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就是宋史-第15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轻的皇帝惊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才能让他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47）
（2009…11…12　17：18：44）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轻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48）
（2009…11…12　17：23：57）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49）
（2009…11…13　17：05：16）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0）
（2009…11…13　17：28：47）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顾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
这个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君子中的君子欧阳修的推荐。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1）
（2009…11…14　17：25：15）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个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
依此说来，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一篇上报于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2）
（2009…11…14　17：27：12）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材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己经去世，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任职史馆，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我们以后细讲。这时有另一件事己经发生，它与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己经故去，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符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心性极其坚忍，并且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与老苏、大苏截然不同。以官场成就论，苏轼比弟弟差太远了。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一篇采访
（2009…11…14　17：32：38）
中国图书商报有篇采访，借机说出了自己对历史写作的一些看法。试与朋友们勾通，觉得我的看法怎样。
1，媒体把好玩、有趣、诙谐等历史写作方式形容为历史另类写作，您对另类写作的定义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种所谓的“另类”，之所以显得和从前的历史书不同，只是多了点代入感，比如用词的现代化、生活化、口语化。让读者觉得平易些。
如果一定要说“另类”，它应该定义在写书的环境与从前不同了。
现在的作家，尤其是草根类写手，他们可以自由地写出自己的感悟，不会像前辈们有诸多的限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和老一辈人截然不同。
不同的观点，造成了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这样的产物，就是现在市场上出现的鲜活、大胆、入情入理，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让他们产生共鸣的作品。
至于定义，是没有定义。这正是这一代草根写手们的可贵之处，自由发挥，写出他们所想的东西。
没有定义，是最大的定义。
2、选择用这种另类写作的方法来写史，当时的初衷是什么？您的写作标准是什么？
从前我不知道我可以写历史题材，就像卡夫卡不知道什么是小说。我一直记得某一天，在书店里看到易中天等人的作品，实话实说，我觉得书上的内容，甚至写作的风格，都是我和几个历史同好平日里闲聊的东西。
如果这可以成书，那么我想我也可以做到。呵呵。
至于我的标准，就是不要停留在调侃历史的层面上。历史不是故事，它是学问，它是教训。可以轻松地说，但不可以调侃地去写。尤其是宋史，它是中华民族的大转折点，有太多沉重的东西在里面。
轻松平易只是让读者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绝不是我要的结果！并且，一定要注意，历史写作，尤其是现在阶段里，有一种非常恶劣的风气。那就是把刻薄当才气，把调侃当幽默。
我可以点名，就以袁腾飞为例。回顾国破家亡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时代的讲师或者写手，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态度。我们是回顾，绝不是嘲笑那时的人和那时的事。
3、草根写作以其另作的写作方式受到读者的追捧，而成为历史图书市场的一支生力军，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身为这种写法的一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只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立足于平易、轻松、幽默等以前所没有一些元素上。
这是种新鲜感，一但它消弱、淡化，之后又会怎样？它一定会因为大众的熟悉，而变成过去。到那时，一个命题就会摆在我们的面前。
“轻松幽默之上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不然中国的历史题材的书就没有前进的方向。
说到这一点，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的历史学者们任重道远。还处于对读者的扫盲阶段。
大家还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知道，才有现在众多的普及型读物的出现。这些问题都在我的心里盘旋，我力求在自己的书里解决它们。我想，我找到了些东西。它会在我的宋史书里体现出来。
4、历史类图书火爆的原因是什么？
新鲜、热辣、敢于直言、勇于直面当年的事情，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原因。
5、历史阅读能提供读者什么？
是人写出的东西，带有最平实、最真切的理解，让读者感同身受。
6、您觉得历史书是否可以进行另类写作？
只是相对的另类，与之前的相比。历史是进步的，每一天都有新的资料被发现，它会颠覆、改变之前的结论。我们的价值观念等也在逐步变化中，这对怎样理解同一个历史事件也产生出不同。
所以，每个时代相比于以前，都是另类的。
明天，明年，后年，等等，都会永远的另类下去。这个世界是动态的，历史同样如此。
7、历史书另类写作的底线在哪里？
历史不同于其它任何题材形式，它是一个民族的印迹，它必须是神圣庄严的，不管你要用哪种形式来表现它，必须要尊重它。
所以它必须得有底线。
具体到现在来说，我呼唤读者们的良知和尊严，那是我们先人的事迹，我们要认真地听，就算是作者有意识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尽量写得幽默风趣。也要能分出来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非常讨厌的。
就像前面所说的，刻薄不同于才气，调侃不是幽默！
现在所谓的另类写作仍然没有成熟，它需要有水平，最重要的是有良知、有同情心的写手们来完善，更需要一大群成熟的，有水平的，富于良知和义愤的读者来维护。
历史属于