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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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进攻方向转向热河（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22个县）、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试图先占领长城外侧广大地域，然后再夺取长城防线上的各战略要地，以形成南威逼华北，北占领内蒙古进攻外蒙古进而侵犯苏联的动机战略态势。３月３日，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中国军队退守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战线长达1000多里。３月５日，日军开始分兵进犯长城各口，遭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展开了长达80多天的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
从山海关到古北口：喜峰口作战
　　　　日军进攻喜峰口的是擅长攻坚的混合第14旅团，我担任阻击任务的是号称“西北虎”的第29军。　
　　　　第29军向长城一线开进时，天空下起了大雪。第29军到达长城一线后，在喜峰口对日军进行层层阻击。3月9日，日军一部攻占喜峰口口门，当天刚接防的第29军第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该口门。日军不断反扑，王团因众寡悬殊，伤亡500余人，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10日、11日，日军混成第14旅进攻喜峰口第二道关门及两侧高地，我第37师与之展开肉搏战，两侧高地多次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日军遂以一部守关门，主力集中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之际，以约2个旅的兵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绕至敌后，重创日军，摧毁其火炮10余门。此后在第38师一部配合下，经五昼夜正面抗击与迂回敌后作战，终于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在喜峰口和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等地对峙。从16日起，日军改变战术，集中兵力攻夺罗文峪，企图迂回到喜峰口若悬河背后，攻击中国守军。　
　　　　从3月9日到15日，第29军在喜峰口连续作战七个昼夜，日军多次强攻，伤亡达3000多人，攻占喜峰口的企图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喜峰口一役战败，日本国内大哗，各大报刊登了这一消息，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最恼怒的当属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他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中将电报中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
从山海关到古北口：古北口作战
　　　　参加古北口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徐庭瑶第17军和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　
　　　　第17军军长徐庭瑶一向热心“剿共”，本来奉命到江西上饶担任赣东北清剿指挥的任务（该军第4师正在上饶一带“剿共”），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呼声的鼓舞下，主动请缨北上，成为国民党中央军内第一位请缨抗日的将军。　
　　　　3月10日，日军以每小时一队敌机往返轮流轰炸我军阵地，在敌机低空轮番轰炸之下，我军未战之前已有相当的伤亡。下午3时，日军以炮兵掩护步兵向我第17军之第25师最右翼龙儿峪阵地及第67军之第112师右翼将军楼阵地开始试探性攻击。次日拂晓，日军开始总攻。战斗极为惨烈，我第25师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被手榴弹击伤，第25师除在河西镇之第150团伤亡较小外，其余均伤亡惨重。12日拂晓，敌增加重炮及飞机向我全面攻击，主力指向第25师第145团，同时以大部兵力向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较前两日更为激烈。部队间电话被敌机炸毁，前后方失去联络，消息不通，后援不继，前方部队各自为战。至12日古北口失守，第25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13日，由第17军第2师接替第25师防务，次日第83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　
　　　　三昼夜激战，我军作战极为英勇。第25师第145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七个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　
　　　　古北口作战，我军仅第25师一师伤亡就达4000余人。但敌自侵入热河以来，又一次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伤亡不下2000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战役为“激战中之激战”。自3月13日至4月20日，将近40天中，敌人未敢轻举冒进。　
　　　　日军在长城各口进攻受挫后，改变战术，一面进扰察东，攻占多伦、沽源、宝昌、张北诸县；一面派兵改由山海关突进滦东。4月初攻陷石门寨、海阳、秦皇岛等地，使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日军突破滦河，侵入滦西，攻陷冀东22县。至此，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长城抗战失败。　
　　　　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l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长城抗战中的大刀肉搏战，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在争夺喜峰口孟子岭的战斗中，第110旅旅长何基沣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多使用大刀和手榴弹。使用大刀肉搏成为我军的重要战斗形式。　
　　　　第109旅旅长赵登禹见敌军已接近我军阵地，命令停止炮击，官兵冲出战壕反击。赵登禹像士兵一样，举着大刀与日军肉搏。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数十次之多。　
　　　　在罗文峪，赵登禹旅吉星文营长，第一个跃出战壕，拿出大刀与敌军厮杀在一起。　
　　　　日军占领喜峰口西侧两个阵地后，对主峰形成迂回包围态势。为把鬼子赶下山去，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筹划出一个出奇制胜、静夜袭营的方案。他请精良工匠锻打了五百把上品军刀，并挑选五百士兵组成大刀队。除严格训练外，队长还教会了士兵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临战，宋哲元亲赴阵前送行。他问到了一个叫侯万山的班长。　
　　　　他问：“你身上背的是什么？”　
　　　　回答：“报告军长，是大刀。“　
　　　　他问：“队伍明天就要出发，有话要说吗？”　
　　　　一听这话，侯万山热泪簌然涌出，砰的一声他给宋哲元跪下了。　
　　　　侯万山含泪作答：“我侯万山别无牵挂，只是家有一个临产之妻，如果我壮烈了，孤儿寡母能得军长体恤，我也就死而瞑目了。”　
　　　　宋哲元面对五百壮士，久久，久久，只轻轻讲了一句：“你们放心去吧。”　
　　　　喜峰口役，侯万山牺牲在长城脚下的罗文峪中。目击者说，他一人砍死七个鬼子，直到军刀卷刃。　
　　　　遵照诺言，宋哲元派人到侯万山老家，接来烈士的妻子和一对刚刚出世的双胞胎，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里，还请来两个奶妈哺育幼婴。他对部下郑重交待：侯万山的孩子就是第29军的孩子，就是我宋哲元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就叫做宋记峰，一个叫宋记峪，作为对喜峰口和罗文峪抗战的纪念。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
抗战勇士的悲剧
　　　　悲剧之一：我军虽有抗日爱国的热忱，而无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有的士兵甚至不会使用手榴弹，未拉引线即行掷出。关麟征说，如果不是他他身旁的士兵缺乏这种最基本的作战技能，他是不会受伤的。　
　　　　悲剧之二：广大官兵虽有敌忾同仇的激情，但部队作战物质匮乏。第25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后临时在地方上借了10万元，部队才能开动。当时古北口一带冰天雪地，而第25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是谈不到。后勤部队卡车只能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全靠骡驼和牛车。　
　　　　悲剧之三：抗战勇士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政府却在施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在我军实行主动的迂回敌后袭击敌人的战术时，何应钦却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徐庭瑶也认为敌人大举进攻南天门，是各师别动队在敌后活动所引起的，他在战斗报告中就这样写：“此为战事剧烈之一大原因也”。　
　　　　由此，便酿发了抗战勇士的最大悲剧。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最后导致在1935年5月31日，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这一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更不得有挑衅捣乱之行为。”根据这一协定，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热河的非法侵占，并使察东、冀东20余县成为非武装区，华北门户洞开。　
　　　　几个月后，1933年秋，第5届全国运动大会在南京中山陵体育场举行。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开幕式上，主席台上坐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佑仁、张治中等要人。24响礼炮后，成千上万的和平鸽展翅高飞，各省运动员入场时，全场响起了阵阵掌声。但在东北代表队最后一个入场时，全场先是一片寂静，继而传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声。再后传来了哭泣声，由一人暗泣到有人抱头痛哭，哭泣的声浪，汇成了哭的海洋。万人齐泣，是为沦为亡国奴的东北哭泣，也是在为那些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抗战勇士们哭泣。正是这种悲痛，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并促使政府抛弃不抵抗政策。“还我河山”，成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已无和可言”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了战争准备，紧张情绪不断加剧。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们戴着军人的帽子；夜总会里上演着军事表演，歌舞团的女队员们也要接受军事技巧的教育；就连艺妓们也把积累的小费捐献给国家去购买军用飞机。士兵更是如此，他们进行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军事训练，最高荣誉是战死沙场。日本国民中已经渗透进这样一种思想：要想生存，日本就必须战斗，并且要取胜。　
　　　　到1931年，日本已攫取了朝鲜，琉球群岛，中国东北及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得到了原被德国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但日本的野心远不止这些，它要征服中国，征服世界。而如田中奏折所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后，加快了其全面侵华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上海增兵，企图在中国中部建立新的侵略基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通电全国，“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不畏强暴，奋起抵抗，苦战33天，战斗一百多次，迫使日军三易其帅，损失万余。但最后日本还是凭借《淞沪停战协定》，获得了日军在上海的留驻权，而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　
　　　　1933年1月至5月，日军侵入长城各口，侵占热河。凭借《塘沽协定》，日本打开了侵略华北、直取平津通道。从此其对华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发生。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7月，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北平、天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并禁止“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运动。同时，国民政府又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谈判，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同意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察哈尔东全部撤退，撤销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并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的自由来往等。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11月，又策划“冀东事变”，由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1月，又迫使中国政府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1936年，日军在华北集结，并在西自成都，东到上海，南至北海的辽阔区域内进行骚扰、挑衅，日军军舰长驱驶入青岛、上海和长江各口，大有鲸吞中国之势。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宛平城射击并炮轰卢沟桥，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7月17日，蒋介石就卢沟桥事变发表讲话，向全国发出号召：“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讲话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但此时，蒋介石仍抱有和平外交方法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攻占平津后，日军按预期战略目标，主力南下，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完全投降。到此时，蒋介石判断中日全面开战已不可避免，不得不提出“现在到最后关头，已无和可言”。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时，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上海成为战场
　　　　德川幕府末年，日本即倡“北割满洲、南收台湾，进取中国”之议，明治维新之后，更决定了“北进朝鲜再经满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经台湾转夹击中国”的“蝎型政策”。1927年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自东北及东南同时进攻的双向攻势，以掌控整个中国沿江沿海的富庶区域，鲸吞整个中国，这是“蝎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把东南沿海作为其侵略中国的重点区域，而它在这一区域的首攻目标则是上海，先有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继有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当时世界第五、中国最大的军港，不仅是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也是溯长江进入我国内地的水上咽喉。控制上海，则可沿长江上行，对华北、华中均可构成极大的战略威胁。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8月初正在台湾参加演习的日海军第3舰队突然中止既定任务，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奉命做侵略上海的兵力布署；驻沪日本各种军事人员都被动员起来了，日夜举行演习；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已全面动员正式陆军，待命出动。针对这一局势，国民政府同意张治中的建议，决定一旦判明日军即将进攻凇沪，应采取“由我先发制敌”战略。当时蒋介石的战略考虑是，华北战场以固守争取时间，华东则以进攻争取主动。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调各地军队和物资往京（南京）沪一带，以备开战。　
　　　　8月12日清晨，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领的第87、第88师进入上海市区，市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街头路边都是中国军队，惊喜交集，情绪高昂。　
　　　　张治中本决定在8月13日拂晓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的攻击准备，趁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上海拿下。但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不得进攻的命令，计划夭折。是日，驻沪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向中国士兵开枪。第二天，中国军队正式开始反击，举世瞩目的凇沪会战序幕就此拉开。　
　　　　淞沪会战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13日至9月17日。我方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阻击敌后援部队沿江登陆。　
　　　　第二阶段，9月18日至11月4日，是敌我相持阶段，双方在刘（行）罗（店）公路、蕴藻浜、大场地区及苏州河沿岸开展剧烈战斗。　
　　　　第三阶段，11月5日至11月中旬。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侧后合围上海，淞沪地区守军侧背受敌，有被围歼的威胁，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于11月8日下令全军撤离淞沪地区，转入南京保卫战。至止，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历时3个月的淞沪抗战随之结束。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首次采用大规模集团军作战方式反击日本侵略。会战中，中国方面先后共投放20个军、50余个师，加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税警总团和部分地方保安团队，共计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日本方面先后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14个半师团，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三四十艘，战车三四百辆，飞机400余架，伤亡5万多人。3个月里，百万军队鏖战淞沪，大上海成为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抗敌沙场。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一寸江河一寸血，一寸国土一寸金
　　　　淞沪会战中，广大爱国官兵们同仇敌忾，前仆后继，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陷阵之勇，牺牲之烈，惊天地泣鬼神，真可谓一寸江河一寸血，一寸国土一寸金。　
　　　　淞沪抗战打响的第二天，第88师第264旅旅长黄梅兴率部攻打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壮烈牺牲。黄梅兴，1897年生，广东平远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淞沪抗战中殉国的首位高级将领，后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并特准其灵柩安葬于南京雨花台。　
　　　　罗店，位于上海西北郊外的普通小镇，人口不过数千，但居凇沪战场各战略要地的中间，它的得失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走向。8月25日下午，蒋介石亲临南翔前线指挥部视察，并召集第3战区总司令冯玉祥、副总司令顾祝同及各集团军师以上将领讨论战局，最后蒋介石指示陈诚：罗店非常重要，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罗店，把日军赶到江里去！小小罗店，双方不惜重兵投入反复争夺，造成拉锯之势，双方各死亡9000余人，日军称罗店是个血肉磨坊。此役中，第11师第110旅旅长蔡炳炎中弹牺牲。张治中很熟悉蔡炳炎，闻他阵亡，曾赋词一首，寄托哀思，词云：“寡言少语，忠厚老实。离乡从军，纵马横刀十余年，尽心尽职。淞沪战役挺身出，高举抗日救国旗。罗店战身先士卒，功德传后世”。争夺罗店最激烈时，蒋介石甩下一句话：“夺不回罗店，师以上军官统统枪毙”。　
　　　　第98师第583团3营驻守宝山。9月1日，日军以宝山城为中心目标实施全线进攻，5日，3营已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当晚，师部派通信兵穿越封锁线进入宝山城传达命令，要3营死守宝山，等待援军。营长姚子青代表全营表示：誓死守卫宝山城，与敌人决一死战。姚子青又向师部发电：“职营官兵均抱与敌偕亡之决心”，“一息尚存，奋斗到底！”6日，日军再次猛攻宝山，先用大炮猛轰城垣，然后步兵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从城东、南、北三面纷纷拥入。7日，姚子青营从城墙上撤下，与敌人在内城展开激烈巷战。但孤立无援的3营难以阻止占优势敌军的打击，城中工事逐渐被日军全部占领。姚子青看到坚守无望，想率残部杀出一条血路突围。他与数十名士兵从宝山城东门发起反冲锋，但在接近城门时姚子青中弹倒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三营其余官兵战斗到最后一刻，全部壮烈牺牲。宝山城陷落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通电全国：“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蕴藻浜是上海仅次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第三大河，与京沪铁路和凇沪铁路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沪太公路也与其相交，是上海北郊的水陆交通要道。蕴藻浜的背后就是各地奔赴凇沪前线部队的集结地大场，日军突破大场防线，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西取南翔、南下苏州河。　
　　　　从9月末到10月所进行在蕴藻浜区域的作战，其炽烈和残酷程度都达到了极点。“死守”成了作战的唯一目的，部队一上火线，除了重伤或战死，无论将校士兵，都不得稍离，除非上级指挥机关下令调防，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据一般估算，在这20多天里，中国军队平均每天伤亡接近5000人左右。西北军第32师进入阵地时，有15个营，8000人上下。上阵2天，营长以下军官牺牲殆尽，8000名战斗兵员损失达35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