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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桥文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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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把讨论的结果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口号）
今天，将由张春桥同志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布置当前的任务，会上要宣读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草案，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用。
张春桥同志的传达，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因为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还是作为内部传达来讲的。现在我们就请张春桥同志作报告。（口号、掌声）
张春桥：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口号）
现在街上有一个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去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到北京的。（掌声）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口号）。而每一次的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关心的，使得我们非常感动，你们知道我们两个人，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感到是光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去的，是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口号）
毛主席对于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会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一接到这些文件他很快就看了，而且很快地就决定了向全国广播。在这次谈话里面，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讲了一下这一段历史，比如说，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那个时候，他讲，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了，工人组织起来一百万了，本身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的情况，甚至于还问了一些市委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问到，比如象一些细节他都晓得的，他问，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到了码头吗，那现在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呀？我们告诉他说，当我们陪康生同志到码头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主席说，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的上海部队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好的创造、每一个革命的行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解。我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的关心，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的革命群众来说，对我们上海人民是最大的光荣，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口号）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但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市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我想下面来分别地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夺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想讲的多一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了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风暴开始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解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就其任务和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政权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 〃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 〃 ，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口号）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对我们上海旧市委、市人委这个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号，上海市二兵团，他们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其他四个单位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一次。那么他们夺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就到市委、华东局，把大印抢在手里，就以为这个印拿到手就算权夺到了，但实权呢？根本没有夺到！恐怕在座的同志也根本不知道。他夺了权，那么应该可以发号施令了。而我们不知道，夺算是夺了，但是他说了话没有人听。（口号）市委的权是这样子，华东局也是这样。我现在讲的华东局机关也夺好几次了，但现在你说权夺到了没有呀？我看也就是这样，占了几间房子，还有些人就强迫魏文伯、韩正义签了字，要点东西，找个汽车什么的，这些东西大概得了一点，别的东西得不到呀。好比我们在上海工作，没看到他那里对我们上海也没有影响。所以，我看劝夺华东局权的那些人还是不要夺了吧！要夺你也要搞三结合，而你又没办法三结合，这个事情将来会专门跟他们谈，我在中央也讨论过一下，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我现在是讲一个市委、一个华东局机关，其他单位，同志们，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有很多局、有些县、有些区、有些企业、工厂，夺来夺去谁也没夺下来，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这个大联合，几个单位、一个单位、两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来的！那种夺权那种小联合的夺权只能够产生小团体主义。这儿有一个单位去夺权，夺了什么呢？只夺了个印刷厂，以为这个印刷厂就算我们单位的了，人家再来印东西就不给印。这样的夺权，我说是一种小团体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怎么能够属于一个小团体呢？如果那样子的话，这是小团体所有制，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口号）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点，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些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末，我们现在都懂了，就是都懂得要大联合夺权。大联合夺权还不能够完全说明，道理还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在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三结合。（口号）三结合，同志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说大联合，并不在于有多数的群众团体都参加了。当然，凡是革命的组织应当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不只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而是说，如果缺少另外两方面，只有革命群众组织而没有解放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末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夺下来也不巩固。所以主席这次对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学习主席的指示，考虑了，想了这个事情，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恰巧碰到山西的同志、山东的同志都在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同志汇报的一天我们参加了，山东的汇报那天我们就回来了，没有能参加。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山西当然十分明显了，有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那根本夺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省委，山西省委反动透顶，而且已经准备拉武装呀！搞了那么一些便衣特务，发了枪，给刘格平同志领导夺权的领导班子来了个（不清），就在他住的房子对面就有两个特务，有枪，枪口就对着他的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的，只要他们没夺权，再过两天这些现在出来的领导干部就要都被捉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站在革命派这一边，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这些手里一根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了。刚我们念语录不是念了主席的这句话：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的。又要讲夺权又没有军队，那怎么行呢？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那时候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夺的权夺回来，那还要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没有领导干部、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因为群众，它只要是采取革命行动，它必然要有干部。比如说，有那末一个革命造反派，或者建立一个战斗队，总要有一个负责人，不管名字叫什么，大家说的，有的叫 〃 服务员 〃 ，有的叫 〃 勤务员 〃 ，因为大家有些人不喜欢这个 〃 长 〃 字，他不愿意叫战斗队的队长，不管叫什么，因为总要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现在我们要夺权那总得有干部，无非是有新的干部、有老的干部，有新的过去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还有那些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的领导班子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不管他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又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贡献，让他马上在一个城市，比方上海市，或者一个省，象江苏省，交给这样一些工人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去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这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那困难还更大，这个道理用不着多解释的。比如说，好多工人造反派、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里面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可现在马上交给你们，你们有困难，现在，就说象我吧，我总算做工作还做了一些年了吧，现在你说要我负责上海市的工作、全市的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我过去没怎么管过，我这个经历并不那么宽，现在，一大堆问题就摆在面前。过去，有的时候，我也顶多参加了一些讨论，但是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碰过，没有摸过。经济工作、生产、工厂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业，知道一点也不多，象财政税收这些事呀，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向同志们讲，我从来没有兴趣！我过去对有些文件送到我跟前来我都不想看。好多事，零碎知道一些，也不多。本来嘛，这种感觉呀，譬如说，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也担负着很重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也不相称。但那时候，有些事都觉得好办，到最后有些问题不好办了，就跑去找柯老，跟他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办了。自柯庆施同志一病倒，六四年一病倒，六五年去世，那时候我们就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挑不动了，这个担子突然往我们身上一加，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一个人没个地方商量了，担子一加挑不动，那末，何况现在是面临的任务哪，比哪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多了。那么一个普通工人同志、学生，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还要多。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总是……，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 〃 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 〃 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 〃 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 〃 ，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 〃 青年同志很有希望 〃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 〃 三结合 〃 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人，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三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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