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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散文集之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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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上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六军气盛，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举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大军发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城中人皆股栗”，叛军个个发抖。
“诸将请即攻城，上不许。敕谕高煦，不报。复遣敕谕之曰：‘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又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告以福祸逆顺，“于是城中人多欲执高煦以献。”
牛逼这么久，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假一天，“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班师之后，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上大怒”，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积炭于缸上如山”，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余怒未消，朱高煦诸子也被下令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亲征，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由此，也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文 / 梅毅
“……他们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怀表，边走边思虑，就连吃饭的时候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看着商业新闻，没有任何闲暇。”——这是当今商品时代中国大都市人的真实写照吗？不是，这是疯掉的天才哲学家弗思德里希·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人刻板、紧张、乏味生活的抨击——可以想见，虽然科技呈几何级极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的智能生活竟长达百余年没有任何称得值道的本质进步。“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为疯狂所毁坏，饥渴困顿、浑身赤裸、歇斯底里！”由此，艾伦·金斯堡才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垮掉的一代”名义发出如此哀痛狂野之声。
在浮躁、喧嚣的时代，在处处皆是“宏大叙事”充斥语境之中，既无“兼济天下”的进取心，又乏“独善其身”的保己术，只能模仿袁枚大才子的楹联来进行自我安慰：“不作公府，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因此，读书、鉴史、写作确实让人往往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愉悦。
萨特曾不无嘲讽地讲过，“世界上只有四件事情是‘高尚’的，第一是爱情，因为这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其次是旅行，因为旅行者蜻蜓点水地从一个社会走入另一个社会，最完美地体现着寄生现象；第三就是文学艺术，恰恰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费品；有时战争也算，因为战争无限地消耗人和财富。”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如此解构，生出醍醐灌顶的苦涩之余，顿感“人生忧患识字始”，但面壁十年又非福，心中水火，真不知如何从根本消融得。至此，再悟“生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夫复何患！”一拍脑袋，不知不觉又陷入虚而又玄的哲学深井。翻来覆去，我终于明白，作为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偶然性的个人，太深入自己的内心绝非一件好事。因此，我才会怀着一种飞蛾扑火的恶意把自己掉入故纸堆中，在浩瀚无尽的史海中畅游，以此无聊之事，遣此有涯之生。
人生蹭蹬之余，当然出世、读史、写作都可称是诸件快事。殊不知，写作有时也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麻烦。数年之前，我一篇名为《赫尔辛基的逃亡》的小说在北京一家大刊物登出，而且由当时印数三十多万份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一时间读者反应热烈，好评如潮，笔者也有洋洋自得之感。未曾想，总会有人伺伏暗中，对号入座，这篇当时影响甚大的小说竟于不经意间得罪了当时地方一位上升势头正猛的行业内“官人”，他一句“此人绝不可重用”的叮嘱，果真“掷地有声”，让我数年间都可领略到波谲云诡的时世里青年人是多么容易在有意的“关照”中沉沦其间。近年以来，此位“官人”运势急退，已经逐渐淡出行业，我有形无形中感到的压力也日趋减轻。虽如此，间或一年半载，我还会听说此位已经半退隐的、在香港作“富家翁”的官人在酒席宴间仍旧会以我为谈资，大讲当初他如何义薄云天“救我”的奇异经历，确实也让我打过不少次“喷嚏”。恰如白头老妇于一帮盛华佳丽面前炫耀其寡居旧贞，只能在往昔荣光回忆中咀嚼快意，而失落之态，尽曝于洋洋之中，悲夫！虽然politician的翻云覆雨之术诚能博人一晒，但细细回首思之，即使孔圣人之“臧氏之子”，往往实收令狐绹于李义山之效！
遥想东坡先生当年，因“乌台诗变“东窗事发，老夫子被逮入狱，“州郡望风，遣更发率，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你好读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辈如此！”惶怖可怜之状，虽出自笑语，犹可矜怜。回思我的“文学生涯”，也似一梦秋风之中，数载之后，凛凛犹寒。
偶读寒山拾得问对，心中顿有开悟彻然之感——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贱我，我当如何处治乎？”拾得曰：“暂且忍他、避他、由他、耐他、让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作为读过书、阅过世、吃过亏的“知识分子”一员，其实理想中的生活无外乎如下情景：“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间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描画理想言易，真正居世则难。无五柳先生数亩薄田，采菊东篱望南山的生活只是幻想；缺倪瓒大师亿万巨资，攒蝴蝶轻翼做如厕便垫更是痴人梦呓。
平素出差休假，与散落各地的昔日同窗好友相见，大多数人皆因工作酒食和忧心忡忡而累成了肥胖的中年，那些昔日眉目之间的疏秀英挺皆为庸常老成所替代。当然也有不少可称“富贵”者，叹息之余，哥们之间也纵言“仓鼠”和“厕鼠”的艰辛以及“臣妾意态间”的种种辛酸。偶读明人袁宏道信札，其苦恼于诸位腾达同窗如出一辙：“弟（指袁宏道自己）作（县）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如妓，治钱谷则苍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与丘长孺书》）有见于此，可见活得都不容易。
记得有则寓言：有人看见上帝整天用泥土捏人，又用手把捏成型的人摁碎。循环往复，无有停歇。于是，此人便问上帝：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上帝思之良久，哭了，回答说：不做这个，我更会无聊啊。可见，连上帝都会无聊，况我等凡人乎！这，也许是常常把“关门即深山”当成诫训的蹈距之人聊以自慰的借口。无聊复蹭蹬，观史论书确也能想出些名堂来。
有一阵子，众人皆推崇西洋人以及身在西洋的国人论史，尤其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热卖后，《剑桥中国史》系列又大行其道。为了趋时，我不免也托人从国外弄回一套原作，由于对自己水平的历史知识水准心怀惴惴，还从书店买回一套汉译本准备参读——只是译本真的佶屈聱牙，恰似香港高级金领们撰写的汉语章程，还不如研读原文来得明白。随便翻看《剑桥隋唐史》，很快就发现一处硬伤：
“618年，他（隋炀帝杨广）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杨坚）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之父宇文述原姓破野头，役属鲜卑俟豆归部，后依从其主人改姓宇文氏，与北周皇族宇文氏根本不是同宗。而且，史书只记载“擒帝于（成象殿）西阁，送至幕下缢杀之”。不知杀于浴室之说，洋哥们是从何演义而来。知一叶而知天下秋，洋人们的错漏籍此可见大概。此外，在电视上看见我崇慕久之的大才子李敖“讲古”，此位爷也信口雌黄无遮拦，大讲唐朝徐敬业割腿上肉给关在狱中的单雄信吃。割肉于股之事确实有过，不过男主角是徐敬业的爷爷李世勣，当时李世民要杀单雄信，曾经与单雄信是吻颈之交的李世勣在狱中割肉示信与之泣别。……多闻广见如李敖，也有这般疏漏，失望之余，也生出几分窃喜：自家的史学功底确实不差，还可以给众位中外大家、专家纠错呢。
真正萌发写历史随笔的念头，源于我一位好友文华的怂恿撺掇。文华此友，虽小我几岁，然生性任达，土木形骸，颓然自放。在他“日积月累、著作等鸡”的“鼓舞”下，我牛刀小试，网上发帖，天涯网“煮酒论史”竟也博得不少喝彩之声，《隐蔽的历史》一书终于问世，并且销路不凡。矜持之余，倒真是激发了一阵子写历史随笔的热情，并达成此本新书的写就。观无尽涟漪，当思最初一粒玉石。在此，谨表达我对文华老友深深的谢意。虽长久以来皆为酒肉良朋，仍可披襟箕坐，肆言无隐。此外，吾友赵君亚明，翩翩浊世佳公子（已胖）；李君鸣钟，如履薄冰谨慎人；田颇仁兄，胸无机心仁厚长者；李辉仁兄，洋洋洒洒实学才子；刘兄志才，俨然长者阅世多；江华仁兄，清华才子尽坎坷；吴兄永和，知命练达散朗客；马兄建军，坦荡刚竣英武人（已废）……——诸君茶余酒后，教诲有加，谐揄之间，受益实深，加之皆交非势利，心犹澄水，于此物质时世，诚属难得，特表我忱忱谢意！
“一日未尽人生路，一日错信路漫长”。这是李小龙之子李国豪位于洛杉基墓地上的碑铭，而立之年过后，寻章摘句之余，乍读这两句言浅意深的文字，恍然之间又感黯然。
深圳灿烂的南方阳光，总会在每个晴朗的上午从墨绿色的巨型玻璃窗射入办公室，在我桌边的一角映出一块鲜明的光影。暂时忘却奔淌着泪水的深南大道，可以看见远处的许多摩天高楼静静地闪着光，再望远眺就是界河那边香港绿意葱葱的丘陵，起伏跌宕，绿意如滴。所有这一切，这一刻，这瞬间的景像、气味、光影，甚至我闻到南国阳光的香浓气味，都似乎是重复的，此情此景我在从前的某个时刻完全经历过，那么熟悉，那么普通，都又那么令人产生稍许的怔忡。自少年时代起我就常常产生这种幻觉一般的恍惚意念，特别是在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时刻这种重复生活的感觉会忽然凸现，活生生的，仿佛曾经，令人迷离。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写过一本小说叫做“Timequake”（《时震》），讲的是宇宙间奇妙的“故障”，因时空的瞬间收缩，时间一下子倒退了数十年，人们又重新生活一遍，只有极少数人保留着未被抹去的零散记忆，感觉到“重复生活”的熟悉与迷茫。当然他的小说是虚构，但他一定也会有我这般的幻象才会诱发他写出这部小说。只要仰望星空，想想宇宙之大，想想平素懒得去深究的哲学，世界和人类的荒谬就会令人脑仁发疼。我们总是轻视蚁蝼，还有朝生暮死的蜉蝣，可蚁蝼和蜉蝣是实实在在的，以我们的肉身能感觉它们实实在在的“存在”。Being，etre，存在，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理智的干扰它们变得那么模糊不定，即使是证实了物质存在的客观意义，即使我们相信人类在更高一级的智慧生物眼中无异于蝼蚁，那么宇宙类似“时震”的交叉错位使这种瞬间的真实感又立刻消失殆尽。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以前的文字，以及以后的无数人写下的千百亿文字不仅是抽象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类终究消亡，世界终究消亡，宇宙（我们所处的）也将在五十亿年后完全被黑洞吞噬。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想来那么深刻又那么可笑的悲伤，我又忽然发现人类具有无比巨大的勇气，面对无尽的虚空，我们如此勇敢，如此无所谓，如此义无返顾地吃、喝、拉、撒、繁殖，创造历史，书写历史，如此认真，如此玩世不恭，如此坚韧不拔，这需要多么不凡的承受力和深刻的幽默感啊！
是为跋。
锦绣蓉城藏帝家，只是凋零似落花 文 / 梅毅
——前蜀末帝王衍与后蜀末帝孟昶
平素无聊，喜欢翻阅古画帖，特别是对那些工笔人物、禽鸟、阁台，尤为注意。观五代画家黄荃的作品，形神兼备，笔法纤密，构图巧妙，用意精湛，使人对这个公元十世纪生活在成都的画家兴趣顿生。仔细研读黄荃的生平，发现这位画家竟然大半生都生活于被中国文人称为“季世”的混乱黑暗的五代时期，而且作为御用画家侍奉过前蜀王衍和后蜀孟昶两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君王。
王衍、孟昶与南唐主李煜和宋微宗赵佶一样，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耽花湎酒，终至亡国，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都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无论诗词歌赋画文，皆臻至逸品和神品之境。
相传，前蜀后主王衍得到唐朝画家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上面画钟馗正用右手食指剜出小鬼眼睛准备当小吃的场景。王衍也是内行，他自忖，如果把钟馗描画成用大拇指剜出小鬼的眼睛，效果可能会更好，更显衬出钟馗的昂然气势。黄荃受命后，回家琢磨，怎么想怎么不对，皇上的旨命又不能违背。无奈之余，黄荃就重新画了一张钟馗用大拇指剜小鬼眼睛的画，然后，他把两张《钟馗捉鬼图》一并奉给王衍。王衍大为不解，忙问黄荃为什么不在吴道子原画上面修改。黄荃答道：“观吴道子所画钟馗，整幅人物的气力、眼神、筋骨皆落于右手第二指上，如果改为用大拇指着力，原先的人物姿态一下子就散掉了，整幅作品就会丧失原有的人物神采和光芒。而为臣我画的钟馗，人物力道着于大拇指，以此奉上，特供参考。”王衍琢磨一番，大为称赞，遂成一段画坛佳话。
此外，后蜀末帝孟昶，与这位黄荃大画家也有一段“艺术交流佳话”。后蜀广政七年（公元944年），南唐与后蜀结为“友邦”，送来六只江南特有的白仙鹤。喜爱丹青文辞的孟昶忙命人宣黄荃进殿，让大画家为这六只仙鹤图形写真。黄荃落笔如飞，浓点淡染，不大功夫，六只仙鹤或理毛、或整羽、或唳叫、或翘足、或惊恐、或啄苔，“体态鲜活，有愈生者”，喜得后蜀末主孟昶大叹不已，把作画的偏殿也命名为“六鹤殿”。画幅悬于殿中，这位皇上朝夕临视，流连不已。
于黄荃而言，可幸也可悲！可幸的是，两个君王皆是彬彬文士，品画作诗的高手，言语谦谦，和蔼可敬；可悲的是，两人都是盛世亡国之君，只知沉湎于“艺术”，不知体恤政情民意，真个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丹青”，其结果，皆是国破家亡，命丧人手！
前蜀末帝王衍
说起王衍，不得不交待他老爹王建。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此人隆眉广面，状貌不俗。但王建年少时是个远近有名的无赖之徒，以杀牛、偷驴、贩私盐为生（很像黄巢，不过规模不如黄巢大，文化修养方面更比不上这个给唐王朝致命打击的强盗头子），当时，邻居都送给王建这位“混混”一个绰号：“贼王八”，可见当时他是多么地讨人憎厌唾弃。后来，赶上唐末乱起，王建也趁机投军，从小兵做起，渐成队将。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奔逃于蜀地，恰值王建当时为都头，与忠武军将领鹿晏弘一起西迎僖宗，喜得苍惶如丧家狗似的唐皇如捞救命稻草，号王建等诸人所率军队为“随驾五都”。大太监田令孜（当时任十军观军容使）也收王建为养子。唐僖宗还长安后，王建一下子跃为御林军宿卫将领。
僖宗光启元年，大将王重荣和大太监田令孜争权夺利，兵端又起。王重荣举大兵直攻长安，唐僖宗依旧又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向凤翔狂奔。
光启二年，僖宗又逃往兴元，任命王建为“清道使”，背负玉玺以为开路前锋。一行人跑到当涂驿时，栈道被焚，王建冒死牵控僖宗御马，从浓烟中一溜小跑，刚刚奔离，身后栈道轰然蹋断，落入万丈悬崖之下。夜晚露天宿营，唐僖宗枕王建膝方能安眠。半夜醒转，悲从中来，这位荒唐半辈子的帝王忽然被眼前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所感动，解身上御衣赐与王建。
兵乱稍息，大太监田令孜觉得自己在皇帝身边不安稳，就以皇帝名义下诏，自己委派自己去给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同母兄弟陈敬瑄当“西川监军”。当时王建正拥军在外，带着一帮八千之众的亡命之徒四处攻城掠地，这让陈敬瑄很忧虑。田令孜知道此事后，对陈敬瑄说：“王八吾儿也，派人召他来可为我们效命”。
王建闻召大喜，忙选精兵二千奔往成都。骑兵到达鹿头关时，陈敬瑄又后悔“引狼入室”，派人阻止王建。王建大怒，也顾不得什么干爹田令孜的情面，攻破鹿头关，取汉州，攻彭州，大败陈敬瑄五万兵，俘掳万余人，横尸四十里。陈敬瑄惊吓过度，亲率七万兵与王建相持三个多月，双方久攻不下，互有胜负。此时，唐僖宗已死，有名无实的唐昭宗连忙派人谕和，又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替换陈敬瑄。唐廷又分邛州、蜀州、黎州、雅州为永平军，拜王建为节度使。
陈敬瑄当然拒绝听命。唐昭宗命韦昭度和王建一起讨伐。韦昭度是个文臣，没什么本事，数万兵马在他指挥下，向陈敬瑄发起数次攻势，皆无功而返。王建趁机让韦昭度回长安继续作他的“太平将相”，劝说“师久无功，您远在蜀地又没什么好处”。
韦昭度迟疑不决。王建就派遣军士把韦昭度从长安带来的一帮师爷亲兵一骨脑抓住，在军门内捆上，碎剐了下酒。然后，王建自己冲进帐内禀报韦昭度：“军士饥饿，正需这些人当饭吃！”韦昭度这种京官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差点拉一裤子，马上把符节等等拱手相让给王建，单人匹马慌忙离开四川。待韦昭度离去，王建派兵把守剑门，四川由此同中原完全隔绝。
转回头，王建集中注意力收招陈敬瑄、田令孜两个“瓮中之鳖”。很快，资州、简州、戎州、邛州等诸多州府相继降附，王建包围成都。无奈之下，陈敬瑄与田令孜开门出降。王建先把干爹、干叔囚于雅州，不久就派人把这有老二的干叔和没老二的干爹都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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