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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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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福康安为第一，阿桂列第二。乾隆年间，将领在外多能用事，战争都以胜利告终，这与乾隆帝不吝褒奖是有关系的。
乾隆帝虽以儒雅风流自命，但权柄从不稍假予人。自雍正以后，军机处就成了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机构。乾隆帝每天早上都到军机处理政。夏天，他到军机处时天刚亮；冬天，他到军机处时也就是五更时分。军机处一般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要留一个人值班，以备有急事，候乾隆帝临时召见。又怕事情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还要有一个人早早地到军机处相助，当时称之为“早班”。乾隆帝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听到爆竹声由远至近，军机处官员就知道皇帝要来了。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早班，尚感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有懈怠。倘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帝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宜。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口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这中间往往需要一二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均听乾隆皇帝决断。
乾隆帝鉴于明代宦官多通文墨，故能够弄权，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改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废掉。乾隆帝说：“内监的职责就是供命令，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以后，内宫便再也不派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帝还有一个禁止宦官弄权的措施，那就是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辩，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勾引。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命将他处死。
清代的宦官由内务大臣管辖，不许宦官到外边胡作非为。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成上疏弹劾巡检张若瀛，说他竟敢擅自杖责内监，这是一种目无皇上的大不敬行为，乾隆帝览疏，不但未准奏，反而斥责方观成不识大体。没过几天，那个被弹劾的张若瀛却连升七级。为了这事，乾隆帝特发了一道谕旨，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许外廷官员随时惩治。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在御前听用的太监，乾隆帝直呼他为“秦赵高”。实际上这个宦官并没干什么坏事，乾隆帝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正因为清前朝对宦官管理较严，所以清代没出现过象明代那样的宦官之祸。
乾隆帝接受了历史上外戚为乱的教训，对后宫的管理也很严格。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后妃们学习的榜样。例如，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帝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母家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二、平靖边疆谨守国门
雍正年间曾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未年，由于某些善后工作不妥，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苗族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平叛。张照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西南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族西南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即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决心调整布置平定叛乱。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竟了“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对苗众先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因此进军所向克捷。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乾隆为照顾苗民的习俗和安抚他们，又规定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他多次对边疆和属国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藏族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3天攻下叛军核心据点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从此不敢自出一令。张广泗受了讷亲的斥责，对讷亲不知兵而事权反居己上感到不满，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却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之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至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20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家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为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给予很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荣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挂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清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第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他们是南疆的宗教首领，在维吾尔族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叛乱爆发后，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军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3000人，被霍集占率领的1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3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8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91年）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20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犯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宝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最高法律。乾隆还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又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4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所谓“十全”，是指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服廓尔喀，合计为十。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并镌刻了“十全老人之宝”。他凭藉清初发展起来的国力，东征西讨，使清朝的国势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时期。
乾隆在注意巩固边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这时已来到东方，进而叩响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给以了足够警惕。
清朝在康熙帝统一台湾后，开四口与外国通商，中外贸易一时呈现出兴盛状态。乾隆初年，英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越来越多，他们与中国的行商相勾结，经常干一些违犯中国法律的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因英商洪任辉“屡次抗违禁令”，乾隆帝传谕外国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禁止外商再往厦门、泉州、宁波三地贸易。两年后，乾隆帝命臣下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史称“防夷五事”。其大体内容是：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接受中国行商管束稽查；禁止外商雇用役使中国人；外商不得雇人传递信息；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同时，在广州设立保商制度，保商都由官府派遣，凡外来人员、船只、货物和纳税等事，都由保商担保。还规定，金银、五谷、丝斤等物一律不得出洋。后世人们所常说的清代的“闭关政策”，主要就是指乾隆帝所颁行的这些法令和措施。
当时，英人在对华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贸易额也最大，广州的中国行商欠英商债款的纠纷不断发生，乾隆帝颇为恼火，命广东地方官对外商和中国行商严加控制。外商在中国发展贸易愈加困难。为了发展对中国的贸易，英国决定派高级使臣来华，这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马戈尔尼来华事件。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英王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此人富有外交经验，曾出使过俄国，并且在印度任过长官。为了显示英国文明程度高，所带贡品都经过精心选择，主要是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图像、军器、音乐、器皿等物，共19件，价值1。3万英磅。为了显示马戈尔尼地位隆崇，除了东印度公司派有两艘船以外，另派兵船一艘。在启程来华之前，东印度公司先期通知两广总督，由总督奏达乾隆皇帝。乾隆帝听说大英帝国遣使为自己祝寿，满心欢喜，传旨准英使由天津入京朝觐。
马戈尔尼一行由广州经舟山，到达山东登州海面。当地官员上船迎接，并向英使宣读乾隆帝的谕旨。因为这时正值夏季，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马戈尔尼则表示，他愿意“敬赴山庄叩祝”。
马戈尔尼八月初到热河，但关于觐见礼仪问题却颇费周折。乾隆帝要臣下导英使行“三跪九叩”礼，马戈尔尼认为不合英国礼俗，拒绝接受。为此，乾隆帝大为不快，要臣下传谕英使：既然来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度和礼仪。乾隆帝认为英使“妄自骄矜”，下令“全减其供给”，实际上是向英使施加压力，预示着这次朝觐有夭折之势。最后达成折衷办法，许英使跪一膝行礼。
农历八月十日正式觐见。马戈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表文，奉献了礼品。乾隆帝回赠英王的礼物也很多，对马戈尔尼本人也厚加赏赉，并赐予一道敕书。马戈尔尼虽然在热河一个多月，但关于商务问题却一直未得表达。回北京以后，马戈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人在广州居住，请允许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在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特别是对英人想占用中国岛屿之事，乾隆帝更是严辞申谕：“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封疆，各有专属。”乾隆帝在敕谕中反问道，倘若别的国家纷纷效尤，也要中国赏给岛屿以住买卖之人，怎么都能答应它们的要求呢？
对英国殖民者的领土要求，乾隆帝作出如此严正的回答，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马戈尔尼感到所求无望，遂于九月三日离京返国，颇有怨望。
乾隆年间，西方国家中除了英国遣使来华外，其他不少国家也都曾遣使来华。早在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即来到中国。乾隆帝对葡使颇为优遇，特令沿途供应“量从丰厚，以示怀远之意”。乾隆帝还特派内务府郎中和德人钦天监监正一起到广州迎接。乾隆帝在回复给葡王的“敕谕”中，除了表达友好的语言以外，有关通商诸事全未涉及。
乾隆60年，荷兰以祝贺乾隆御极六十周年为名，派德胜为正使来华。乾隆帝认为“此系好事”，特令广东地方官派人沿途护送，妥为照料。军机处官员验礼品后，颇嫌菲薄，认为都不是贵重之物。乾隆帝未予计较，仍照常予以赏赐，还赐予使臣一个亲笔写的“福”字。
三、风流天子香妃殉节
乾隆帝边疆用兵，连传捷报，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海内升平，他俨然感到自己是个太平天子。因此纵情享乐，干出了不少风流韵事。康熙时曾修建了一处畅春园，赐给了当时还是藩王的雍正帝，后扩建为圆明园。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大加扩建，添了不少的楼台亭榭。现在轮到了乾隆帝，他拨出库中大量白银，命工部规划大规模扩建。一时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在什么地方植树，什么地方栽花，某处凿池，某处叠石，俱点缀得优雅别致。乾隆又责成各省督抚，搜集了无数的珍禽异卉，古鼎文彝，一齐陈列园中，供皇家人员玩赏。园林告成后，乾隆帝奉了太后，到园中游玩。他还发了一道圣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玩。
时值春季，风和日丽，一日乾隆帝护着皇太后在前，后妃公主等在后随行，两旁迎驾的人统已站定，妇女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一位命妇，鸭蛋脸，弯弯的眉毛，鼻子丰润，粉腮上还有两点酒窝，鬓边插着一朵红花，娇楚动人。乾隆帝看到这个美貌妇人，心神飘荡，正不知怎样是好。因当着众人，不便细问，只呆呆地看着。一会儿，皇后到那丽人跟前，称她为“嫂嫂”，乾隆帝这才忽然想到，那个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在随意闲游时，傅夫人跟在皇后后面，乾隆帝不时回头。傅夫人也有意无意地瞻仰御容。回宫后，乾隆帝的眼前常常现出傅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来，因而连朝政也懒得去处理，整天无精打采。
在皇后生辰那天，乾隆帝的精神忽然振奋起来，因为傅夫人这天要进宫为皇后祝寿。这天在坤宁宫开宴，为皇后庆贺千秋节。乾隆帝早早地退了朝，到坤宁宫入席，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让酒。自此以后，傅夫人常常被召入宫，陪皇后散心。日子一久，傅夫人就常留在宫中歇息。其间，乾隆帝不时与傅夫人偷偷寻欢作乐。一些宫女虽然心里明白，但不敢声张。
乾隆帝为了与傅夫人可以经常偷情，多次派遣傅恒至边疆统兵作战。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满月时抱入宫中，请乾隆帝赐名。乾隆帝看这个孩子肥硕强壮，面容很像自己，故十分宠爱，赐名叫福康安。以后福康安8岁时，乾隆帝即让他在御书房和皇子们一起读书，12岁时便被封为贝子。长大后被封为大将军，多次受命出征，在乾隆一朝受到乾隆帝无微不至的呵护。
时间长了，皇后渐渐悟出了其中的蹊跷，但为顾全面子，又因傅夫人是他的嫂子，不好说破，只得把苦水咽在肚里，加上立为太子的儿子和另一个儿子先后夭折，更是整日里闷闷不乐，面容也显得一天天地憔悴起来。
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原本十分恩爱，只为了傅夫人的事，二人才稍稍乖离。乾隆帝为了给这位富察皇后解闷，便下旨东巡，谒孔陵，祭泰山，游览了不少名胜。尽管景色宜人，但富察皇后总打不起精神，时时忘不掉死去的儿子，又在旅游中受了一些风寒，遂一病不起。随行的御医无论怎样用药，总不见皇后的病情好转，反倒一天天加重起来。乾隆帝感到很焦急，立命回銮。沿途又找山东的一些名医诊治，都无效验。刚到德州，皇后就死了。乾隆帝感到十分悲痛，扶棺大哭。回京后治理了丧事，谥号孝贤皇后。
富察氏虽然身为皇后，但平时很节俭，穿衣从来不挂珠翠。后宫中人大都有用金银线缀成的荷包，她认为已属奢侈。她每年送给乾隆帝的佩囊只是用鹿皮制成，其用意在于清人起身于关外，寓有不可忘本的意思。因此，乾隆帝对这位皇后格外敬重，之所以谥号“孝贤”二字，正是为了褒奖她的贤淑。
因孝贤皇后早逝，乾隆帝对皇后母家格外恩遇。皇后的兄弟不是封侯，就是封伯，皇后全家有14人得到爵位。几乎达到了“外家恩泽古无伦”的地步。
有关乾隆帝的风流佳话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南疆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往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乾隆帝的后宫虽说嫔妃成群，但却没一个有这种天然香味的。兆惠俘获香妃后，为了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立即派人密折奏闻。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兆惠尽快送往京师。因路途遥远，怕长时间风霜跋涉有损香妃的容颜，命兆惠派可靠的人好生护送，并谕示沿途地方官，要好生安排香妃一行的食宿起居。
香妃到京后，宫监将她引入内宫，觐见乾隆帝。果然是玉容未近，芳气先来，这种芳气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芬异馥，沁人心脾。宫监让她到御座前行礼，但她全然不睬，只是泪眼汪汪，令人十分怜爱。乾隆帝说她生长在边远地区，不懂朝中礼仪，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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