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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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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蒋介石不知道怎么说。
白崇禧十分生气,他不顾后果地揭穿蒋介石心中的秘密,气愤地说:“你无非是心疼他是黄埔系的吧?如果军法面前不能人人平等,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蒋介石心底的秘密被揭穿了,但他还是不吭声。
马当失守(3)
白崇禧不依不饶,发着火说:“一个薛蔚英,已把偌大的武汉闹得沸沸扬扬了,他们说委员长如果不果断处决薛蔚英,你恐怕什么部队都指挥不动,连你身边的卫兵也指挥不动了。如果对这种人姑息迁就,那就是养痈成患,这也是一种潜伏的危机。”
“算他倒霉!”蒋介石挥挥手,别过脸说,“立即枪决,决不姑息!”他伏案写了一道手令:
薛蔚英贻误战机,立即执行死刑!
蒋介石忍痛斩马谡,一声枪响,结束了薛蔚英的性命。
蒋介石办完这件事后,打电话将陈诚叫来。陈诚接到电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进门便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校长,你好,有什么事要吩咐学生的吗?”
“好什么?好个屁!”蒋介石一头的恼火泄向陈诚。他训斥道,“你是第九战区的司令官,负责整个保卫武汉的作战指挥。当初我再三交代,马当地位重要,无论如何要派一员赤胆忠心的将军去坚守,你也向我保证说,马当的防务固若金汤,起码可以守三个月,结果不到三天就被敌人占领了,你怎么向国人交待?”
陈诚低头垂手,一声不吭。等蒋介石训斥完了,他悄悄地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下达了夺回马当的战斗命令,命令如下:
香山马当为皖赣门户,其得失影响于今后作战之胜败甚巨。着罗总司令卓英,督率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及第十一师等部,务速恢复香山马当阵地而确保之。并规定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各赏洋五万元。如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凡我官兵务必奋勇争先,以歼灭当面之敌。仰即督励所属一体属遵,是为至要!
命令下达后,罗卓英、李韫珩和第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这才紧张起来,罗卓英带着精干的班子,坐吉普车来到彭泽开设指挥所,指挥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和第十一师,向马当反击。
花了几年时间,好不容易构筑的马当钢筋水泥工事,在中国军队手里没有珍惜它,更没有发挥它的防御作用。现在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后,它却成了鬼子手中最坚强的盾牌。中国军队连续反击十几次,伤亡很大,屡攻不克,只得放弃。相反,日本人利用马当工事,为前进的基础,稳扎稳打地向彭泽大踏步推进。中国军队挡不住日军的强大攻势,步步退让。日军占领了彭泽、湖口、逼近九江。
冈村宁次唱大戏(1)
九江与武汉近在咫尺。日军逼近九江,武汉岌岌可危。蒋介石到了火烧屁股的危急时刻,又把陈诚叫到办公室。
陈诚对马当失守十分内疚。一进门便低着头说:“校长,马当失守,卑职用人不当,请求处分。处分无论多重,学生决不埋怨。”
蒋介石本来有一腔怒火,可是,见陈诚诚惶诚恐的模样,心又软了下来。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马当失守,我急白了头。今天,我要再向你重复一遍,武汉对于我们十分重要,它北连河南,南接湖南,是长江中游的大城市,也是中原的心腹地带,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武汉是中国的肚脐眼,如果肚脐眼被人家占领了,离心脏还有多远?讨厌的是武汉四周都是水,无险可守,不是久战之地。所以,半年前我就确定了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是把进攻武汉的敌人消灭在武汉外围,你理解了吗?这个方针你怎么忘记了呢?”
陈诚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回答说:“卑职知道要战于武汉远方,但是,部属太麻痹了,我要检讨。”
蒋介石挥挥手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说了,下一步一定要死守九江,九江如果再丢了,我一定拿你是问!”蒋介石指着地图说,“我们在九江方向有60个师60万人马,就兵力而言,超过敌人多少倍,九江守不住,你找不出任何理由的,你还有什么意见?”
陈诚保证说:“校长,学生如果再守不住九江,就不回来见校长了。”
陈诚坐车离开武汉,来到九江以南的星子县莲花洞,他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第二天,他召开了作战会议,第九战区师以上军官都来了。会议一开始,陈诚就沉着脸说:“诸位,委员长万分生气啊!他昨天给我一个下马威,今天我要不要给你们一个下马威呢?诸位都是戎马几十年的军人了,打了败仗该怎么办?薛蔚英枪决,李韫珩撤职查办,都是你们的镜子。也许,在座的诸位明天就是别人的镜子。打不好仗,你们心里难过不难过呢?你们也许脸老皮厚不知羞耻,可是我是难过得已经两顿没吃饭了。”他扫了大家一眼,见几个师长吓得筛糠似地打着抖,知道点到为止,不宜再训斥了。否则,会影响大家的战斗情绪。于是,他口气缓和了许多,吩咐参谋处长刘云汉传达战斗方案及各师的战斗任务。
陈诚在制定九江防御战斗方案时,接受了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充分利用九江的水网地区及山区特点,在九江至德安铁路沿途设置三道防线。考虑到庐山至隘口是山区,射击视线不良,防守的重点要放在一、二道防线上。
刘云汉说罢方案,陈诚接着说:“这个方案之所以要设三道防线,完全是贯彻了委员长的指导思想。前几天,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个仗绝对不能像淞沪战役那样打了。日军的企图是要找我主力决战,尽早结束战事,目的是迫我投降。我们如果以百分之百的兵力来保卫武汉,那就正中敌人的下怀。敌人就是要我们那样做。因此,保卫武汉的战斗只能用百分之六十的兵力,留下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为今后打持久战。”陈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这仗很难打,既要保卫武汉,不让敌人进武汉,又不能拿出全部兵力,不可拼得太猛,更不可磨洋工,消极防御,必须要打出一个高水平的保卫战。”他扫了一眼众军官,抬抬手说,“请诸位对方案评头论足一番,务必发表高见。”
“这个计划太保守,形象地说,是豆腐渣方案,不堪一击。”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他当头一炮,继续说,“你们听说过徐州会战没有?徐州会战中的临沂保卫战,所以打得漂亮,方案的指导思想是打出去,以小部力量守城,大部分出击。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来个三面夹攻敌人。我认为,守九江的方案纯属被动防御,就像足球守门那样,呆呆地等人家进攻,太没意思了,叫人打得没劲。”
陈诚解释说:“临沂保卫战确实打得不错,但是,最后临沂不是被敌人占领了吗?临沂保卫战根本不能作为我们的样板,更不能照搬照套。”
“临沂确实最后被敌人占领了,但是它达到了消灭敌人主力的目的,有军事学术价值。如果九江纯粹消极防守,最后九江也丢了,敌人主力也没被消耗。”汤恩伯反驳道,“我认为九江防御方案不成功,一旦实施了就是敌人的活靶子,”他面向大家,大声地说,“诸位也可以评论评论嘛!”
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接着说:“我十分赞成汤司令的意见,设三道防线的打法不可取,理由很简单,敌人有飞机大炮,战前他们对三道防线狂轰滥炸一番,三道防线被他们打了个稀巴烂。”他打住话头,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竖摆在桌子上,用拳头轻轻一碰,香烟就倒下了,他比喻说,“大家看到了吧,这盒香烟就是我们的防线,人家用飞机大炮轻轻一击,我们的三道防线就完蛋了。”
坚守三道防线的部队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所以,陈诚客气地对张发奎说:“张司令,此次要唱主角的是你,你对这个方案谈谈看法。”
张发奎被他点了将,慢慢地站起来,被陈诚按住了,对他说:“张司令是老前辈、老革命了,还是坐着谈吧。请你谈谈你的高见!”
冈村宁次唱大戏(2)
“我与汤司令、霍军长有同样的感受。打仗总不能同下军棋似的,排成一条线同敌人对着干。要设法让敌人钻进我们的口袋,打歼灭仗才行啊。”张发奎又是一个反对者。
陈诚不放弃自己的方案,说:“看来我要解释一下,这三道防线并非是三道木头人组成的呆板的防线,可以互相交替掩护,可以机动歼敌,总之,是步步为营,层层抵抗。”
会议没做出什么结论就结束了。陈诚坐吉普车来到武汉,将讨论的情况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作了汇报。蒋介石又对整个方案作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是:
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藉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对峙,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四个月,并将第九战区主力编成第一、第二兵团,将第五战区主力编成第三、第四兵团。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担任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取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的正面防御;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八个师,担任大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及大别山之间布防,遏止第六师团西进。
部署调整后,蒋介石向全军发表训令,号召全军奋起打击日军的狂妄气焰,保卫武汉。
几乎不约而同,中国军队调整部署时,日军也在调整他们的部署。7月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先后调集了九个师团另三个旅团和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约25万人,编成第十一军和第二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指挥,分别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合击武汉。
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恶魔。他是十足的“中国通”。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队长。中国的孙传芳、何应钦、阎锡山等,包括后来发迹的许多大小军阀,都是冈村宁次的学生。1915年,陆军参谋总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战史处参谋冈村宁次到青岛搜集资料。这是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的野心和灵敏的嗅觉,他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回国后不久,他被调任驻扎在小仑的步兵第十四联队,职务是少佐大队长。小仑位于九州,是日本通往中国、朝鲜的小港口,这里常有中国商人来往,尤其中国的渔民比较多。冈村宁次一有空就去找中国人聊天,不到半年,他完全学会了讲中国话。1922年,冈村宁次返回参谋总部工作,安排在第二部中国班。主要任务是到中国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第二年,他被调任上海,担任谍报武官。两年后,冈村宁次调回东京,担任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军衔也同时晋升为大佐。1928年5月,冈村宁次率联队随师团开赴青岛,与中国军队作战。7月,他被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的战史课课长。1932年2月,他被提升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曾经作为日方代表,数次来南京同中国外交部谈判。几次见过蒋介石。这年6月,他调往东北,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曾与何应钦商谈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他又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掌管情报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研究和制定对华政策。到职不到两个月,就以商人身份秘密到中国,以旅游为借口,在沈阳、大连、旅顺、北京转悠,尤其在南京住了两个月。目的是通过和中国人交朋友,了解中国的军事情报。何应钦留日读书时,冈村宁次是他的老师,关系相当密切。他在何应钦家住了一段时间,学会了烧中国菜,特别喜欢吃千张结红烧肉。据他在日记中透露,他一次能吃一斤千张结红烧肉。然后,他又到广州,多次拜访广东军阀陈济棠,有时李宗仁也陪着交谈。冈村宁次遇到情绪好的时候,邀请陈、李二人上饭店喝酒,在交杯换盏、笑谈风月中搜集了大量关于蒋介石的情报。由于搜集情报有功,他被破格提升为中将第二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那时整个陆军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1937年4月,他率第二师团来东北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武装。1938年6月30日,他被提升为第十一军军长。也就在这一天,他回东京拜谒天皇,受领了御赐神酒和赏金,接受了进攻武汉的使命。
7月12日,冈村宁次率领新组建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人员在上海登陆。15日到达南京,向烟俊六报到。烟俊六向他介绍了日军下一步作战进攻武汉的方案,目的是除继续寻歼中国军队主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蒋介石在武汉,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武汉。日本政府认为,只要占领武汉,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至“地方政府”的地位,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这年年底,汪精卫果然逃出了重庆,投进了日本的怀抱。另外,选择武汉作为下一步作战目标,是因为武汉在长江边,便于举行海陆空三军立体作战,能充分发挥日本战舰的威力,也便于沿长江水路对大部队进行后勤补给。也就是说,粮食、弹药在日本长崎上了船,几天工夫就可以直接到达武汉。
烟俊六还向他介绍,投入武汉战役的日本陆海空军近40万官兵,同时,大本营为配合武汉作战,向中国增兵40万,增拨作战费用32。5亿日元。
冈村宁次唱大戏(3)
烟俊六介绍完情况,拍拍冈村宁次的肩膀说:“进攻武汉说起来两个军,第二军从合肥经大别山向武汉进攻,绕道走远路,途中必然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走大别山的这一路行军步子慢,我不指望他们有多大贡献,我的意图是牵制中国人的兵力,进攻武汉的实际操刀手是你,希望你不辜负天皇对你的信任。”
冈村宁次说话谨慎,没有拍胸脯下保证,只是耸耸肩说:“让我试试吧,不行另请高明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在武汉有120个师,110余万兵力,相当于进攻武汉日军兵力的三倍。而且,武汉外围地形恶劣,加上天气炎热,这一仗不是好打的。可是,不可一世的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有必胜的信念。
几天以后,冈村宁次来到彭泽,他先用一周时间熟悉双方情况和地形,尔后又用一周时间制定作战计划,他准备起用波田支队作为进攻九江的尖刀部队。
波田支队的实力相当于日军的一个旅团,而支队长波田重一的军衔却比一般旅团长的少将衔还高一级,他是中将支队长。波田支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台湾人。甲午战争后,中国在黄海大战中败在日本人手里,美丽的宝岛割让给了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人也成了天皇的“臣民”, 许多台湾人起了日本名字,波田支队的官兵习惯了台湾的亚热带气候,武汉又是出了名的火炉。因此,冈村宁次认为,选择波田支队进攻武汉,是最理想的选择。
冈村宁次同波田俩人密商了三天,决定对九江采取偷袭。
7月22日晚上,大约八九点钟时,夜色如墨,微微细风,九江城内的第二兵团指挥部,张发奎正在同房东王老汉下棋。走了没几步,张发奎便听到窗外的雨声,心里不觉烦躁起来,他推开棋盘,站起来走到门口,只见门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觉自语道:“这鬼天气,真是糟糕透了,鬼子就是进了九江城,恐怕我们还不知道呢。”想到这里,他实在不放心,便拿起电话,与第十八军军长黄维通话。叮嘱他说,“今晚天气恶劣,要提高警惕,防备敌人进攻。尤其是姑塘第十一师,要加强值班。”最后还强调说,“彭善师长今晚不能上床睡觉。”
半夜,狂风大作,长江及鄱阳湖的水面上,波涛怒吼,搅海翻江。浪涛声、风声淹没了日军数十艘军舰的马达声。波田支队迅速在姑塘登陆。守军哨兵发现后鸣枪报警,等部队起床,日军已冲到了营房前。张发奎急令第十一师反击,同时命令第十五师、第一一八师增援,务必于拂晓前将波田支队赶下湖。
天亮了,张发奎满以为日军已被赶下了湖,谁知他拿起望远镜一看,竟被吓得呆若木鸡般愣在那里。映入他眼帘的是日军的几十架飞机轮番地轰炸,湖面上净是日军的军舰,增援的两个师被炮火拦在半路。第十一师孤军奋战,被波田支队撵得四处逃散……
张发奎急调四个师增援,却如泥牛入海无济于事。24、25日两天,反击失败。25日晚上,波田支队和第一○六师团蜂拥攻入九江城。
蒋介石对日军在九江登陆十分气愤,连下了三道命令,要张发奎夺回九江。张发奎是进是退决心难下,他手中的预备队第四军,在北伐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时,被誉为“铁军”。这是他起家的老本,他估计敌人攻势太猛,第四军拉上去恐拍也难以扭转乾坤。前思后想,他决定不做血本无归的事,如果部队拼光了,以后还凭什么来打持久战?权衡再三,再三权衡,张发奎做出决定,不能进只能退。
26日晚,张发奎一声令下,中国军队全线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等地转移。
九江陷落,对蒋介石是个巨大的打击。他没想到九江会这么快落入敌手,以后在多次会议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大骂特骂张发奎,就差没把他的祖宗八代都骂出来。接着,他下令由第二兵团司令薛岳接替张发奎的职务,让张发奎靠边站。
冈村宁次拿下九江,没再继续追击。原因是他的部队普遍得了霍乱,冈村宁次迁怒于中国的老百姓,下令在九江城内捉拿染病的人。遵照他的命令,九江所有生病的老百姓统统被抓去活埋,无一幸免。
万家岭大捷(1)
7月30日,九江城外师范学校内,冈村宁次在这里召开作战会议。计划兵分两路,向武汉进攻。一路以第九、第二十七师团、波田支队主攻瑞昌、鲁溪、幕阜山断粤汉线,然后迂回南昌之南;另一路以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循九江至南昌铁路挺进,直接进攻南昌。
军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对着地图指指画画,说完作战方案后,冈村宁次对第九师团长吉住良辅、第二十七师团长本间雅晴说:“幕阜山是你们师团前进的大障碍,天气又格外炎热
,你们要辛苦了。中国军队我十分了解,上层腐败,下层素质差,他们不太讲战术,真正的敌人不是我的敌人,而是复杂的地形。因此,可以说,敌非敌,地形是敌。”
他又转身对第一○一师团长伊东政喜、第一○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说:“你们两个师团沿铁路走,大部分地形比较平坦,估计打得比较顺利,但是,我也有顾虑,”他手指地图说,“万家岭、马回岭,还有庐山以南的隘口、泽泉、金湖、德安等地,是丘陵地带,据飞机侦察,有几座不太高的小山,你们千万别被中国军队诱至山里,一定要牢牢地盯着铁路走。”
冈村宁次讲完后,几个师团长表示说,一定记住他的话,请他放心,他们都充满信心地表示说:“请司令官在九江城里等着我们的捷报吧!”
冈村宁次有个特点,一旦作战方案下达后,他就不再干涉下面的具体事宜。他对部下很放心。大胆地放手让他们干。这次也不例外。他认为自己已把如何打法,包括注意事项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几位师团长也肯定能领会他的意图,他相信他们会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冈村宁次喜欢钓鱼,一有空闲,他就坐上吉普车,到塘边钓鱼去了。上午开完会,他下午就带着卫兵,来到了甘棠湖边,静静地等待鱼儿咬钩。
这天下午,四个师团分别向南昌推进。向幕阜山方向迂回的这一路日军,因途中多为山路,又是大热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加上遇到中方军队的阻击,走得不很顺利。沿铁路走的一路两个师团,第一○六师团打头阵,他们出九江不远,在金官桥遇到了中方军队的猛烈阻击。第一○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在望远镜中发现是中国军队,阵地上有坚固的工事,便与军部联系,要求派飞机轰炸。很快,约十几架飞机飞来了,敌机轮番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上火光冲天,烟尘蔽日,阵地被严重摧毁。松浦淳六郎对官兵们说:“冲锋吧,支那军已被我们的飞机炸昏了,成了飞不起的野鸭子,你们赶快去捡野鸭子吧。”
第一○六师团官兵端起枪,冲出不到50米,却意外遭到中国守军的阻击,一个个趴在地下观察。因为后面有督战队,逃跑者都会被当场击毙。所以,双方展开了对射。
接替张发奎的薛岳,掌握了日军进攻的特点,将守军欧震第四军、李玉堂第八军、李觉第七十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布防在金官桥的东西方向,一字形摆开。第四军在这次阻击中,担任第一梯队。他们果然不负“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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