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节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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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自己周围做好事，你总是会有回报的。这种报偿，谁也不会给你，你将感到它来自你本身。给予你力量继续做下去的喜悦，才是真正的幸福。”　　　　
　　　　和这位圣女度过了几小时，我回来后充满勇气、力量和信心。她把她的毅力传给了我一些。这些年里，我曾有过疲乏与失望的时候，但仍继续深深地爱着阿拉法特。后来，我发觉他在变化，态度上、举止上显然在变，变得更冷静，不太烦躁；他对生活的看法，我觉得更温和了。我尽管很苦恼，但一直尽量克制自己，以免增加他天天如释重负的压力。　　　　
　　　　有时，当有濒于崩溃之感，我干脆马上前去巴黎，在我的家里待上几天。可是，他很快又把我叫回突尼斯。　　　　
　　　　保守我俩结合之秘，对于我非常艰难。每逢到巴黎短期逗留，我得尽量喜笑颜开，不使家里的人担心。始终不容易回答母亲提出的难题。她不明白我为何不租自己单住的小房子或套间。令人不愉快的谣传，随即使她对自己的女儿产生了怀疑。这使我首当其冲深受损害。然而，国家机密是承诺，不能打破。母亲一直老跟我提同样的问题：“到底你和阿拉法特之间有什么事情？跟我说真话！”


第三部分母亲的疑惑

　　　　为了了结阿拉法特和苏哈秘密结婚这件事，法新社1992年2月2日在一条消息中宣布：　　　　
　　　　“据可靠消息，本社获悉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已于一月份娶其经济顾问苏哈·塔维勒小姐为妻；她现年二十七岁，本信希腊东正教，现改信伊斯兰教。”　　　　
　　　　1990年，可谓中东动荡的一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激烈起来。两伊战争结束，科威特等海湾各国要求萨达姆·侯赛因所欠的债务得到承认，并如数偿还。事实上，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君主国，曾在财力上支持伊拉克对霍梅尼继承者之战。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战后变得软弱无力的国家的首脑，萨达姆认为，既然伊拉克为他们反对德黑兰的原教旨主义野心充当了挡箭牌，这亿万美元是阿拉伯君主国应当付出的代价。　　　　
　　　　这位疑心很重的独裁者，统率一支由西方世界和苏联提供备用物资装备起来的强大军队，对邻国毫不惧怕，妄图数小时内将它们吞掉。　　　　
　　　　自他政变上台以来，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绝对统治着国家。他是坚定不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把援助巴勒斯坦当做个人信条。受教于复兴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党的主张，他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看成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巴勒斯坦是最能激励阿拉伯世界民众的字眼。在其名义下，出于现时利益和区域军事平衡而招致犯下多少罪行……萨达姆相继帮助过阿拉法特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他还创建了完全置于他控制下的巴勒斯坦运动——阿拉伯解放阵线。其次，他接待并助长阿布·尼达勒恐怖主义组织，这个集团曾多次杀害赞成与以色列人对话的巴解组织委员和其他巴勒斯坦人士。早上是敌人晚上成朋友，阿拉伯世界日复一日便如此构成。　　　　
　　　　目前，阿拉法特在巴格达是“最受欢迎的人”。他定期住在伊拉克首都，与萨达姆关系密切，但与大马士革同巴解组织持不同政见者打得火热的哈菲尔·阿萨德的关系却很坏。　　　　
　　　　巴格达，神奇的名字，使人想起伊斯兰历代哈里夫的辉煌，《一千零一夜》，水手辛巴德。但是现实则更多像留着浓黑胡须和身穿秘密警察服式条纹装的男人们。巴格达的生活相当惬意。伊斯兰教宽容，沿河餐馆林立，地道的风味是“马萨佐夫”，即威士忌加烤鱼套餐。　　　　
　　　　这个完全长条形的都市沿底格里斯河两岸延伸二十来公里；此河在巴士拉沼泽注入幼发拉底河。美索不达米亚及其神秘文明和古代尼尼微和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一样，注视着巴格达及其动荡的现实。　　　　
　　　　1990年底至翌年，阿拉法特在这里举行过数次巴解组织领导成员会议。议题总是被占领土的局势，尤其与以军天天对抗的石头之战、大起义。同时，巴解组织还研究美国国务卿贝克提出的建议，他试图举行和会使阿以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重新推动和平进程。谈判重点商议巴勒斯坦参加和谈的形式：单独组团或加入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对伊战争后，贝克先生的斡旋导致了马德里和会的召开。　　　　
　　　　一批阿拉伯和西方的记者参与这些会议的报道，成为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热忱见证人。　　　　
　　　　应阿拉法特的请求，蕾蒙达·塔维勒紧急去到巴格达。当时，她本该返回被占领土，重新设立几年前被以色列当局关闭的新闻通讯社。巴解组织主席仅向她透露她的生命面临危险；他掌握确切情报，要她眼下不能回耶路撒冷。　　　　
　　　　在巴格达逗留期间，蕾蒙达听到有关她女儿的谣传越来越感到恼火；她很想提出这个问题，把情况弄个清楚。　　　　
　　　　究竟苏哈·蕾蒙达与阿拉法特之间发生了什么？　　　　
　　　　有好几种解释。首先是正式说法：出自苏哈和蕾蒙达。她们承认，在巴格达和1991年10月29日在突尼斯的两次见面时，蕾蒙达曾一再要求，务必使有关她女儿和阿拉法特关系上散布的不愉快的谣传停止。阿拉法特当时保证他俩是正式结婚的。塔维勒夫人于是要求拿出证据，证据随即提供给了她。开始两次暴风雨般的见面，则以互相道喜而告终。　　　　
　　　　非正式解释：据某些见证人提供、为以色列电台和世界几大报纸所引用的确切消息表明，蕾蒙达·塔维勒反对这一婚姻。美国作家阿兰·哈特著有题为《阿拉法特》的详细传记，便在“秘密恋爱，秘密结婚”一章中对此作了报道。　　　　
　　　　再则，见证者还称，蕾蒙达和阿拉法特之间谈话的语气相当尖刻。　　　　
　　　　在巴格达，一次晚宴上，她女儿与阿拉法特的结合可谓昭然若揭。但苏哈仍不承认她的秘密。而只有在突尼斯城，这桩婚事才最终得到证实。　　　　
　　　　为了了结阿拉法特和苏哈秘密结婚这件事，法新社1992年2月2日在一条消息中宣布：　　　　
　　　　“据可靠消息，本社获悉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已于一月份娶其经济顾问苏哈·塔维勒小姐为妻；她现年二十八岁，本信希腊东正教，现改信伊斯兰教。”　　　　
　　　　日期并不相符，但无关紧要，反正苏哈已经正式结婚了。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1）

　　　　二十点四十五分，利比亚雷达屏上再也看不见阿拉法特的专机。接着，再无任何无线电信号。警报拉响。阿拉法特的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　　　　
　　　　阿拉法特以突尼斯为基地，马不停蹄地出访，从一国首都到另一国首都。他总是原地待不住，况且，他远离战场，长久待在这里干什么呢？突尼斯热情地接待他，可突尼斯城不是贝鲁特。贝鲁特有热闹的大街小巷，海滨林阴大道。那繁忙的景象，伴随着一场场战斗，一个个阴谋。他在此缺乏行动。　　　　
　　　　然而，突尼斯城生活舒适，茉莉花茶，古斯古斯，“鱼套餐”，在细沙大海滩沐浴，吸引着阿拉法特的一些流亡战友及其夫人们。当地市民对斗争中的兄弟们的事业、革命表示完全声援，可却很少与逗留在那里的数千巴勒斯坦人接触。　　　　
　　　　突尼斯市中心居民区，掩映在布尔吉巴大街的数百年榕树下，沿街尽是花商。阿拉法特的战士们更喜欢门扎新区。他们更容易接受米蒂尔维尔法国中学分设的国际教育，把巴卜苏伊卡学生过多的学校让给突尼斯人。的确，突尼斯，像对待被浪打到其沿海岸边的外来人那样，能够很好地接纳他们，并使他们同化，使他们失去个性。已有几桩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通婚仪式，在希尔顿或阿布·纳瓦斯等大饭店举行。　　　　
　　　　如同吉尔巴岛—洛托法热人岛上的尤利西斯及其同伴们，阿拉法特希望不久将从海上返回地中海东岸。阿拉法特的王国是巴勒斯坦，不是荷马史诗中的伊塔克王国，忠贞的珀佩罗珀一直苦等着丈夫，一位足智多谋、历经千难万险的人物。突尼斯尽管汽笛声声，不过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海湾战争的后果对阿拉法特是惨重的。在他拥抱萨达姆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君主撤销了向巴勒斯坦事业提供的援助。巴解组织处于财政拮据之中，官员的工资好几个月未支付，已有人起来指责阿拉法特的独断专行。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自马德里会议已经展开，可是越来越不受巴勒斯坦的传统反对派——哈巴什的“人阵”或哈瓦特迈赫的“民阵”战士们的欢迎。其次，阿拉法特现在又遭到自己“法塔赫”运动内部温和派的抵制。他们认为和谈一无所获，却旷日持久，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为对付大起义，以色列镇压仍然强硬得很。巴解主管大起义的阿布·吉哈德1988年在突尼斯遇刺身亡，接着军事将领阿布·伊亚德和阿布·胡勒1991年又遭杀害。阿拉法特不得不独自执掌本组织的兵权。他不再信任任何人。在阿拉法特的大事记本上记录有：1992年4月9日星期四那天，在朱古达大街召开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大会险些出现混乱，他险些成为少数派。　　　　
　　　　与每次重大会议前夕那样，阿拉法特以极大的毅力周全考虑，喜欢显得不露声色，而是继续不倦地工作。但诽谤者们要当心他的严厉反驳。　　　　
　　　　上一周，他抵达的黎波里与卡扎菲上校会晤。本周一，他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同军政府首脑奥马尔·哈桑—贝什尔举行会谈。在突尼斯会议之前，阿拉法特需要确信其队伍的忠实程度。他的士兵们在贝鲁特分散后驻扎在好几个穆斯林国家，如在苏丹或在大漠深处。他们条件艰苦，无声无息地生活。　　　　
　　　　阿拉法特非常喜欢去见他的士兵们，同他们一起吃饭。他在他们之中重新过简单的战士生活，这像是给他服了兴奋剂，犹若再生，使他回忆起黎巴嫩一场场战役的艰难时刻。他吸取了新的力量，去对付巴解组织中的“政客们”。他放心了，知道他的战士们即使迷失到天涯海角，始终相信他，对巴勒斯坦充满信心。这是他从戎以来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的老战士，编制精良、纪律严明的部队。可谓在任何情况下为他而战的忠诚军队。　　　　
　　　　4月7日，星期二，晚上，约七点钟。阿拉法特离开喀土穆返回突尼斯。他乘坐的飞机应飞越利比亚上空，并在库弗拉绿洲作技术停靠，以便加燃料。在几内亚比绍注册的飞机是安托诺夫—安26，俄罗斯制造，有两个螺旋浆发动机，性能安全可靠，广被使用。驾驶员中，两个是巴勒斯坦人，一个为罗马尼亚人。在喀土穆起飞前，他们请巴解组织领袖为日前一起拍摄的留影题字，等送阿拉法特到突尼斯后，他们再飞回非洲。那家私人航空公司拒绝承担其他飞行任务。　　　　
　　　　阿拉法特在始终带有最神秘色彩的出访中，可按其需要使用阿拉伯国家一些元首或巴勒斯坦富商们提供给他支配的飞机，其中有一批在非洲地区。　　　　
　　　　起飞时，一切完全正常。机上十二三人，除了三名机组成员，有阿拉法特及九位保卫人员。飞行期间，利比亚雷达报告，整个地中海有强烈的沙尘暴，库弗拉机场不能使用。沙旋风卷，全无能见度。驾驶员决定改朝南飞行，距库弗拉三百余公里，飞到萨拉赫机场。无论如何必须降落加油。沙暴险些使飞机像翻煎饼那样，而且几乎完全堵塞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造成飞机无法控制地下降。　　　　
　　　　二十点四十分，的黎波里航空监管处收到如下信息：“喀土穆—突尼斯特殊飞行，无法降落。萨拉赫机场，争取临时着陆。”　　　　
　　　　二十点四十五分，利比亚雷达屏上再也看不见阿拉法特的专机。接着，再无任何无线电信号。警报拉响。阿拉法特的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　　　　
　　　　在突尼斯城，托泽尔街39号，开始了焦急不安之夜。苏哈和阿拉法特的婚事得到正式承认刚刚三个月，便独守空房。噩耗传来，世界震惊。巴解组织要求美国和法国提供救援，寻找飞机失事地点。阿拉法特夫人房子的二层小办公室兼客厅异常安静。她已被众人遗忘。在大多数巴解组织负责人眼里，她算老几？新婚夫人的地位不过刚刚正式化而已！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2）

　　　　我在这处房子里已被遗忘，犹如寡妇，无依无靠。身边无一人，没有接到一个对我表示安慰，问我是否需要点什么的电话。仅有一人例外，就是我丈夫的发言人顾问巴萨姆·阿布·沙里夫。在突尼斯城，我发现我对他们分文不值。我信得过又正确对待我的，只有法鲁克·卡拉米和乌姆·吉哈德。　　　　
　　　　我躲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兼客厅里，独自祈祷，企盼传来消息，传来奇迹。许多挂在墙上或作为装饰摆得明显的阿拉法特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付出何等艰巨代价的这一婚姻，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他最喜欢的照片有：他自己二十三岁时在开罗的青年照，即1952年为巴勒斯坦事业向纳吉布将军递交用血署名的请愿书的那张；纳赛尔1967年六天战争失利后在他客厅里留影，身边有阿拉法特、阿布·胡勒、阿布·伊亚德和法鲁克·卡拉米，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阿拉法特穿军装在贝鲁特街头，阿拉法特与战友阿布·吉哈德及其勇敢的夫人乌姆·吉哈德。有阿拉法特在联合国讲台上演说照。当然，还有阿拉法特和我一起的精美照片。夜深了，仍然毫无音讯。我一直在收听各个电台的广播。我得知密特朗总统同意法国及其军事机构参加寻找阿拉法特的任务。　　　　
　　　　忽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尽管我非常不相信预知力，但在这种时刻，不管什么主张只要给我以希望，真巴不得能抓住。我在自己的小办公室坐定，到处分放着阿拉法特个人的东西。我把自己平时戴的金项链放在古兰经袖珍本上当做摆锤，开始企盼起来。我从法国周刊《巴黎竞赛画报》里挑了莱迪迪父亲的照片。坠摆一动不动。而当我把坠摆放在阿拉法特的像上，不仅动了，而且摆动很大，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如此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坚持，坚持希望，不过我心里思量，要理智地对待。几分钟后，我改用戴高乐将军的书作同样试验，封面上有他的照片。摆锤在阿拉法特相片上晃动，而在戴高乐相片上却不动。我该从中看到一个迹象，并坚信吗？我想，必须继续祈祷，要祈祷。我进入一种半睡眠状态，即第二状态。可听得见连接丈夫办公室保安的步话机，时不时错过少有的、依然相同的信息：“没有什么新情况。”　　　　
　　　　宣布阿拉法特死去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被占领土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深夜全都走出家门，放声大哭，高喊阿拉法特的名字。国际上各大国首都，开始研究将招致中东大震荡的这一空白所带来的后果。在耶路撒冷，沙米尔满意得不住地搓手。　　　　
　　　　4月8日，星期三，朦朦胧胧中不觉黑夜已去，白天来临。我仍然匍匐在地。九点钟，电话铃一响，我猛地站起来去接。一位军官向我宣布：　　　　
　　　　“找到了，他还活着！”　　　　
　　　　听罢，我放声哭了，号啕大哭，哭个不停。他还活着，我的恐慌心情顿时消退了，但仍处在被打击之中，甚至连站都站不住。　　　　
　　　　几分钟后，电话又来了。难以置信：是他的警卫员，一同从喀土穆上飞机的。他简单说了一句：　　　　
　　　　“很好，他想跟您说话。”　　　　
　　　　话音很远，不过真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仅问他一声：　　　　
　　　　“您好吗？”　　　　
　　　　“别担心……”　　　　
　　　　于是；我又泪如雨下，等着挂上电话。我冥想：“何等奇迹，简直神了！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他，我也需要他。”那时刻，他只与三个人联系：他在开罗行医的兄弟法蒂，法鲁克·卡杜米和我。　　　　
　　　　我还在哭泣，其他电话开始不停地打来。大家都欢欣鼓舞。日前见不到的人，现在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我。昨天晚上，还被孤独地遗弃在家，而今天一早，客厅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起阿拉法特一再跟我说过的话：　　　　
　　　　“必须严于律己，要锻炼吃苦耐劳精神。不论困难或后果如何，决不被吓倒。”　　　　
　　　　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有也门总统，他提议为我提供飞机去利比亚。　　　　
　　　　在大漠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阿拉法特后来给我作了详细描述。当时，完全没有能见度，飞行员决定临时降落，请求阿拉法特坐好。而他要坐在驾驶室里。最后，他同意坐在机舱后部，由警卫员们护着，组成人墙似的。　　　　
　　　　机舱内噪声响得厉害。大风猛刮，机体像麦秆似的震荡直下。快接近地面时，驾驶员即刻明白要救乘客，只有一招：不能平贴着陆，只能先俯冲。他们三人便选择牺牲自己，把生的机会留给阿拉法特。　　　　
　　　　飞机撞碎成好几段。机组成员还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他们伤得实在太重，眼看就这样死去。真是勇敢的汉子！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3）

　　　　飞机残骸下，阿拉法特仅受撞击，仍有知觉，甚至清醒得很。他的几名警卫员全都受了伤，不过还活着。他们立即组织相互救助。黑夜已降临，暴风仍在刮。荒漠非常冷。他们用残骸及坐位碎片烧火取暖，同时赶跑远处号叫的野兽，尤其是鬣狗等。阿拉法特保持冷静，把自己的大伤口包扎好，便将所带的抗生素分给每个警卫员。每当出访，他总在小手提箱里放一些药品。这次去喀土穆前夕，我觉得这些药已经过期曾要他将他们统统扔掉。多亏全都留了下来。而在礼服的一个口袋里，他甚至还找到自己喜欢的糖块、儿茶。　　　　
　　　　整个通宵，他们都在祈祷，一直念古兰经。天蒙蒙亮了，救助队赶到，把他们的物品收好，将他们从萨拉赫护送至的黎波里。失事飞机是在距军事基地七十公里处坠毁的。　　　　
　　　　阿拉法特当时最怕的是，以色列当局先于利比亚发现他们，并派战机轰炸他们。幸亏丝毫未出现任何这类情况。　　　　
　　　　在突尼斯城，家中继续人来人往。这一事件，又一次给我以忠告，是针对虚伪的胜利。第二天，巴解组织执委会几位人士前去的黎波里，我也同行。利比亚人见一个金发女郎同下飞机感到有些奇怪。我旁边有乌姆·吉哈德。　　　　
　　　　在医院，阿拉法特躺在床上，两眼红肿，头上包着绷带。我立即求见医生，了解他伤势的确切情况，并检查包扎正确与否。我这样照料他，不免有些难堪。而可怜的他处在打击之中，还来不及说一声我是他的妻子。我宁愿让他好好休息，因为在沙漠里度过了一夜，特别是经受这样的空难，他变得虚弱了。可是办不到：数十位人士竞相拥进他的病房，都想拥抱他，其中有卡扎菲主席和利比亚政府成员。大家都希望和他拍照留念，认为他是被显示过圣迹的人物。他大难不死，他们看到了真主显灵。　　　　
　　　　我守在他床头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亚西尔要求回突尼斯。可谓凯旋归来：官方隆重欢迎，侍卫队，奏国歌。本·阿里总统和大多数突尼斯领导人都在场。约有二十分钟，他不得不站着接见巴解组织委员们、突方人士和各国大使等。至于我，并不想乘机站在他的身边，不希望人家说什么“瞧，她利用这次失事树立个人威望”。我只等到随后与受伤者一起下飞机。我拒绝去荣誉大厅，但阻止不了记者争先恐后涌来，要我具体谈谈他的健康状况。　　　　
　　　　随后，阿拉法特的摄影师给我送来三位遇难飞行员的照片。亚西尔一看照片，放声哭了，说道：“他们是为我而牺牲的。”　　　　
　　　　我希望安排数小时紧张的活动之后让阿拉法特好好休息。不料当天又有电话通知：“萨布拉和沙蒂拉烈士子弟们”要来看望他。这是阿拉法特收养的一百五十个孤儿。我表示反对，说道：　　　　
　　　　“不行，太晚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非常累。”　　　　
　　　　“一点不累，叫他们来吧，”亚西尔回答，“我想见他们。这是我的孩子们。他们都靠我啦。不要使他们失望。”　　　　
　　　　我于是叫人只把最小的孩子领来，有十五个，完全是亚西尔自己抚养的。　　　　
　　　　十五个顽皮的孩子来到别墅里。他们到处跑，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叫着，笑着，跳上他的床，要他和他们一块玩。然后，他们异口同声，央求允许他们睡在那儿，在他的旁边。他表示赞同，转而对我说道：　　　　
　　　　“你去准备床吧！”　　　　
　　　　“怎么可能呢？只有两个房间，把床放在什么地方？”　　　　
　　　　“不成问题，他们是战士，可以睡在地上。”　　　　
　　　　我的丈夫显得特别精神，而我却筋疲力尽。我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同时很想让他也放松一下。我给领队使了个眼色，试图找个借口让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