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原著小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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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人刻意装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说真的，这次选人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他们的表现太让我失望，我真担心带不回一个我需要的人。不过，矮子里选高个，既然来了，我总是要带一个回去的。就这样，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给王所长送去了12名面试者中的3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无疑，我要的人就在这三人当中。
所长看我的工作已近尾声，晚上专门到招待所请我吃饭，有点要给我饯行的意思。席间，我一边跟所长聊着天，一边注意到，在我们斜对面的餐桌上，有个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
吃完饭，我送走所长，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的口气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说：“找你啊。”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我问：“找我干什么？”
她说：“你不是在招人嘛，我也想来试试看。”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便开门进了屋。
冯·诺伊曼的助手
说说这个女人的经历很有意思。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儿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就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成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3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速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外形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犹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1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般快，飞沙走石般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便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儿，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息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世界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人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当时我打开门请她进屋，只想尽快打发她走人，因为我对她过分风情的举止有些反感（也许还有点害怕），而对她堂皇的自我介绍又半信半疑。我说过，我的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我住进后，对外间的布置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把两张沙发分开了，一张移到了窗前，由我坐；另一张移到了对面，由来面试者坐；而在原来放沙发的位置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是我跟面试者交流用的。黄依依进房间后，便站在黑板前，停住不动。那黑板上，写着两道“数学迷宫题”。
看一会儿，她回头问我：“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说：“你不是想来应试嘛，这就是考试题。”
事实上，这是我下午专门为三名初选入围者出的考试题，说实话，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者。但是，时间已过去大半天，没有谁交来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交来答案。要真是如此，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来做裁定。
她问：“那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说：“那我就录取你。”
就这样录取了。
破题
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谁也想不到，我仅仅在沙发上抽了两支烟，就这么点功夫，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她这么快地破题，弄得我反倒心里不舒服，怀疑她是不是事先已听说过答案。但仔细一想，这又怎么可能呢？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道题其实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密码做出来的，除了701少数几个破译人员知道答案外，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知道。黄依依轻易地破掉那两道题，等于是轻易地破掉了两部密码！当然不是太难的密码，属于准中级密码。
现在我把密码的基本情况做个简单介绍。密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简易密码，又称替位密码。这是一种最原始、初级的密码，主要玩的是数字和文字的游戏，比如将偶数当奇数用，把炮弹说成香蕉、进攻说成回家，诸如此类，玩的名堂比较简易，有点暗语性质的。这种密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不体现智慧，只有一点小聪明，作用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所以一般都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临时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早在二战之前，这种密码就几乎已被淘汰，即使有些局部战役偶尔用一下，也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不得已。
第二类是专业密码，又称中级密码，或数学密码，主要奥妙在数学的运用上。这种密码一般都是由专业的数学人才参与设计，玩的是数学的游戏，不是数字的。二次大战中大部分国家和军队用的都是这种密码，因为设置的程序相当复杂，人已无法单纯用头脑记清它的转换方式和程序，所以出现了专业的密码机。这类密码是用数学造出来的陷阱，所以，每部密码几乎都可以演变出一道或者几道超难的数学题。
第三类是高级密码，又称语言密码。研制这样一部密码，相当于创造发明一门语言，也许该说是疯子的语言，破坏语言的语言，研制难度相当大，破译难度也很大。二战期间，有少许国家开始尝试性地用，保密性很好，但之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普及开来，原因是研制这样一部密码，耗资巨大，且使用难度极大，难以普及。这是一种密码中的密码，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一般只在高层联络中使用，很难全面铺开。
以前，我们701主要负责破译苏联军方的中级密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使用一部高级密码，但由于使用范围很小，加上破译难度很大，我们基本上没去管它。再说，想管也管不了。从战略意义上讲，反正我们不想主动去打他们，劳民伤财地去破译一部高级密码，价值并不大。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破译他们的中级密码。只要破掉对方大部分中级密码，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应有的军事情报，从而掌握对方军队的大致动向，做到防备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前面说过，却是为破译苏联乌字一号高级密码来的。这是上面给我们新下达的任务。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之前，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我们是从不破译他们的密码的。那么上面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破译这部密码？原因是很显然的，因为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有点命悬一线的意味，随时都可能崩溃，当然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我们该做何准备？是准备崩溃？还是准备重归于好？答案就藏在乌密中。
据我们所知，乌密并非军方密码，而是他们外交部的密码。把一部几乎是当时最高级的密码交给外交部使用，而不是军队，这本身说明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藏着见不得人的鬼把戏。有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刀远比士兵手中的刀更险恶。杀人不见血的险恶。而上面那么想破译这部密码，一方面说明我们很在乎跟他们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外交上交恶，就当时形势看，双方的战争一时是不会发生的。
然而，要破译乌密又谈何容易。首先，作为一部高级密码，破译的难度本身就是昭然若揭的；其次，既然以前我们没有破过他们的密码，就意味我们毫无破译他们密码的经验或教训可谈，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感觉犹如要你在寸草不长的沙漠上一下培育出一棵参天大树，除非你有天大本事，否则就是天方夜谭。正是在这种进退无路的严峻情形下，我们向上面要求到中科院来选拔人才。
我就是这样来这里的。
说真的，虽然上面赋予我足够的权力——只要我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带走，但问题是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是无，只有天知道。天知地知，还有我自己知道。一路上，我都在为这个未知的人苦恼着，梦想着，担心着，害怕着，祝福着。现在，这个人似乎让我找到了，很容易地找到了。她就是黄依依！
黄——依——依——
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去找所长。
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我为什么记得她，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听到她在哭泣，于是我侧目偷看她，于是我看到她掩面而泣的样子——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低垂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后来，从所长那里又知道，我看到的哭泣的女人正是从他办公室里刚出去的。她为什么哭，包括为什么来找所长，其实都跟黄依依有关。说真的，几天来所长对我一直是崇敬有加，好像上面的电话把我一下变成个很大的人物似的。其实，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有点神秘而已。所长大人对我已有的崇敬，使我一下子不大能接受他对黄依依的态度，当他听我说要黄依依时，所长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
“黄依依？你要她？你……”所长沉吟着，最后咬咬牙说，“你还是换个人吧。”
“为什么？”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
“她这人有问题。”所长回答得很干脆。
我问：“有什么问题？”
他说：“这是她个人的隐私，不便说的。”
我说：“在我们701面前，是没有任何隐私的。”我的声音露出一种霸道。
确实，跟我们这些人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再说，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的？个人？还是国家？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要淡化这种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抠掉。像抠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抠掉。小伙子，你可别跟我们傻乎乎地谈什么隐私，你没有任何隐私——对我们来说。
所长看我态度有些硬，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说：“就像你的事，仅限我知道一样。”
我没有答话，等着他往下说。
所长说：“其实，你要早来几分钟，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依依）同志的问题。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
“我在楼梯上碰见了，”我说，“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白衬衣的？”
“是的，”所长说，“就是她。”
“我看见她在哭。”我问，“她为什么哭？”
“那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所长说，看了看我，接着说，“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谁？”
所长说：“那还用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说：“没有调查，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所长丧气地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信件，乱糟糟的，一大堆。我一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一边看着，一边问所长这些是什么人。所长说，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我越看越怀疑，又问：“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
所长说：“应该是不可能，可到了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希望从她嘴里听到一个否认、甚至是狡辩的声音，可就是听不到啊。”叹口气，又说：“说真的，影响很坏啊，反应很大啊，现在所里开领导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拱走了。这个黄依依啊，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到了中国，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嘛，能这样乱来吗？”
我问：“她有家吗？”
所长笑道：“哪个男的能接受她？”
我说：“也许结婚就好了。”
所长说：“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
我问：“这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事？”
所长说：“有以前的，也有现在的。据说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个化学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电影厂一个摄影师好上了，不久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就因为她在外面有男人。”
“她现在有多大年纪？”
“三十七八吧。”
“有没有小孩？”
“没有。”
“社会关系复杂吗？”
“父母亲在浙江，以前是浙大的老师，现在好像都退休了。还有个哥哥，在上海市政府里工作，说是个什么处长。”
“平时工作上敬业吗？”
“工作上没问题。”所长说，“毕竟当过诺伊曼助手的，见多识广，科研精神和实力都是所里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也是数一数二。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谁还留得住她？能留下来，还不是因为她业务上拔尖，用得着。”
我笑了笑，说：“你劝我别要她，不会是个阴谋吧？”
他没有反应过来，问我：“什么阴谋？”
我说：“怕我挖走她啊。”
他苦笑着说：“我倒是希望你挖走她，这不是说我不爱才，而是她在这儿给我制造的麻烦太多，影响太坏！你知道人都在背后说我什么？说我是养了匹马，一匹洋马，整天在院子里溜达，谁想骑都可以；老同志骑了夫妻反目，年轻人骑了后患无穷，真正是一匹害群之马啊，只怕你不敢要。”
我说：“行，那你把她档案调给我看看。”
他问：“你真要她？你们不是特别单位吗？最讲纪律的，合适吗？”
我说：“我要看过档案才能决定。”
但其实，我心里已做了决定：没有比她更合适的！
博士也要寻欢作乐
从所长那里回来，刚进房间，我就听有人敲门。开门看，门口立着黄依依，她换掉了连衣裙，穿的是一套衬衣裙子，裙子是藏青色的，衬衣是白色的，开口很低，露出胸前一大片白生生的肉，甚至还可以隐隐看到一线乳沟。我的目光无意中碰了一下她胸前的白肉，便触电似地闪开了。
我说：“我正找你呢。”
她说：“我都来第二次了。”
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她递上来一页纸，说：“给你交卷啊。”
说的是另一道数学迷宫题。昨天晚上，她现场解出了两题中的一题，第二题她一时没有思路，带回去做了。刚才，我回来时，看地板上有几页纸，是其他三位候选人中的两人交来的答案。但我看都是错误的，现在我看黄依依解答的程序和结果，完全正确无误，心里一下子生出满满的喜悦，嘴上便客气喊了她一声“黄博士”。
她打断我：“你别这么喊，现在我是你的学生，在被你考试呢。”
我说：“那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
她说：“错不了的。”
我说：“不愧是博士。”
她又打断我：“说过的，不准喊我博士，什么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博士的？”
“怎么看？”
“白天是博士，晚上不是。”
“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样要寻欢作乐。”
说着，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身子都勾下了。在她勾下身子时，我无意中又看见她的胸脯，满满的，像要从衣服里膨胀出来，诱人得很。我想，看来所长说的没错，我带她走合适吗？这念头刚闪现，又被我掐了。我想，这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去哪里找像她这样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
笑完了，她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刚才不是说在找我嘛，什么事？”
我也是一本正经地说：“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别太难了。”她做出发嗲的样子。
“不难，”我说，“但你必须说真话。”
“这没问题，”她爽快地答应道，“问吧，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以前有没有接触过破译密码的工作？”
“没有。”
“听说过吗？”
“听说过。”
“愿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不愿意。”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就喜欢呆在这里。”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知道一点，好像是保密单位的，是吗？”
“是的，你愿意去吗？”
“不愿意。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了。”
“为什么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
“那哪是我这种人呆的地方？”
“你是什么人？”
“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纪律约束，最喜欢无拘无束。”
我想了想，责问她：“那你干嘛还来应试？”
她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来应试是真想去你们单位？你们是什么单位我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呢？”笑完了，正了正神色，又说：“说真的，我来应试是想来见识见识你，这几天同事们都在说你这个那个的，我很好奇，就来了。”
“就这样？”
“就这样的。”
“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我说，“现在我正式通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