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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节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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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阿拉法特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
苏哈·阿拉法特笑着说道：他总设法先于他人知道一切，即使这首先是与你有关。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他的妻子来说，这有时很令人失望。生活在亚西尔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人物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回到家中却和平常人一样。在这点上，他自己可能还未觉察，可我感到他现在为此正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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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塔维勒，别具魅力，令人钦佩。1990年在突尼斯与阿拉法特秘密结婚，将自己的终身与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的人生融为一体。她对自己一生所钟爱的人备加赞扬。当时她才二十七岁，而他已年近六十。而她也善于适应别人的批评，怀着真诚，独立地思考回答最为隐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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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在他身边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过，他四十年来一直在战斗，已完全战斗化了，已学会从不表明他的喜悦之情。他知道，他高兴的一天，很可能伴随着一个对他的亲人、他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来说是痛苦的事件，一种所有危险可能降临的生活。我呢，带给他一个巴勒斯坦女青年的快活，坚信未来更加美好并对未来充满更大的希望，同时也许能带给他另一种战斗的眼光。
我和他交谈，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更为现代的看法。他装着听不进我的意见，但有时也听我的，总之，是由于我希望他那样去做。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不过，我存在着。您晓得，我的家中，人人善于斗争，善于赢得尊重。我的母亲蕾蒙达曾被以色列关押，住所受到监视，游行示威时遭殴打。我是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和拉马拉长大的。我也明白战斗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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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阿拉法特坐在他们在加沙居住的普通房子的平台上。她出神地望着海，望着远处的地中海，随后目光停在丈夫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大楼。她金黄的头发，深黑的眼睛，浅蓝色的宽袍，使人们一猜便知她有身孕了。政治困境痛苦中的某种脆弱，一个不时惊慌失措的年轻女子，但突然一咬牙关，显示出她坚忍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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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那天，我们要动身前往奥斯陆。对丈夫、对我这都是重大事件。如此远行要好好准备。因为要去奥斯陆，先得经过加沙边防站出境，然后沿着公路到达埃及的军用机场阿理什。机场上停着一架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挪威国王特别租用的，要接我们去该国首都。拉宾和佩雷斯倒很方便，可以从以色列的洛德机场乘机前往。天真冷，我们的房子暖气不好，和加沙所有家庭一样，难以抵抗隆冬的严寒。
我感到疲劳，不愿起床。裹在被窝里，我不禁想起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想起至今还挤在木板棚里的大多是1948年阿以战争造成的难民们。这些难民营是贝亚克、贾比利亚、夏蒂、哈尼斯、拉菲亚等。以色列军队撤离，1994年7月那天阿拉法特归来，总之这一复兴所激起的巨大希望，仿佛当天早上终于降临。我想到海格立斯的神工，就凭他一人，一个动作，转瞬间就把加沙重建起来。除非另有仙女可把这些不卫生的街道一下子变成花园。
然而，没有发生奇迹。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打掉宿命论，齐心协力，加快行动，消除贫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答应的千万援款，看不见，摸不着；相反，穷困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亚西尔已经陷入圈套，对如此脆弱的和平所带来的不幸的圈套。
我沉浸在幻想与忧郁的思考中。电话铃响了许久我才接。是艾哈迈德·蒂比医生，像是从耶路撒冷打来的。我打了个寒战，不安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我本能地把左手放在肚子上，好像已能感觉到什么似的。我怀孕了。我期望有个孩子。喜悦、幸福马上要公诸于众，不再保持沉默了。秘密结婚，沉重多年，我太痛苦了。我在家中很自由，面对所有平民妇女，无须再受令人窒息的幕僚圈子的攻击或嫉妒。流亡岁月使他们变坏了。“务必告诉亚西尔”，我对蒂比医生说。
“别担心，他已经知道了”，医生答道。
随即一阵大失所望，阿拉法特的妻子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不能幸福地从丈夫的眼中看到分享喜悦的表情。而消息已为众多通讯社转载。如同每天晚上那样，我等到凌晨三点丈夫回来，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我感到他打心底里高兴，但却不表露出来。他对孩子的关心只是在谈到次日的远行时才间接地有所表示。对于我要不要陪他出访，医生们反对，我赞成，亚西尔则模棱两可。
在奥斯陆，拉宾和佩雷斯将由夫人陪同。1994年9月，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我未出席克林顿总统参加的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这一次，我本应该在丈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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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已经作出。第二天清晨五点，苏哈和亚西尔肩并肩坐在黑色装甲奔驰车里，驶往阿理什机场。两小时的行程，路况不好，车飞速行驶，戒备森严。一批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军车，一直护送着他们。实际上，在这条公路上发生暗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条路经过附近不少建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移民点。那里居住着的一些反对自治的以色列人，一直视阿拉法特为该死的血腥恐怖分子。同时还有与以军合作的阿拉伯村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哈马斯等他们随时竭力阻止和平的进程。以军士兵和巴方警察联合巡逻也未能及时制止数起血案，甚至在阿拉法特车队通过之前戒严的几分钟内，还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马车。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1）
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
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
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
我小的时候往往感到恐惧。用大门作个简单而充满象征的比喻。对于孩子来说，门是道屏障，外面很陌生，街上很可怕，屋内宁静，只有家中才安全。
一个儿童会很快懂得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状况，即使有父母在场时仍能感到这种状况。他注意家长的态度，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窃窃私语。感到父母保护不了你，才是真正的失望。我们的家门随时可能打开，一群荷枪实弹用蹩脚阿拉伯语大喊的汉子强行涌进。他们有权搜查一切，有时把你父亲或母亲带走。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白天晚上随时都会到来。这便是占领的法则。我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是因为自己亲眼所见，而且也相信儿童们的反应会得到所有触及同样情形的人的赞同，不论他们是属于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或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将他们吓倒。因此，我今天创立这个人道主义协会——《巴勒斯坦未来基金会》，正是要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力量。
孩子处于长时间的恐慌，并且无法表达出来，是大人世界的恶果；一个正常的儿童需要钟爱和信任。暴力造成了真正的心理创伤。当我五岁的时候，便懂得了这一现实。我发现存在两种世界，即：一个是我的，我家庭的，我朋友的天地；另一个是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的天地。
那时我们曾生活在纳布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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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布卢斯蜷缩在干河床和小山岗里，在蜿蜒曲折的公路转弯处。萨马里地区一派柔美景象，土地在日落时呈黄铜色，在中午的阳光下明显塌陷和发白。贝督因牧羊人蹲在路边，眼望蜿蜒的丘陵、种满橄榄树和零零星星开粉花的巴旦树和石榴树的山谷。
约旦的纳布卢斯是一个重镇，高处老城属于砖砌的房屋，拥挤在一起，只露出沿着山丘的梯形平台；而新城多为石砌的房子，并带有花园。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已成为因成千上万难民而扩展的城市，也是反抗以色列当局的骚动发源地。纳布卢斯具有反抗的传统，早在古代，罗马也曾难以将它制服。
特别是1967年以来，这里此起彼伏的事件是各种各样的事故、谋杀、扔手榴弹和妇女游行示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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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纳布卢斯市民都躲在家里；我家，塔维勒家；也一样。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以色列占领以来，支行经营濒于破产。母亲蕾蒙达·哈瓦·塔维勒，在家教育五个孩子，即四女一男：狄安娜、莱拉、苏哈、哈拉和加比，培养他们完全尊崇希腊东正教那样的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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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东正教隶属于耶路撒冷主教区的东方基督教。这一教派，于1054年与罗马教廷决裂后诞生，是东方最古老的教派之一。目前主教是狄奥多罗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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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一部久经战争、犹太人和穆斯林离散并重逢而又四分五裂的历史。约旦河西岸被占领以来，母亲和其他妇女们在养儿育女的同时，举起了巴勒斯坦事业的火炬。她们参与民族独立战争和妇女解放运动。蕾蒙达被誉为“纳布卢斯之花”，毫不犹豫地与东方形式主义社会抗争，因为妇女状况的滞后有时甚至比被占领更沉重。
关罢窗板及窗帘，我的父母按以色列士兵从高音喇叭发出的命令行事：“人人都要待在家中，严禁外出，全城戒严，违者开枪。”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2）
六天战争后的一年，与约旦的边界尚未封锁。一些驻扎约旦的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横渡约旦河，成功地潜入被占领土，与内应一起袭击以色列士兵，同时也搞出一些不利于百姓生存的恐怖行动。于是，巴勒斯坦运动完全重新整编，年轻人把依附于阿拉伯各国的老一代扫地出门。1957年出现了以巴勒斯坦大学生为首的新运动。该组织取名“法塔赫”。法塔赫渐渐壮大，1968年成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政治军事运动。法塔赫以亚西尔·阿拉法特及阿布·吉哈德和阿布·伊亚尔为首。
显然，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始于大起义是错误的。大起义是最为有效的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造反运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巴勒斯坦人民就已投身革命运动，打着东方集团在经费上和军事上所支援的第三世界所有组织同样的旗号。1962年，法塔赫运动初期，得到本·贝拉领导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承认，试图摆脱纳赛尔在埃及的控制，因为埃及军队占据加沙地带。阿拉法特及其朋友开始招兵买马，训练军队。1956年战争时，阿拉法特在埃及军中服役。其专长是：排雷和清除炸弹，这对后来他一生从事解放运动很有益。他凭着热忱和机智，与对“抵抗成员”大加同情的阿拉伯国家首都缔结关系，并在饥寒交迫的难民营里建立秘密联络点。游击队训练在约旦公开进行，并在被占领土上开始作战。
游击队对抗以色列人，受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抵制。侯赛因国王不赞成他们从约旦或在约旦领土上进行战斗。约旦河西岸1948年被阿卜杜拉国王并入哈希姆王国。因此，突击队行动时要表现出双重警惕性，即上前线迎击以色列军队，归来后要对付约旦军队；第一个突击队员曾被约旦阿拉伯兵团击毙。
***
我听见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在被放弃的街头，载满军人的吉普车和卡车占据了阵地。城市的各个出口都已壁垒森严。抵抗战士在拜特富和纳布卢斯向以军巡逻队投掷手榴弹攻击之后，以色列人施行传统的戒严部署。这次宵禁持续了三天。
夜晚和白天一样，以色列人向那些虚幻的目标扫射。他们的目的是要恐吓我们，表明要严惩我们。在纳布卢斯，从市场旁边的中央广场起，他们对全城进行了系统搜查。他们挨家挨户闯进去搜。他们的情报机构通报他们，要追捕的重要人物，即策划抵抗行动者，大概叫××阿布·穆罕默德，即阿拉法特早年的化名之一。他的名字大众还不太了解，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怀疑他在约旦河西岸领导游击队行动。达扬亲自主管这一追捕。鉴于以色列人采取手段的严厉性，我们深信在该区活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已变得人多势众了。
三天之后，在游击队员之中涌现出纳布卢斯“哈瓦什兄弟”。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第二天，以色列军政府按集体惩罚政策，下令拆毁他们家的房屋。这是贯常步骤，不可避免。对恐怖分子的父母和一切涉及留宿过恐怖分子的人都采取这一措施。因而在萨马里，1967年6月11日至1969年4月5日期间，有2635家房屋被炸毁。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卧在地上，害怕窗外打来子弹。我们不能出去。母亲借此机会给我们讲述巴勒斯坦的历史。使我们度过了害怕的时刻，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籍。现在去描述巴勒斯坦，简直就像一部小说中的故事。她的童年，是在1948年战争后形成的以色列社会中度过的；从1957年起，又在曼德尔鲍姆门那边流亡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中度过的。在叙述中，母亲试图向我们介绍以色列社会的两副面孔。一是镇压面孔，他的士兵凶狠。而我们要抵抗，要战斗；一是多元化社会面孔，尤其给予妇女更多的自由，这使我们羡慕。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坚定的，组织游行示威，抗拒军事长官的命令；不过，她最大的武器是新闻。她邀请记者和外交官前来了解占领者作威作福的情形。我们家当时成了会议室、报告会场所，对以色列左翼人士开放；这些人熟悉现实情况，反对使用镇压手段，愿意谋求和平解决冲突。
开会时，我们虽是孩子，但始终在场。我们一面听报告（这是一种政治培养），一面帮助端茶水、送咖啡和点心。有时来的人多，我们就在大锅里煮土耳其咖啡。母亲要给我们灌输两个基本价值观：我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要开放思想，抓住时机与敌人进行不让步的对话。这对我是一个艰难的磨炼，尤其是在母亲被约旦河西岸军管长官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并判坐牢四十多天的时候。随后数月，她又在家中遭到软禁。她反对占领，为巴勒斯坦的呐喊在世界上得到赞同。我们请客的热饮料和小点心越来多。数十位知名人物歇脚纳布卢斯，来到我们家中。他们之中接受对立辩论的有一批以色列议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先生同我妈妈进行过长时间谈话。他坚信要促使停战，开始相互理解，商谈和平。他来访那天，以军在我家周围部署了重兵。可以说这次倒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加强对戈德曼的保护，生怕此公遭绑架。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3）
纳胡姆·戈德曼是一位重友情、守诺言的人。1976年母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毫不犹豫地给他打电话，请他营救。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使我母亲尽快得以释放。
这样，我们家成为处于探索对话初级阶段的特殊地点，而这样的地点值得存在。只见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士中曾有以色列议员兼《这个世界》周刊杂志社社长乌里·阿夫内里、阿拉伯事务专家埃利泽尔·贝里、葡萄牙未来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哲学家埃贝尔·马尔库斯、弗朗索瓦·密特朗顾问埃里克·德·罗特希尔德、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夫瓦等。还有曾起草联合国242号决议的英国外交家卡拉顿勋爵。他的到来，由于我的缘故引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我好多次听说过242号决议，当时并不认为这个协议对巴勒斯坦有利。卡拉顿勋爵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我端着小点心走近，毫不犹豫地重复念着事前记住有关他与决议的话：“卡拉顿不好，不好卡拉顿。”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母亲和卡拉顿的交谈是平等而坚定的……
我们家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载满人的汽车停在家门口。他们都要看看这位巴勒斯坦女性。她更常常向以色列当局挑战，并通过媒体大力鼓动群众行动。
然而，母亲也受到不知情的巴勒斯坦同胞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她何以在家中接待那么多以色列“敌人”。在被软禁的大约四个月期间，她幽居家中，甚至不能到平台上看看太阳。我们全家难以忍受这种局面，随即发动了一场声援活动。她出不了门，大家干脆来看她。以色列当局为了控制来访者，专派一个巴方警察记下他们的名字。这警察若不造成堵车，便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警察是条好汉，不久便辞职不干了。当时，与其让他坐在我们家门口，不如请他进来喝咖啡；他喜欢看电视，爱看埃及味的连续剧《达拉斯》，不落下任何一集。巡逻的以色列军官见他不在岗位上，便来敲我们家的门；见他竟然坐在电视机前，还端着一杯咖啡，他们简直目瞪口呆了。
尽管有这些开心时刻，我们有时也会失去勇气，我们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年轻人的游行示威仍然遭到暴力镇压。往往是他们倒在以军士兵的子弹下。这些大兵都是同龄人，我们甚至偶尔接待过他们的父母。
记得那时一个小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约六岁……他的母亲曾是以色列左派记者，名叫娜奥米·加尔。她常来看望我们。两位母亲谈话时，我和戴维玩，这是他的名字。他亲切可爱，讨人喜欢。岁月流逝，后来我们离开纳布卢斯，迁到拉马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是亲爱的女记者朋友寄来的。信中告知我们，她的儿子已到约旦河西岸服役。对此向我们深表歉意。我承认，自己非常反感，想不到儿时一块玩的这个小戴维，竟然会在某一天游行示威时向我开枪！他母亲给我解释说，他不可能违抗命令，一方面，这封信写得动人，诚恳解释，尽量辩白；另方面，戴维身着军装，在我对面用枪瞄准我的样子浮现于眼前。他究竟想干什么？
对游行示威暴力镇压，且不提后来镇压大起义，曾激起以色列社会部分人们的真正抗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尽管有这些善良的感情，我们的兄弟姐妹却不容申辩地一一倒下。先向你伸出友好之手，转瞬间又朝你挥动他们的枪。对这些人惯有的两面性，我至今仍然反感。
第二部分爱在“克里荣”点燃（1）
一位聪明伶俐的金发女郎。阿拉法特眼里只有苏哈，希望她随时都跟在他的身边。苏哈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十分出色。幸亏，苏哈那双褐黑色的眼睛没有让阿拉法特忘记这次访问的缘由。他的重要沟通已达到原定计划。
在突尼斯，阿拉法特的战士受到热烈欢迎。
在距突尼斯城北六十公里的比塞大港口，瓦西拉·布尔吉巴夫人和政府成员亲临迎接满载数百名巴勒斯坦战士的塞浦路斯船只的到来。在场人群向他们表示欢迎，高呼与巴勒斯坦事业团结一致。然而，在船就要靠岸的时刻，一批突尼斯军人上船，收缴了巴勒斯坦人离开贝鲁特同意携带的全部武器。只有一些保安人员允许保留个人所持的枪支。
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等待着阿拉法特：他的军队分散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在苏丹、也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军营，远离战场。
他需要完全重新整编其军队，同时重组巴解组织的民事和财政机构。事实上，巴解组织具有庞大的国际管理机构，要向世界各地的人员发工资和抚恤金、助学金等。在贝鲁特，银行机制允许他能充分支配使用捐赠国和巴勒斯坦侨民提供的亿万经费。而在突尼斯，情况更为复杂。巴解组织因内部争吵而四分五裂，对阿拉法特的指责也纷纷而来。有的指责他把个人的战斗强加给巴解组织并使之陷入困境。
相反，并非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不会再受到以色列人的侵袭。事实上，1985年10月1日，数架以色列飞机凭借充足的空中补给，经过远程飞行，悍然侵入突尼斯城南部海滨小浴场哈马姆沙特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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