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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衙门-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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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3）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 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45两，前文引过一首《十得歌》， 第三句谓“三十俸银领得”，那就是佐杂的定额了。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 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 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 没 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一千几百 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 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 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 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 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 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 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 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 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NC021记》卷14）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 以来州县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这一点，我们将放在本书 的第七章里分析。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1）
东汉桓帝时，冀州发生大饥荒，“盗贼群起”。朝廷特命范滂为清诏使去那里按察州县 吏治。范滂的专车刚进入冀州境内，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州县官员，“望风解印绶去”。这 叫啥？这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后汉书》作者在《范滂传》里特地写上这一笔，意在突出传 主 的清廉和气势，但是读者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会儿州县衙门里官员主动离职不当回 事，类似的事例，在《后汉书》、《三国志》这类正史中还可找出好多：有的县令因为公事 棘手，偷偷溜了；有的县令同情复仇杀人者，干脆和他一起跑了。还有更可笑的：赵咨当东 海相，上任时路经荥阳，这里有个县令曹NC034和赵咨是熟人，特地等候在道边想拜见 一下。赵咨 让车子赶紧驶过，曹太爷“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 ’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后汉书·赵咨传》）这就难怪 赵翼在《廿二史NC021记》中感叹，“法网亦太疏矣”！
哪一张“法网”太疏？行政法。
其实，早在秦代，国家就有专门用来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秦简中的《置吏律》、《 效律》等，都属于这一类。汉承秦制，还增添了不少内容，只不过还嫌太疏阔而已。到了三 国时，行政法网收紧了。魏国的长陵县令吉黄听说老上级赵温死了，赶快跑去京城奔丧，即 为司隶校尉钟繇逮住，责其不该擅离职守，依法处死。相同的法规，在吴国也制定过，哪怕 是死了父母，也不得随意去奔丧。有个大孝子孟宗，也是县衙门里的正堂，听说母亲死讯后 ， 拔腿便跑，俟丧事办完，“自拘于武昌听刑”。大臣陆逊替他求情，讲了许多好话，这才减 死罪一等，另受活罪，还再三申明下不为例。（引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从晋朝开始，行政法正式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称作“违制律”，唐朝时又叫“职 制律”，此后历代相沿袭，条条框框越增越多。即以擅离职守这一条来讲，别说自说自话解 印去职，就是跑出县境也不许。苏东坡当杭州太守，道出南京，徐州学官陈后山越境去见他 一面，马上便被人弹劾。当然，杀头是不至于了，但都要挨棍子。杜甫《赠高适》诗云：“ 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杜牧《寄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 中治，鞭捶身满疮。”都说明那时州县衙门里常有县太爷请佐NB032官吃笞杖的事发生 ，诸如 超编制用吏、执行公务稽留、应该值宿不到、赴任超过期限、应该请示而未请示、向上司提 出违法要求，等等，都会在臀部上给你留下印记。假如是县官违制，上一级衙门又可以请他 吃 杖，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秘书长）时，曾请县令李太简受杖二百下，几 乎活活打死。事 实上真打死的也有，唐宪宗时，安吉县令孙懈就是被观察使韩皋杖死，事后对韩皋的处分仅 仅是罚一月俸料。《宋史》记明镐知并州时，衙门里的官员多是纨绔子弟，常因渎职或不称 职，被明大老爷打板子。直到南宋理宗时，才下了一道诏令，谓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 加杖责。看起来那会儿好多州县官员的臀部上都挨过笞杖，连皇帝都觉得太过分了。金元两 朝，打屁股的风气更盛，州县正堂违制的，由朝廷派出“天使”来“监断”，就在衙门里打 给大家看，打完后，再让你继续坐大堂当官。洪皓曾出使金朝，在《松漠纪闻》里记有这样 一件事：他来到河阴时，主簿出来做接待工作，说是县令卧病，临时由其代理。两人交谈时 ，主簿一直站着而不肯坐下。再一打听，原来这个衙门解送军饷误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 其他 人也受此罚，主簿屁股上已起了疮，不能坐了。照作者猜想，那一段时间里，河阴县的许多 官员必定都是站着办公的。倘凑巧有个专治臀疮的郎中来到这儿，肯定大发利市。
明朝的“廷杖”是有名的，午门前也常常打死京官，遑论州县？最著名的一次是 明英宗 时，山西左参政王来一口气打死十个违制不职的七品县太爷，创下“吉尼斯”纪录。不少人 听惯了“刑不上大夫”，岂知这些“小夫”们还是免不了挨挨棍棒的。当然比较起来，又尤 以秩外杂职辈享受这等政治待遇的机会更多些。
接下来说说州县衙门中官员的任期。南北朝以前，久任地方的事例极多，习以为常，似 乎并没有什么任期的规定。从隋朝开始，中央集权的意识在统治者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体 现在任官制度上，就是州县正官三年一迁，佐NB032官四年一迁，免得养成尾大不掉或 搞起独立 王国的后患。这个措施基本上一直传承到宋元。变化也有，但至多只是任期时间的上下， 必须调换则是大趋势。任期一满，就得离开，去京师或者回老家，再候机会参加选任。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2）
明清时，州县官员从制度上讲也有任期限制，但为了鼓励廉政以提高地方吏治质量，常常 让那些受到绅民拥护或称赞的官员，特别是正官，一直在衙门大堂上坐下去。如明初时嵩州 知州吴祥，还是明成祖年间上的任，一直做到明宣宗年间，足足干了32年，竟死在任上。又 如遵化知县李信，也是一做27年。清朝时，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陈汝咸放 做漳浦知县，一 做便是13年，后来朝廷调其改任南靖知县，漳浦绅民闻讯挽留，竟把八字衙门围了起来 ，最后他只好化装成巡逻的 骑士，偷偷溜走。不过这些都是开国初期吏治比较澄清时的现象，到后来难得看见，还是通 行三年一换。
三年一换或四年一换，并不意味着提升，多数只是转来转去。有的朝代根据考核情况， 把官员从小县调到大县，便算是提级奖励了；也有的朝代搞调剂，缺分苦的州县和缺分肥的 州县之间，经常对换。《西湖志余》中记有一事，发生在宋朝：参知政事王钦若罢相后出守 杭州，某日属县官员全来参衙，见一钱塘县尉苍髯白发，步履踉跄。王钦若很不高兴，想骂 他几句后劝其自动辞职，谁知一问下来，这个老县尉竟是和他同年登第的进士。叙旧之余， 老县尉写了首诗——
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原没两般风。
南宋时胡颖在湖南提点刑狱，有过一篇命令年老知县靠边站的通知，谓：“王知县年龄 已暮，精力已衰，而投身于繁剧之地，其以不职得罪此郡也宜矣”，处置方式是另委人暂代 ，“王知县且燕居琴堂，坐享廪禄，弗烦以事，惟适之安，岂不美与！”（引自《名 公书判清 明集》）他没权力罢老知县的官职，可是有权力叫人退居二线。不过“燕居琴堂”只 是过渡，只要他同时往中央一参，老王卷铺盖的日期便不远了。
以上两则事例，在古代州县衙门里都不乏普遍意义。追究原因，一方面是州县官难得升 迁及制度导致；另一方面，也是多少人才误在科场上的表现。科举择官，看似平等竞争的人 才招聘，但录取名额有限，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往往是好不容易才熬出个“清流”出身， 发须已见黑白杂 交了。拿郑板桥来说，44岁才中进士，50岁当范县令，范县任满又调潍县，前后近12年，已 是花甲老人，还有啥升官指望？再如冯梦龙，57岁才考取贡生，61岁放做寿宁知县，做完一 任已近65岁，如果落在前文讲到的胡老爷眼里，就是第二个“王知县”了，还不如趁早回家 ，继续他的通俗文学创作活动。
可是对于广大平民知识分子来讲，几乎又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尽管州县官的出身资 格如前文所述，多至十几种，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大多数种类都是给有势有 权或有钱人家子弟留着的。父兄当官的，子弟从小就有当官资格，根本用不着去科场竞争， 一入宦途就是“少年新进”，升迁的时间余地自然要大得多。比如南朝时规定士族20岁就可 以当官，寒族子弟要满30岁才能试吏。这都是中国官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顽症，结论 就是：熟读诗云共子曰，不如有个好阿爹。
打破任期限制的，还有一种特别禀赋可恃，就是抗疫能力。西南地区有瘴，当 地人不 成问题，但按照籍贯回避制度，在那儿州县衙门里勾当的官员，一律是外乡人。外乡人水土 不服，哪受得了？因此这里的俸禄总是比别处优厚得多，略如“地区补贴”。可尽管如此 ，依旧经常缺官。据宋人方勺《泊宅编》说，凡是派到那里去出公差的官员，都不敢逗留， 甚至在界外移文索牍。那么在里面做官的人呢，就坚持喝外头运来的泉水，据说瘴疫主要通 过这里的水质传染，倘用铜盆贮水，须臾颜色呈黑，故处瘴县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 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泊宅编》卷3）有免疫能力的人 ，就叫“有瘴县 令”、“有瘴主簿”之类，可以超限期地久任下去。这风气一直流传到清代，乃至吏部唱名 时，名单上竟有“有瘴”注释。这就是说，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可以服从国家需要，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然，反过来这也可以作为惩罚官员的一种 措施。北宋时新旧党争，纠缠多年，大抵一派得势，另一派就被赶到地方上当州县佐NB03 2之类，“有瘴”之地常常是轮流接纳两派谪人的“风水宝地”。
最后该讲一下官员考核了。考核制度据说源起西周。秦汉时对州县衙门的考核内容是“ 上计”，原来衙门里都有日常工作记录，叫计簿，增加了多少户口，开垦了多少荒田，抓 获了多少 盗贼，收进了多少钱谷，全要记录在案，加以汇编，供上司考核。《汉书·萧育传》上说 ，萧育当茂陵县令，在年终考核中，排在同郡县令中的第六名；另有一位漆县令郭舜，计 簿上的成绩更差，被郡守责骂。萧育上前去为他讲情，郡守大怒：“你也不过考个第六，勉 强合格，倒还有心思替别人讲情？”即要他自己去郡府中有关科室接受审查。萧育不睬，科 室里的办事员过来拖他，萧太爷按住佩刀威胁说：“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竟准备 当场辞官。据《汉官解诂》的注家胡广说，东汉时州县官员考核犹如过关，常发生县令印绶 被没收、县丞县尉被缚责的事。足见当时考核之严。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3）
魏晋南北朝时，考核制度逐渐完整化，晋时考查州县官员的标准共五条：一曰正身，二 曰勤民，三曰抚孤，四曰敦本，五曰修人。唐朝时对州县官的考核叫“考解”，带上衙门工 作记录去京城受考，自己先写好自我鉴定，在同僚中当众宣读，接受大家评议，每个人都得 这样做，颇有点衙门工作评议会的味道。这些鉴定连同评议意见送进京城后，由吏部考功司 对照衙门工作记录作出最后评语，优奖劣惩，还发给“考牒”作为凭据。以后任期满了，是 调官是升迁还是降职，要参考这些“考牒”。
考核又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一般标准是 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非）懈；具体标 准依工作性质而定，比如县丞主簿一类，要考赋役增减，县尉要考 抓盗贼多少，学官要考授课时间等。宋朝时也很重视考核，州县官由考课院考，京朝官由审 官院考，统称“磨勘”，意为检验复核。任满候选的人，得老老实实地把考核评语填写在“ 脚色”上。“脚色”就是个人履历的俗称，大约含有“你是什么脚色”的意思，上面有多种 项目，如姓名、籍贯、年龄、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那会儿有新旧党争背景，新党 当 政时，你得填上“不系元祜党籍”，旧党得势时，最好作一个“不系蔡京、朱、王等亲属” 的说明（《朝野类要》）。接下来就是有无奖惩记录了，如系惩类，又得 说明哪些是属 于工作上的错误，哪些是属于品行上的问题，哪些是属于政治上站错队的性质。沈括在《梦 溪笔谈》里写过一件事，很耐人寻味，说是福建有一剧贼叫廖恩的，聚众剽掠，干了许多杀 人抢劫的事，后来被招安了，也有了做小官的资格，和同等次的官员一起参加考核选任。当 时在座的有几十个人，个个填写“脚色”，都少不了有得罪受惩记录，“皆理私罪或公罪， 独 （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这里所云“出身”，系指 “进入仕宦”的 意思，即“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犯过一点错误”。试想州县下僚，事务繁 剧，过失在所难免，一进入考核记录，便成为“脚色”中的斑点，倒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者，反而清白无瑕。廖恩的这份“脚色”，不仅是对考核制度本身的一个绝妙讽刺，也形 象地证明了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乃是中国官场的古来传统。所以这又伴 随产生出另一个传统：官员们赴考时，都求“中中”，安保禄位便是满足，这就叫“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
宋人文集中，保留有一些领导给下属考核时写的考语，兹引录一则。乃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 庭坚的父亲黄庶任知州时，为舞阳县尉某人写的考语——
舞阳大约地广，他盗往往囊囊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 （指接受考核的舞阳县尉）捕得之，或杖或徒，或黥或弃，其亡者一而已矣。夫如是，非才焉 固不能。其考可书中。
县尉的主要职责是抓地方治安，这位舞阳尉任职一年，逮捕并依法处理了一批窃盗，有记录 在案的逃掉一个，上司给他的打分是“中”。
明清的考核前紧后松。明代时州县官三年一考，谓之“外察”；清代时州县官也是三年 一考，谓之“大计”。明清官场上贿赂风气较之前代益盛，这种“外察”、“大计”到后来 全流于形 式，保以“卓异”或特参“贪酷”的，都是主持考核者的人情或相反。比如《金瓶梅》里官 任掌刑副千户的西门庆，五毒俱全，坏事做绝。因为舍得花银子，自下而上一级一级贿赂， 得到的考语居然是“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 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于是由副千户变成了正千户。此外，甚 至也同大挑知县一 样，竟有看相貌身材走过场的。清人赵吉士著《寄园寄所寄》中有一则故事：德化县令应履 平任期满后，赴吏部参加考核，文优而其貌不扬，不得列为上等；老应气不过，写了一首诗 贴在吏部门前——
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
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糨得硬绷绷。
考官制度连同封建社会官场本身，都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京朝皇权分割
清代“同光中兴”期间，有个被排为与曾（国藩）、左（宗棠）、 胡（林翼）、李（鸿章）等齐 名的大官僚，叫郭嵩焘，常能发表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言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 、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 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
郭嵩焘所云，特指京朝皇权的分割情况吧？确实，胥吏而能把持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 门，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确实是在清朝。但若把这个问题“下放”到州县衙门来考察的话，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朝各代的州县衙门，几乎都是老爷和胥 吏共天下。
苍王信徒萧王子孙（1）
宋人叶梦得著《石林燕语》记，宋朝时官府中的书吏，每至秋天必醵钱酬神，“问其何 神？曰‘苍王’。”苍王，就是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书吏另有“刀笔小吏”的通称，常 任差事就是动笔杆子做记录、迭文案和算账目，按照中国古代“百工技艺，各祀一神”的规 矩，仓颉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许多官衙的正门里向这一边，中间都挖有一个小木龛，里面 供一个小神像，人们管他叫“不动尊佛”；其实佛典里并无这位“不动尊佛”的座次，这是 书 吏们对苍王的又一种尊称。为什么要用“不动”呢？原来书吏们最担心被官老爷罢斥撵走， 要想老赖在衙门里不动，全靠恭恭敬敬地侍候苍王，求他老人家保佑了。
和门板背后的苍王坐像配套，历来州县衙门里又有所谓“衙神”供奉，叫作“萧王堂”。 在第一章里曾介绍过新官上任，照例要拜“衙神”。其实拜“衙神”最勤快恭 敬的不是官老爷，而是书吏们，从渊源上看，“衙神”是属于他们的。所谓“萧王”， 就是西汉时的首任相国萧何，萧何是秦朝县衙门里的书吏出身，从此天下州县书吏都自认是 他的徒子徒孙，有这么一位名垂史册的祖师爷，大家都觉得挺自豪。
这算闲话，一笔带过，现在该来说说这班苍王信徒萧王子孙们的本来定义了。首先，在 古代官场中，吏是一个可以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理解的概念。广义的吏即所谓官吏，是 官的概念。狭义的吏则专指在官府中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他们和当官的基本区别之一，就 是无论品秩多么低微的官员，总是处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层次的负责地位上，因而总有一定程 度的决策权；而吏则不同，从制度上讲，没有任何决策权力。本章所谓拜苍王供萧何的吏， 就是这种狭义上的吏。
其次，吏的出身、选拔、任用、管理和前途等各项，即所谓吏制者，与官制完全不同。 先讲出身吧，哪怕是品秩极低乃至未入流的杂职官，都有所谓“一命之荣”，照例是君主任 命或吏部除授，列入政府正规编制，并可依法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同时也受到诸如籍 贯回避 、京察大计等制度的约束；但吏则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政府雇用人员的性质，特 别是州 县衙门内的吏员，一般均从地方上拣取“有德”、“有才”的人充任。“有德”的标准是循 良无过，“有才”的标准是书写计算，选取的方式则是由“耆老”公议或考选纳赀，因此一 落入实践， 大多是为地方上的绅富所把持了。《汉书·高帝纪》说刘邦曾“试吏”，应劭的解释就是“ 试用为吏”。他的泗上亭长这个职务，在秦末又叫亭吏。这位刘三的品行，无论如何够不 上“有德”吧？照样成了吏的一分子，反过来那位煞有介事读点书儿的韩信，则以“家贫 无行，不得推择为吏”。人们由此可知古代政府的阶级色彩同样通过吏的选用得以强化，亦 可把州县衙门的吏员从某种程度上认定为地方绅富豪强势力的代表。文学形象里，《水浒传 》 里的郓城县小吏宋江就是现成的一个，他老子宋太公便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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