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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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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至中书，密写“大渐”二字，派腹心吏人急趋东宫，促赵恒入禁中。这时，太宗驾崩，在吕端等辅佐下，赵恒即帝位于太宗灵前，时年30岁。是为真宗。
二、内修文治外睦友邻
真宗即位后，下诏制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然而缵图伊始，惧德弗明，所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惠复疲赢。庶几延宗杜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表示了他锐意兴革、立志图强的决心。
为了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真宗首先下令提高京官的政治待遇，规定朝官与未朝官同样叙迁磨勘，同样穿绯、紫色官服。礼遇先朝诸大臣，加宰相吕端右仆射，召拜他的两位老师李至、李沆为参政知事，拜宿将曹彬为枢密使兼侍中，又以富有才略谋议的户部侍郎向敏中、给事中夏侯峤为枢密副使，共典军政。尊太后李皇后为皇太后，仍居西宫嘉庆殿，后徙之万安宫。同时追尊生母李氏为贤妃，进尊号为皇太后，追谥元德，后附葬太宗永熙陵。将参与谋废立的参知政事李昌龄、知诰胡旦以及宦官王继恩等人相继贬黜，流放远郡。然后诏御史台谕告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公元998年正月，改元咸平。
咸平元年十月，真宗进行了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罢吕端、李至相职，擢户部尚书张齐贤与李沆并为相，罢参知政事温仲舒为礼部尚书，擢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参知政事。擢翰林学士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共参国政。接着便着手整顿吏政，解决机构臃肿、贪污腐败、官吏冗滥、选举作弊等突出问题。
真宗采纳宰相张齐贤的建议，始定外任官职田制度，规定职田数量以差遣为别，作为各级官员的俸给补贴，提倡廉政。然后裁撤合并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罢置盐铁、度支、户部副使，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并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勾院为一，以提高三司的办事效率。又严格官吏的举荐、任用、迁转、考核制度。咸平二年，真宗诏令各部、台、院举荐升朝官任知州，被举荐者三任而有政绩，才能作为善举而议奖赏。否则被举者若犯贪赃罪等，举荐者亦连坐。真宗还命宰臣誊录内外官员历任功过，编册进呈，以备委任官员时参考。咸平四年四月，真宗在崇政殿亲自考核京官，开创了宋代京朝官磨勘引对的先例。
为了广泛选择优秀人才和网罗人士，真宗把改革科举制和发展学校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在《劝学文》中，曾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此极端的利禄观作为劝学手段，使众多的读书人趋于科场。学校教育自宋初以来，官学甚少，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对此类书院，真宗也给予了扶持。
真宗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富强之道。在他即位的当年五月，下诏说：“国家大事，足食为先。”以国家未有9年之蓄为忧，令两府大臣讲求丰盈之术。他还对侍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诏三司每逢岁稔之年，要增广市籴以实仓廪。重申转运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官员分赴江南、两浙等地，发官廪赈恤受灾饥民，蠲除田赋。诏令有司减罢各种无名力役，暂缓土木营建，以休养民力。又令陕西沿边地区广兴屯田，把士卒戍边和耕种结合起来，还诏令全国，凡民户有能力开荒，所开荒田不必加租税，准许无田税农户请佃荒田垦种，5年后从轻定纳赋税。为了使民户有能力进行生产，又推广衣部判官马元方创制的“预买绢”法。即在每年春季民力乏绝之时，官府借贷户缗给农户安排生产、生活，俟秋收后以绢输官偿债。
真宗本人也以勤政为要。他制定的工作日程表是：每天清早在前殿接见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各部门的请对官员。听闻奏事，能决定的立即答复。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直至中午。下午看书学习，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则多召儒臣进讲，询访为政得失、探讨经史等。他还以刑狱直接关系到国治民安，首先恢复了废置已久的各路提点刑狱官。后又以京师狱讼繁杂，专门设立了“纠察在京刑狱司”的机构。为防止刑狱伪滥，诏命诸州长官亲决狱讼，疏理冤滞。各地县尉司不得私置狱。又命给事中柴成务等人，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板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同时，真宗也下诏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真宗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自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真宗，乞加重罪，又欲在他家中设刑问罪。真宗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由于真宗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能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全国人口由他即位初年的400多万户增加到近800万户，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真宗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同邻邦的关系。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的契丹政权和西邻的党项政权。
自太祖以来，契丹政权始终是宋朝北部的主要威胁。太宗曾大举用兵，期望收复宋朝北部的国防重地、在五代石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幽、蓟诸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宋朝对契丹便主要采取守势，用以险设防的策略，开辟边地河道、水塘，种植水田，作消极防御。
就在此时，契丹方面却先发制人，于公元1004年进犯宋土。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廷内部惊慌失措，大臣王钦若等请真宗逃往金陵（今南京）避难。在这紧要关头，宰相寇准主张积极抗战，力请真宗北上前线，领兵亲征。真宗虽惧怕赴河北，但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只好硬着头皮勉从寇准之议。这年十二月，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真宗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降将王继忠（咸平六年望都之战被擒降敌）的建议，派人传信给真宗，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真宗的心意，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真宗，得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真宗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真宗不加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决阻拦下，才没给那么多，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30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
党项（后来的西夏）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真宗对党项首领李德明厚加赏赐。为确保宋朝西部边安全和防止德明反复，真宗向党项提出归还灵州、派子弟入宋为人质等7项条件，不料遭德明坚决拒绝。真宗只好再作让步，放弃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十月，授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德明都遣使宋朝，贡献不绝。真宗对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与赏赐。
真宗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
三、抑直任佞迷信昏聩
澶渊之盟后，真宗所担忧的外部威胁暂时缓解，但朝廷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
战后不久，真宗把主和派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学士的宠遇。王钦若伺机进谗真宗，说前日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古来为耻。寇准主张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而“孤注一掷”也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云云。这些话，给真宗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竟使他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寝食不安。
真宗本不喜欢寇准的耿直，起用寇准，主要是让他帮自己渡过难关。听了王钦若的话后，真宗便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其相，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擢参知政事王旦为相，王钦若知枢密院事。并加王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之号，位诸臣之首。
景德五年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入宫早朝，当诸臣奏事完毕，皇城司来人报说，在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两丈多，黄帛上面隐约有字。真宗于是对众臣说：“去年十一月，我曾梦见神人，说今年正月当降《大中祥符》三篇，想必正是天书下降了。”宰相王旦等即跪拜称贺，说是“天书”降临，应去奉迎。真宗君臣一行便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取回“天书”，由知枢密院陈尧叟启读。大意是说，真宗能以至孝至德诏承先业，治理天下，今后更应清静简俭，善始善终，永保宋祚。读毕，真宗再拜，接过“天书”，藏于金匮。然后大宴文武群臣，京朝官并加恩升爵，令改元大中祥符，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其后，“天书”不断出现，真宗也忙忙碌碌东封西祀。
真宗崇奉祥瑞，沉湎于封祀，朝内一班大臣也极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进爵，以固权位。首倡祥瑞封祀之说的王钦若竭尽精思，挟符瑞以邀恩宠，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被拜为相，兼枢密使。王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被人讥讽为“瘿相”，为人又十分阴险，一味迎合帝意，与其他几个奸臣一道被称为五鬼。
不过，这么多的“祥瑞”并未给赵恒和他的帝国带来多少好处，反倒天灾人祸不断。
从大中祥符九年的夏季起，京畿、河北、陕西、京西、京东以至江淮、两浙、荆湖的大片地区发生旱蝗，各地关于蝗情的奏报不断送进皇宫。为此真宗忧心仲忡，几次或亲自或遣官分赴各道观，建道场祈祷上天，乞求保佑。又几次下诏灭蝗。但灾情不仅没有减轻，反继续扩大。这年七月的一天，真宗方坐便殿，左右报告有飞蝗经过京城。他出门临轩观望，但见飞蝗遮天掩日，不见首尾。真宗忧形于色，意甚不怿，命撤膳应灾。自此，忧郁成疾。
久任相位的王旦，自“天书”、封祀之事起，对赵恒即多加迎合，少有谏诤，凡事若少忤赵恒之意，便蹙促不安，处事决政“务遵法守度，重改作”，洁身自好。这时，以朝政衰败，灾异严重，他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七月称疾辞去相位。真宗即擢王钦若为相。
王钦若拜相后，首以排除异己为能事。参知政事王曾因为与他有前隙，便首先被排挤出朝。参知政事张知白因与他议事多不合，复被排挤，罢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连三司使李士衡因前任河北转运使时，屡献金帛助祀而一直得真宗青睐，也被视为眼中钉，暗进谗言，阻其进用。王钦若的专横引起朝野的不满，遭谏官连章 弹劾。复有人上书揭露他卖官鬻爵，王钦若面见真宗自辩，求让御史台为他辩诬。真宗以“国家置御史台，非为人辩虚实”为辞，不允。接着，又有人揭露他家藏禁书，被真宗召问，始不自安，遂罢相，出判杭州。
王钦若罢相后，真宗想起王旦的举荐，召拜久在朝外的寇准为相，以丁谓为参知政事。丁谓善于揣摩人意，靠对真宗的逢迎，青云直上。寇准素恶其人，他也对寇准衔恨在心。丁谓由此串联早就对寇准心怀不满的曹利用等，合谋伺机排挤寇准。
真宗自患病后，则日益迷信。他虽曾经说过：“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恐未必如此。”这时却不断幸遏宫观，拜神求佛，乞求神祗保佑。天禧二年三月，永兴军巡检使朱能奏掖“天书”降于乾祐（今山西柞水）山中，赴京城恭献。赵恒仍崇信不疑，备列仪仗，亲到琼林苑，奉接“天书”入宫，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广建道场祭天祀地。复在天安殿召见来自京城及各地庙观寺院的道尼僧徒一万三千余人，赐以药银大钱，让他们为自己祈福延寿。这年八月，立皇子赵祯为皇太子。从此援引每三五单日监轩听政的旧制，对诸臣所奏军国大政敷衍应付，余则避居深宫，沉溺丹鼎。皇后刘氏渐渐专权于政。
寇准于是奏请真宗：“皇太子渐已成人，人望所属，愿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丁谓为人奸佞，不可以辅佐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真宗点头答应。不料此事为丁谓侦知，丁谓急找钱惟演等，通谋刘皇后，向真宗进谗言，说寇准专权，图谋不轨。真宗患病后，事多健忘，这时竟不记得与寇准的前番谈话，轻信丁谓等所言，将寇准罢相，擢参知政事李迪为相。
继之，丁谓又与真宗的亲信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发生矛盾。周怀政与客省使（掌契丹、高丽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之事）杨崇勋等人合谋，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并商定于天禧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崇勋临战畏惧，向丁谓告发。丁谓闻变，身穿便服，乘坐妇人轿车急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进宫入奏真宗。周怀政正欲布署起事，突然闯进一队卫士，将他逮捕，与此同时，周怀政的同谋者也一一被抓。刘皇后亲自审问了周怀政等人，奏告真宗，将他们斩杀于城西普安寺。丁谓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与周怀政有过联系并献“天书”的永兴军巡检使朱能闻丁谓派兵抓他，自缢而死。寇准也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此后，丁谓更加专权，凡不阿附自己的人，即被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真宗的病也日渐危重，不仅喜怒无常，且更健忘，语言错乱。寇准被贬后，他还问左右说：“我为什么久不见寇准？”左右慑于丁谓权势，都不敢应答。李迪罢相后，真宗欲相王钦若。丁谓却矫旨除王钦若使相、西京留守，出判河南府。真宗只听说了王钦若已除授新官，但任的什么官，他却没有再问。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十一月，真宗的病更加严重，不得不命皇太子监国，刘皇后与太子同莅国政。又命在京城景灵宫中建万寿殿，让道尼、僧徒日夜为自己祈祷。
次年正月，改元乾兴。真宗带疾在东华门看灯，回去后即卧床不起，到二月十九日便在延庆殿去世。十月，葬于定陵（在今河南巩县），谥曰“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改元5次，在位前后共计26年。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加谥号“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第二百七十三章 仁宋赵祯
一、少小继位太后秉政
宋仁宗，初名受益，后改名祯。是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因章献皇后刘氏无子，过继为养子。宋大中祥符三年生，嘉佑八年卒。
赵祯降生以后，举宫欢庆。真宗更是喜悦非常，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因为其前5子相继夭折，所以受益被当为真宗的惟一继承人。不满5岁的时候，真宗就采纳朝中大臣的建议，对他封爵建号，以系人望。授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封庆国公，并规定了月给俸钱二百贯。受益7岁时，真宗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再授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进封寿春郡王。制命一下，宋朝各州郡都纷纷上状庆贺。
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三月，真宗命在皇城内元符观以南，专为受益建造了读书学习的学宫“资善堂”。任命宦官入内押班周怀政为学宫都监，宦官杨怀玉为伴读，任命河北转运使张士逊、左司谏崔遵度为受益的启蒙教师。从此，受益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儒学教育。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二月，真宗又采纳宰辅向敏中、王钦若等人的建言，以升州（治今南京市）为江宁府，设建康军，作为受益的封地。同时授受益为建康军节度使，加官太保，封升王。命直昭文馆张士逊、直史馆崔遵度为升王府谘议参军，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同年八月，真宗在崇政殿召见宰相向敏中等人，出示梧州知州陈执中劝立储为要的《演要》，决定立皇太子。八月十五日，真宗下诏，立升王受益为皇太子，赐名祯，增月俸为2000贯。同时任命了张士逊、崔遵度等东宫官吏。九月，又举行了隆重的皇太子册封礼，赵祯被正式确立为帝位继承人，这年，他才9岁。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三月，真宗在延庆殿病逝，赵祯奉遗诏即皇帝位，年仅13岁。是为仁宗。
仁宗即位后，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军政大权已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也极尽奉承之能事。还在宰臣们草拟太后听政的诏制时，初拟“军国大事兼权皇太后处分”。丁谓提出去掉“权”字，副相王曾力争不可。王曾还援引旧制，主张皇帝与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丁谓却提出，仁宗每逢初一、十五接见大臣，凡军国大事由太后与仁宗一起召见大臣决断。非军政大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达内外（即由太后决定）。最后，还是丁谓的意见被采纳。
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谓为取悦刘太后，议改“天圣”（取“天”字析为二人，二圣人同执政之意），得太后赞同。丁谓既得太后欢心，在朝中也更飞扬跋扈。
丁谓的所作所为很快激起朝野的愤慨。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话传到刘太后的耳朵，开始对丁谓有所不满。不久，王曾借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把风水好的墓地留给自己母亲一事，奏明刘太后，说是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包藏祸心，欲为不轨。太后听后大怒，杖杀雷允恭，贬丁谓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又贬崖州（今海南崖县）。丁谓所亲信的参知政事任中正、刑部尚书林特等人，也先后被贬。王曾被擢与冯拯为相，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被擢为参知政事，任副相。仁宗也改为每逢三、五与太后一起御承明殿听政。
对当时朝廷中发生的变动，年幼的仁宗既不过问，也无兴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听政外，仍专心于练他的书法，致使他后来的飞白书，体势遒劲，颇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堪称首属。
随着日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仁宗逐渐成熟，处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想。从乾兴元年起，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开始逐渐摆脱太后的约束和管制。15岁时，由太后作主，为他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才人。他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既久，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仁宗借唐代设匦函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正。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秘阁校理范仲淹上书，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仁宗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发生的这一切，仁宗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了对太后专擅的不满。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刘太后病卒，遗诰仁宗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听政如旧规，军国大政与杨太后一起裁处。最后在宣布刘太后遗诰时，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仁宗结束了他的儿皇帝生活，独立主政。
二、废立息争赐纳和患
仁宗亲政以后，首先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被刘太后所亲信的人，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贬为外官。宰相吕夷简虽力助仁宗，也因被怀疑曾阿附太后，罢相，贬出判陈州。重新起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谘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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