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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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奉文骄横而坚决，他大声吼道：“投降还是不投降，你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回答是‘不’，我将按计划进行夜袭！”　　　　
　　　　帕西瓦尔只得用卑弱的声音回答“是的，投降”。于是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帕西尔事后才知道，当时山下奉文只有15000人，而他却拥有70000余人的兵力。帕西瓦尔被送往日本，关进了集中营。　　　　
　　　　麦克阿瑟有时也玩点儿幽默。他把帕西瓦尔和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将军温赖特解救出来，特意派专机把他们送到菲律宾，接受山下奉文的投降，让山下奉文受昔日败将的胯下之辱。山下奉文做梦也想不到，这回该轮到他在投降书上签字了。“我当时真想自杀！”事后他对人说。　　　　
　　　　根据中国和英国政府的要求，美军在马尼拉设立了军事法庭，将山下奉文作为乙级战犯进行公审。检察官指出他犯有多次指挥部队在中国农村进行报复性大屠杀等123项战争罪行。　　　　
　　　　法庭庭长雷诺鲁兹少将问道：“你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山下奉文像炸弹一样地回答：“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山下奉文请求让他的参谋长武藤章和参谋副长宇都宫作他的助理辩护人，检察官予以驳回：“检察官不承认被告提出的两个人是什么参谋长、副参谋长。山下拥有参谋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山下奉文以绞刑，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市南郊罗斯·巴尼约斯刑场执行。临死之前，山下奉文满腔仇恨的意志狂呼：“让我到地狱当阎罗王去吧！”　　　　
　　　　血洗香港的刽子手酒井隆于1945年9月被中国政府抓获。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检察官以在入侵香港时“唆纵部属违反人道以及违反国际条约与惯例实施种种暴行”等罪状，对他进行起诉。　　　　
　　　　检察官丁承纲问道：“攻香港时，众多中英人民被杀害，你知道吗？”　　　　
　　　　酒井隆甚至都没有犹豫，他回答：“据我所知，绝对没有这样的事。被炮火误伤大概会有的。我一贯要求部属在作战中不可伤害民众。”　　　　
　　　　1941年的香港，民间流传起一个不吉利的谶诗：“鲤鱼有日翻洋海，百载繁华一梦消”。港英政府却以其中立地位抚慰自己。香港仍沉溺于赛马、高尔夫球、舞会的酒精烟氛之中。　　　　
　　　　日军几乎与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向香港发起了进攻。一团团火焰在地面爆炸；雪花般的传单自天空飘落，带来了圣诞节的消息：“投降吧孩子，你可以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圣诞晚餐啦。”驻港英军司令莫尔特和港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乘小艇渡海来到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向酒井隆中将称臣。酒井隆宣布日军“大放假”。　　　　
　　　　黑色的圣诞晚宴来临了。　　　　
　　　　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军，由于被日军切断了与总部的联系，依仗坚固的斯坦利堡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的进攻达数小时之久。酒井隆的进攻接连受挫，就采取与山下奉文同样的恐诈手段，胁迫英军投降。他指挥兽兵在斯坦利堡围墙外的圣斯蒂芬学院，极其残暴地杀死了在那里的170名伤员及手无寸铁的俘虏，并歼杀了七名女护士。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法庭上作证时回忆说：酒井隆命令将俘虏当作人质，两三人一批推到室外，砍去他们的手指，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挖出眼珠。酒井隆故意放掉几个，让他们去英军阵地述说目睹的惨状，进行恐吓。四名中国女护士与三名英国女护士均遭强奸，其中一名英国女护士被绑在尸体上遭轮奸。最后她们也全部死于刺刀下。　　　　
　　　　英军投降了。他们一走出斯坦利堡，就被酒井隆驱赶到屠杀现场，去享受“热气腾腾的圣诞晚餐”。　　　　
　　　　烧杀淫掠像台风一样地狂烈。　　　　
　　　　所有抗日人员都被当成练刺杀的活靶子。国民党交通部驻港官员全部遇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内侄孙伯年因汉奸出卖被俘，兽军逼他投降遭拒绝，割掉他的舌头仍没得逞，于是兽军给他打了一剂毒针，使他全身浮肿而死。深水涉元洲街一位妇女背着小儿子上街买菜，回来时遇到戒严，面对自己的家门不敢过街回家；她的另一个儿子从家门口向她跑来，枪声顿起，母子三人当即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事件在香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深更半夜，浑身发散着酒气的兽兵三五成群地寻找“花姑娘”，他们晃动着手电筒，沿街敲门怪叫。大街小巷上、民宅里和楼梯上，到处可见到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女尸。影星梅绮和林妹妹的悲惨遭遇足以传达出当时的恐怖气氛。兽军攻占香港时，曾以《驸马艳史》等影片驰名的梅绮正好与享有“华南影帝”之誉的张瑛喜结连理，兽兵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衣裤，在她的新婚夫婿眼前强奸了她，受辱的阴影从此断送了他们的爱情与幸福。另一位擅演反派角色的影星林妹妹为了躲避兽兵的奸淫，带着一群年轻姑娘藏于一个地下室中，不料被兽兵发现，她挺身而出与兽兵周旋，掩护姑娘们逃走，自己惨遭厄运。　　　　
　　　　兽军有计划地强占饭店、住宅、商店、企业，想占什么地方，只需把一块上书“军搜集部管理”的木牌往那儿一挂，就换了主儿。至于搜括的古董、图书等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码头船坞附近堆了一地的麻袋和木箱，等待着运往日本本土。为了全面地掠夺，兽军没收了14家银行，并宣布日军使用的“军用手票”为合法货币，强令用港币兑换，“藏有港币者杀”。据不完全统计，兽军在占领香港的44个月中，掠夺的物资达10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港元；发行的军票达20亿日元。苦难的香港被洗劫一空，富翁变穷，穷人更是被逼上了绝路。香港人口从160多万锐减为1945年的60万！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呀，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这是“雨巷诗人”戴望舒因抗日罪名被俘入狱后写下的诗，他抒发了心中深深的忧愤，也抒发了他的爱国友人们的忧愤。作家萧红、诗人林庚白、剧作家麦啸霞、报人李健儿、教育家钟荣光等知识分子，先后都在这场战火中含冤死去。　　　　
　　　　1946年9月13日，南京雨花台击毙酒井隆的一声枪响，告慰了死难者的在天之灵。日本驻香港第一任总督、曾肆虐华北的矶谷廉介中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任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在广州行辕军事法庭被处决。田中久一在临死前不住地狂啸：“且看十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　　　　
　　　　戴望舒与田中久一的声音共铸成黄钟大吕，它轰鸣的时候，昨日与今天重叠在一起震颤了。　　　　
　　　　


第八章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1）

　　　　　　东京　　1948．12南京　　1949．1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　　　　
　　　　击毙酒井隆的子弹，仿佛也穿过了冈村宁次的头颅，使他一向阴郁刻板的面孔禁不住地一阵痉挛。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以保护日侨利益为借口，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蒋介石装孙子，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5月4日，北伐军处死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日军当即以猛烈的炮火轰炸北伐军阵地和居民稠密地区；晚上一群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负责人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再将他连同17名职员用机枪扫死。后来的一些日子，纷乱的战刀像朔风寒雪在济南城内飞舞，6000余名中国军民卧尸街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时任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与时任步兵第六联队长的冈村宁次，都是制造这次惨案的主凶之一。　　　　
　　　　冈村宁次在混沌的回忆中挣扎了片刻，渐渐恢复了平静。酒井隆是酒井隆，冈村宁次是冈村宁次。他把抚额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没有血，只有粘涩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冈村宁次的转移是隐秘的。新闻界像一群追捕逃兽的猎人，他们发现逃兽的足印失踪了。冈村宁次是被解往上海战犯监狱了？是中国政府顶不住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被遣返回国了？还是藏在一个秘密的洞穴养伤？抑或是肺结核病致使其口吐污血暴亡了？新闻媒介猜测着，把住山林的每一处津道隘口，举着刀叉与火把大声呐喊，要把冈村宁次轰出来。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兽竖着惊恐的耳朵挨时度日，又像是在等待着噩运的来临。　　　　
　　　　何应钦派人给他送来了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上面写道：“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应立即开始审理。”　　　　
　　　　果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送来了传票，命令他于7月12日上午10时到庭受审。冈村宁次感到他在疾速下沉，耳边响着嗖嗖的风声。整整一夜，他都在清理纷乱的思绪。虽然心中有谱，但毕竟是人家的俎上之肉，刀口刀背毕竟在一霎那的翻转之间。　　　　
　　　　然而这只是一次走过场的预审。倒是狡猾的冈村宁次利用了这次预审，在法庭上为应该怎样处置自己定了调子。他说：“我的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但也仅是下层发生的零星不法行为而已，这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旁听席哗然。　　　　
　　　　一小时后，冈村宁次退庭。庭长石美瑜与施检察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否将冈村宁次关进战犯监狱。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是地地道道的战犯，且健康状况良好，应依法立即将其移往战犯监狱临押。刘翻译官则坚持冈村宁次身患肺结核病，应慈善为怀考虑给予监外治疗，且现在寓所为国防部指定，任何人无权擅自更动。　　　　
　　　　恃才倨傲的石庭长愤怒地拍击着桌面说：“我以法律的名义申明，任何人无权亵渎神圣的法典！”　　　　
　　　　有恃无恐的刘翻译发出一声冷笑：“请庭长先生自重，法律是公理，而不是你的歇斯底里！”　　　　
　　　　气氛达到白热化，施检察官的调解无异于往白炽的金属上泼凉水，使之定型。无奈，石美瑜只好来到何应钦的公馆，以求公允。　　　　
　　　　听了石美瑜的来意，何应钦以平静的语气公断道：“石庭长依法从事，早已仰情。然冈村宁次虽系战犯，但在投降以来再无新罪，而且对我国民政府唯命是从，多献良策。故而对其处置，似以宽容为妥。”　　　　
　　　　石美瑜明白了，此路亦不通。最后法庭与国防部协商的结果，准予申请保释。但法庭请来的京沪医院朱院长经过诊断，拒绝以病由为冈村宁次担保。于是由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钱龙生出具担保。　　　　
　　　　一直拖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的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又一次预审后，将他送入了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9月14日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除了招来一群记者的追问外，冈村宁次没有受到任何触动。　　　　
　　　　这种沥沥拉拉的难堪局面，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会预料不到，他之所以要忍受这种难堪，是因为庇护冈村宁次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道，被日军誉为“中国通四杰”。他参与制造过“济南惨案”，“上海事变”，代表日本政府在在塘沽仓库楼上签定过“塘沽协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1941年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为了镇压沦陷区人民，他别出心裁地推行“治安肃正”运动，把华北分为日军占领的“治安区”、建立了根据地政权的“非治安区”和双方争夺的“准治安区”，对三种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残暴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加强掠夺物资和奴化人民；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惨无人道地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的人民赶进“人圈”，毁掉原来的村庄，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的联系；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河北省丰润县的潘家峪大屠杀中，全村有1035人遇害，其中妇女儿童有658人，幸存者无几；而在阜平县的平阳村持续屠杀了87天，700多人魂断，5000余房屋化为废墟。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动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共烧毁民房15万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牲畜一万多头，杀害抗日军民4500余人。　　　　
　　　　钢刀的白光一闪，一位16少女的头落地有声。兽兵将它放入少女的母亲的怀中。女儿睁大死去的眼睛，看着母亲怎样悲痛欲绝。女儿最后的鲜血在母亲怀中凝固成浆块。　　　　
　　　　一位孕妇被按在棺材里，棺材四周围着20多名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刺刀慢慢地切进孕妇，切进了青年妇女们的知觉。刚成形的胎儿被挖了出来。　　　　
　　　　冈村宁次有一颗长着狼毛的心脏，他是地狱的象征，他走到那里，就把地狱带到那里。　　　　
　　　　比之一般的恶魔，冈村宁次更擅长使用残忍的智慧。在“扫荡”中，他怪招迭出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异战术，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等，尽管在与八路军试阵时连遭败绩，却足以使蒋介石眼花缭乱，自叹弗如，钦敬有加。　　　　
　　　　所以蒋介石要把他当成个宝贝来保护，而为这个宝贝蒋介石也确实费尽了心机。　　　　
　　　　蒋介石的心思被监狱长孙介君兜溲了出来。14日预审结束后，冈村宁次初进监狱，孙介君就带着翻译来套近乎。孙介君说：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样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不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人民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治疗。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既然是狼狈为奸的一出戏，那就要配合着演才好。而且还要发旁听券，招待中外记者、外交使团和国内社会名流。敲锣打鼓，鸣金放号，大戏要开演了。　　　　
　　　　


第八章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2）

　　　　8月23日上午，上海吴淞路商会礼堂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极为冷峻。礼堂内聚着一千多名前来旁听的中外人士和新闻记者，座无虚席，坐在第一排的两名全身戎装的少将高参显得尤为突出。石美瑜感到纳闷，过去在南京审判战犯，国防部从未有人来旁听，此次远在上海，国防部缘何反倒派人来旁听了呢？　　　　
　　　　冈村宁次出庭了。短小精悍的冈村浑身透出矜持和傲慢。这也怪不得他，被告席一侧的那把舒适宽大的扶手椅就证明了他有资格端架子。那把椅子是特为他预备的，好让他在感到累了的时候坐在上面休息。随他而来的还有落合甚九郎等四名作为证人的在押战犯。　　　　
　　　　开庭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质询被告及证人。当进入与律师的辩论阶段，气氛趋于紧张激烈。　　　　
　　　　中午休庭的时候，石美瑜宣布辩论结束，下午宣读判决。法官们按惯例到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进餐。石美瑜与陆超、叶在增、林建鹏、张体坤几位上校法官喜形于色。冈村宁次已被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