李英，打入伪治安军六团。等等。而在1942年要判断敌伪增兵的动向，比1943年更难。因为在1942年，如果敌人增兵平汉路沿线据点，那么敌人是要“扫荡”路西呢？还是要“扫荡”路东呢？而在1943年，路东冀中基本在敌人控制之下，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扫荡”路西。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3）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冀中七分区情报站，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当年任七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的牛臻回忆说：“1940年6月，冀中七分区司令部侦察科（股）派张文盛到新乐县苏仙庄建立了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一直是藁无中心情报站的主要目标。1941年以后，建立了石家庄情报小组，由鲍俊德负责……冀中七分区要求藁无中心情报站，严密监视敌人动态，随时上报敌情，军分区首长还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从石家庄获得敌人的战略、战役的重要情报。1942年春，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夕，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小组负责人鲍俊德，通过内线人员，利用关系搜集到石家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要与一一〇师团换防，并在近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即‘五一’大‘扫荡’）的重要情报。情报指出：敌人准备采取‘声西击东’的办法，打着窜扰冀西的幌子，实际要对冀中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并要在这一地区建立大量炮楼、据点……情报站搜集到的这些敌人情报，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对部队反‘扫荡’和安全转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段回忆看，冀中军区七分区的情报部门，早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知晓日伪军在平汉线一带大量增兵，频繁调动，表面上宣称是要“扫荡”路西，实际上是冲着冀中来的。而且，情报部门还指出，这次“扫荡”，不是采取以往“分进合击”的形式，而是“拉网式的”，也不同于以往的是，“扫荡”过后，日伪军要大量安据点，而不是返回原出发地。尽管这些情报是“零零碎碎的”，但敌人阴谋的要点，应该说是抓住了。　
还有人说，在“五一”大“扫荡”前，不仅军队系统的情报部门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政府系统的情报部门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不仅七分区首长获悉了这个情报，冀中区最高领导，也同样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五一”大“扫荡”前在八地委工作的罗玉川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张国坚同志（时任冀中区公安部长）对我说：‘扫荡’前两天就给黄敬说了，敌人要‘扫荡’了，要做准备。他从内部掌握了情况，反映了两次。但黄敬同志没及时研究，注意不够。”　
从上面两段回忆看，“五一”大“扫荡”前我方已知悉敌人的阴谋，似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冀中的老人，包括一些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对此却坦率地表示怀疑。他们说：“搞伪军的情报容易，毕竟都是中国人，有些还套着亲戚，搞日本人的情报可不容易。”　
“搞驻在什么乡镇据点的日本人的情报，总还有些办法，要想摸石家庄这样的城市里日军的情报，难度就大了。”　
“就像天气预报，短期的好说，今天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